追尋紅山文化足跡，探源中華文明

　　長城外邊也是故鄉

　　追尋紅山文化足跡，探源中華文明

　　去年夏季以來，隨著良渚文化遺址入選世界遺産，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話題再一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在此情形下，同樣在申報世界遺産、同為中華史前文明的紅山文化，也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誕生紅山文化的遼西地區也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追尋地。

　　長城以北，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1929年春，河南省安陽洹水岸邊的田野上，一群身著粗布衣褲的當地農民，在一位頭戴遮陽帽、脖纏圍巾的中國學者指揮下，正在對殷墟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主持這次發掘的中國學者叫李濟，因1926年參加了山西省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而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由李濟主持的這次安陽殷墟考古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轉捩點，它確立了商文明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地位——整個東亞地區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文明。

　　通過對安陽殷墟等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李濟認識到中華文明起源絕不限于商代，起源地應該在中國北方、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並呼籲：“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裏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文明起源研究是個世界性課題。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國外學術界多認為始於商代晚期，以殷墟遺址為標誌。經過包括李濟先生在內的中國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中國田野考古發現與研究已經證實中華文明形成早于商代，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經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與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叢德新研究員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應從探索先商文化入手。那麼，先商文化的源頭在哪？叢德新認為，從安陽往北，到遼西地區去尋找先商文化的範圍，感受遺存的厚度、堆積的厚度，那裏會給我們提供很重要的證據。

　　地處長城以北的遼西地區過於古老了，在這裡舉目遠眺，可以看到一片片墟城。在這片土地上，半乾旱大陸性季風氣候為中華民族保留下先民們近萬年來生生不息的活動檔案。

　　位於老哈河下游的興隆洼遺址是遼西地區距今約8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因“興隆洼文化”命名地而蜚聲中外。走進這個先民村，就會被那秩序井然、佈局嚴整的村落結構所震撼！

　　環村的界壕足以抵禦敵人的偷襲和野獸的侵擾，秩序嚴整的房址如同當代人的村鎮規劃。村落中央的大型房址，可以容納百人聚會議事。沒有一定集約程度的耕作、採集和漁獵業，是難以維繫這樣大規模村落生存與繁衍的。

　　厚胎夾沙灰褐陶、磨光處理的石器、鑲嵌精美的骨器和人面像，證明這裡的先民們已經跨進新石器時代的大門。還有那令人嘆為觀止的玉耳環，不知曾挂在哪位遠古美人的鬢邊。這個村落是氏族社會向部族轉化的重要轉捩點，社會的第一次大分工已經基本完成。

　　從興隆洼文化到趙寶溝文化，遼西先民們在陶器上的作畫已經到了令抽象畫大師們瞠目結舌的地步。飛揚靈動的神鹿、遨遊太極的神鳥、多維的構圖，流暢純熟的筆法，使人難以想像這是約7000年前的藝術傑作。

　　進入紅山文化時代，遼西地區的先民們終於把新石器時代推向一個輝煌的極致。豬、鹿、蛇集于一身的原始龍形圖騰，成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代代傳承的人文精神；廟、壇、冢匯集一體的建築格局，奠定了皇權社會最早的原始人文秩序。

　　紅山人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紅與黑的色彩；長于農業耕作，留下無數精美的彩陶器；首創下開山鑄銅的先河，勾雲形玉器，馬蹄形玉筒，三連孔玉璧，胎兒狀玉龍……不斷的考古發現，向人們傳達出令人身心悸動的文明資訊——大約在5000年前的遼西地區，誕生了一個神秘而又高度繁盛的古國。

　　大甸子遺址，是遼西地區近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面積7萬平方米。城內有居住房址和宮殿遺址，墻外有圍壕，圍壕北側外為墓葬區。

　　1974年至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這裡進行了4次考古發掘，清理墓葬804座，出土1200余件精美的陶器、玉器、漆器、骨器、銅器、金器等，其中包括中國最早的金屬貝幣。遺址內還發現了中國建築史上最早的豎向錯縫城墻壘砌法……

　　所有這一切表明，夏家店文明已由紅山文化的古國時代進入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方國時代，為中華國家的“原生形態”起著一種規定性的奠基作用。

　　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

　　20世紀初，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就注意到了位於遼西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城東北的那座褐紅色山巒。

　　1922年至1924年，法國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發現了2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1930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輾轉到達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

