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建築，不能“直把他鄉作故鄉”

　　做建築，不能“直把他鄉作故鄉”

　　——專訪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

　　日前，2019中國十大醜陋建築評選公佈，當下中國建築設計中的種種弊端又一次引發關注和討論。

　　年逾八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曾經主持《當代中國建築設計現狀與發展報告》，也一直在呼籲改變當前中國建築設計的種種弊端。

　　在他看來，中國建築界許多問題的癥結，最終都指向了文化。

　　■本報記者 雷冊淵

　　程泰寧

　　1935年生於江蘇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東南大學教授、“築境設計”主持人。主持設計國內外工程150余項，杭州黃龍飯店、杭州鐵路新客站入選“中華百年建築經典”；迦納國家大劇院、馬利共和國議會大廈入選國際 建 協(UIA)《20世紀世界建築精品選》。2004年獲“梁思成建築獎”。

　　中國老百姓開始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和價值判斷

　　解放週末：這些年來，中國的建築設計領域是“好”的更多了，還是“壞”的更多了？

　　程泰寧：這個問題很難籠統地回答，因為現實情況是很複雜的。

　　從某些方面來看，可能是比過去好了，比如此前我一直説的崇洋媚外問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建築和城市設計招投標項目中，我們特別迷信西方建築師和國外團隊。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一個項目的招標廣告，赫然寫著“限國外建築師參加”。我很錯愕，很無語。

　　當然，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相信現在沒有哪個項目的招標廣告敢這麼登。尤其是在習近平總書記對城市建築貪大、媚洋、求怪等亂象做出批評以後，只允許國外建築師參加的項目已經很少了。有的項目會要求搞個聯合體——設計團隊中要有外國設計師參加，雖然某種程度上講還是迷信國外，但比過去完全拒絕中國建築師要好多了。

　　最近我還看到一件事，也能印證這種變化。不久前，某市要建一個文化項目，請了3位世界大牌建築師來做設計，然後把這3個方案放在網上公示，結果遭到很多人吐槽。要是在20年前，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説明什麼？説明中國的老百姓開始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和價值判斷，不像過去，一味地盲目迷信西方，以西方為美。現在，大家對於怎麼判斷建築的好壞，有了自己的觀點。

　　解放週末：情況慢慢在向好的方向轉變。

　　程泰寧：但實事求是地講，崇洋媚外的這個問題並沒有根除。

　　前段時間，某個一線城市的文化項目邀請我去當評委，7個方案全是老外的設計，但都做得不太好，大家在評審會上提了很多意見。相關領導就坐在我旁邊，一聽也覺得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會後他來找我，問我怎麼辦。我就直言不諱地告訴他，老外對中國、對當地的許多問題不了解，可你們一定要讓國外的建築師來做，事到如今，只能多跟建築師交流，讓他們及時調整。

　　你看，還是有些人過於迷信西方的建築師和設計團隊。只有真的吃過一次虧了，才知道不能這樣。

　　我還碰到過好多奇怪的事情。有一次，我去某個省會城市評標，評標文件上寫著，保底費10萬元。也就是説，方案如果最終沒有中標的話，招標單位會補貼投標者10萬元。這個數字讓我非常驚訝：因為來投標的聯合體中，外方都是國際大牌建築師，這個低得離譜的保底費，這些大牌建築師怎麼可能參加？後來，一位知情人告訴我，這些聯合體的中方單位早已跟國外建築師簽訂好了合約，如果中標了，中方能拿到後續擴初、施工圖的設計費；沒有中標，中方團隊則需要自行付給國外建築師一筆相當可觀的補償費。你看，中國的設計團隊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多低。

　　如果21世紀的中國留下的都是外國人設計的房子

　　解放週末：我們能深深感受到您對盲目崇洋現象的擔憂。這對當下及未來中國建築業的發展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程泰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中國建築師的信心的打擊，這是非常不利於建築師成長的。

　　從更高的層面來講，這對我們的國家形象也是不利的。我曾看到《紐約時報》旗下的一家網站發過一篇文章，作者調侃説：中國建築師缺乏創造性，建議美國向中國出口建築設計，以彌補貿易逆差。還有一篇文章甚至説，現在中國建築的現狀是美國建築師在中國實現美國夢，這些話都非常刺眼。

　　説得再遠一點，我們常説，建築是用石頭寫成的史書。如果21世紀的中國留下的都是外國人設計的房子，這些建築能否真正反映當下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現狀？我們的後代又能從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中看到些什麼？這是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

　　解放週末：當我們與西方建築師對話的時候，應該抱著怎樣的心態、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才是恰當的？

　　程泰寧：幾年前，我與國家大劇院、浦東機場設計者，已故法國著名建築師保羅·安德魯有過一次公開對話，能夠比較好地説明這個問題。

　　我説，一個國家的文化在過去比較封閉的情況下，要往前走，肯定需要借鑒和吸收外來文化，但是我希望這個過程不要太長。中國的城市建設和文化建設畢竟還要靠中國建築師去做，這很重要。當然，我這樣講並不是説以後不能邀請西方建築師，而是希望他們到中國來能夠尊重中國的國情，包括文化，這是很重要的。

　　安德魯先生回應説：“根據我這幾年在中國的觀察，我覺得中國的課已經補得差不多了。從某種程度上説，中國的建築師和國外的建築師已經基本上處於一種平等對話的狀態了。”他希望不要再存在著一種國外建築師和中國建築師絕對對立的想法，而是想想雙方應該怎麼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話和交流，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你看，連安德魯這樣的國際大牌也認為中國建築師可以和他們“處於一種平等的對話狀態”，為什麼我們有些人還是不相信自己呢？所以當時我對安德魯説：“如果你的這番話能夠讓更多人聽到，並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共識，那麼中國建築師就太高興了。”

　　解放週末：要扭轉眼前並不盡如人意的現狀，可以做哪些努力？

　　程泰寧：首先，中國建築師要有自信。我認為，現在中國建築師普遍缺乏自信，這是個蠻大的