　　1955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在他所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裏，首次將赤峰及周邊地區發現的諸遺址稱為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發現近百年來，特別是隨著遼西地區東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發現震驚世界，紅山文化所覆蓋的遼西地區成為中華民族更老的老家追尋地。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報》率先刊發消息：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找到新線索，遼西發現5000年前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址。考古學界推斷，這一重大發現不僅把中華古代史的研究從黃河流域擴大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而且將中華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曾先後主持了東山嘴、牛河梁等紅山文化重要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他説：“如今30多年過去了，以牛河梁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一個實證，已經取得共識。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説，紅山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是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20世紀80年代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剛露頭時，就明確提出的概念。所謂“直根系”，即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源頭地位。它不僅具有初級文明誕生的基本要素，還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蘇秉琦認為，中華文明應該有超百萬年的根系，一萬年的文明起步，二千年的中華同一實體。人類的文明是在不同的時空中多個源頭匯聚起的長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介紹：“紅山文明形成于紅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紅山文化時期已出現中華文明傳承至今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

　　伴隨著紅山文化田野考古調查、發掘材料的不斷積累與深入研究，現已確認在紅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梁大型埋葬和祭祀遺址以及興隆溝、那斯臺、哈民忙哈等不同規模的聚落遺存為代表，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已進入初級文明社會。這意味著紅山文明已正式形成，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中原地區古代文明互相影響、融合發展。

　　紅山文化歷時1500餘年，是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其主要標誌有三：一是以建築、玉雕、陶塑為代表的高等級技術能力的出現；二是等級制度確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獨尊一人式的王權確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

　　內蒙古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院長孫永剛教授認為，紅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會管理體系是神權和王權的統一，而以種植粟黍為主導的成熟旱作農業體系和發達的漁獵經濟傳統，也助推了紅山文明的誕生與發展。紅山文明核心分佈區所在的內蒙古敖漢旗，就是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地，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通常來説，文明起源有三個標誌：文字、金屬和城市，但這是西方的標準。著名歷史學家張光直不這麼看，他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點——西方是以技術和貿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是通過人與神溝通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連續性文明”。

　　劉國祥説，西方的這一標準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比如瑪雅文明、十八王朝以前的埃及文明沒有出現城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沒有文字等。因此，不同地域間文明化進程和特徵不一，判斷標準不可人為硬性統一。未曾中斷的精神成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

　　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質層面成就，但更應該重視其精神層面成就，這是我們判斷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核心標準。紅山文化時期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觀念發展成熟，並且有相應的物質文化遺存，這就是進入文明社會門檻的一個重要標誌。

　　“甚至你會發現，紅山文化的精神理念離我們很近，五千年的文明並不遙遠，我們當代人跟祖先是心靈相通、傳承至今的，中華五文明就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可以斷定，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紅山文化已進入文明社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劉國祥説。

　　一部中國史，半部玉文化

　　“人猿相揖別，幾個石頭磨過”。

　　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打交道最多的還是石頭。在諸多石頭中，人們選擇了玉石，並有過一個追求玉器比今天的人們追求黃金、汽車、豪宅還要神秘、瘋狂的時代。

　　中國著名文物藝術品鑒賞家、玉文化學者岳峰説：“在學術界理論界有過這麼一個概念，就是‘一部中國史，半部玉文化’。中國的玉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文明進程中一個沒有間斷的文化載體。”

　　考古證明，中國的玉文化就起始於8000多年前的遼西興隆洼文化時期，而紅山文化時期的玉石加工，已經到了令今人嘆為觀止的程度。在沒有金屬器的時代，先民們已經把鑽、刻、磨、割工藝用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認識，早已普遍應用到玉器的加工中。

　　劉國祥説：“紅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多，玉雕技術取得飛躍性進步，雕琢和使用形成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玉禮制形態，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誌。”

　　玉龍的出現是紅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龍圖騰的玉禮制形態的重要證據，紅山文化玉龍造型分為C形龍、玉豬龍、鳥形龍三類，玉豬龍對商周時期蜷體玉龍的造型産生直接影響，為中華龍的本源。

　　紅山文化時期最重要的玉豬龍發現，要數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豬龍。這件由村民張鳳祥1971年修梯田時發現的玉豬龍，一開始並未引起重視，直至1984年才被確認是約5000年前由紅山人精心製作的、國內首次發現的“中華第一玉雕龍”。

　　這件玉龍呈鉤曲形，高26釐米，通體磨光，墨綠斑斕，姿態盤曲騰躍，頸上揚起一長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勢若淩空，那形體恰似一個“C”型，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龍”字。

　　郭大順介紹，紅山文化玉器中的龍造型已定型化，玉雕龍與商代玉龍在造型上一脈相承。他説：“紅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規範化的特點。與之相關的，是紅山文化特殊的埋葬習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現象是唯玉為葬。”

　　學者王國維釋“禮”字的初型為“以玉事神”。紅山文化“唯玉為葬”的習俗和祭祀遺存的規範化以及崇拜禮儀的制度化，是禮起源於史前時期最為典型的證據。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新全説，誕生於遼西的紅山文化玉器很有特點，對於中華文明幾千年的這種文脈傳承有開山作用。特別是C形玉龍造型，一直傳續至今。

　　劉國祥認為，中華民族愛玉和用玉傳統距今已有8000多年曆史，是中華傳統文化核心內涵之一。在中華文明形成的早期發展階段，玉器是貫通天地、溝通祖靈和神靈、彰顯禮儀的核心物質載體，秦漢以後至明清，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進程中，玉器發揮出延續文明血脈、凝聚民族共識等重要功能。

　　影響世界的中華農耕文明

　　在遼西地區赤峰市敖漢旗史前博物館，展出著一種小米粒大小的黑色顆粒，它就是碳化了的穀物——約8000年前的粟(穀子，脫殼後叫小米)和黍(脫殼後叫黃米)。

　　敖漢旗是考古界公認的中國北方歷史文化研究基地，擁有上萬年燦爛的史前文化，而這些文化都離不開當地一個古老的産業——旱作農業。

　　現有的考古資料和研究結果表明，敖漢地區是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地。2002年至2003年期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一工作隊對敖漢旗興隆溝遺址進行三次科學考古發掘，通過浮選法，獲得經過人工栽培的碳化粟黍籽粒。

　　經加拿大多倫多大學C14測定，這些碳化粟黍距今約8000年，比此前中歐地區發現的穀物早2700年左右。結合定居村落的出現及成熟的掘土、穀物加工工具的製作和使用，證實距今8000年左右的興隆洼文化時期旱作農業系統已經形成。

　　每年的秋後，淺耕過後的敖漢旗農田中，錯落的灰圈依稀可見，考古專家説，這是遠古先民們居住的房址。專家們通過對房址中出土的先民遺骨進行C13和N15骨骼鑒定，證實了穀物已然擺在了史前先民的餐桌上。

　　石鏟、石鋤、石耒、石耜、石斧、石刀、石紡輪、磨盤、磨棒、陶罐、骨針、蚌器……大量與旱作農業息息相關的生産工具，見證了敖漢旗的旱作農業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時期，發展于興隆洼文化時期，輝煌于紅山文化時期，有著上萬年的栽培史。

　　劉國祥認為，敖漢旗旱作農業的發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會的誕生。由於食物資源有了穩定的保障，人口迅猛增長，手工業分工加劇，生産力水準顯著提高，等級制度確立，以玉為載體的禮制系統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等觀念得到了廣泛認同，為之後的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發展及紅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大量的出土文物證明，敖漢旗也是橫跨歐亞大陸旱作農業的發源地。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副教授劉歆益説，在農業全球化歷程中，東西方農業之間存在相互交流的明顯的考古學證據。在距今約5000至4000年前，歐亞大陸發生了一次影響十分廣泛的農業人口和農業技術上的大交流。原産于西亞的大麥、小麥和原産于中國的粟黍分別向對方傳播。

　　到西元前1500年前後，原産于西南亞洲、中國、印度、非洲的農作物系統最終聯繫在一起，史前農業全球化基本完成。伴隨著史前農業全球化的完成，幾個不同地區(包括黃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和歐洲東南部)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複雜化隨之展開。

　　叢德新研究員認為，以種植粟黍為主的8000年遼西農耕文化，是最早由東向西傳播的東方文化因素，是中國文化影響世界的重要文化交流，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所做出的物質貢獻。

　　歷經8000年的風雨和時代變遷，粟和黍這一古老物種不但沒有在敖漢大地上消失，而且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時至今日，敖漢旗仍保留著粟黍後代的耕種，並保留著畜耕人鋤的傳統耕作方式。

　　2016年9月15日，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空間實驗室——“天宮二號”發射成功。而隨著“天宮二號”一同前往太空的，還有一位特殊的“乘客”，那就是穀子種子，它就來自敖漢旗。

　　2012年9月5日，敖漢旗旱作農業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式評選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因其獨特的價值體系和對人類文明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記者丁銘、王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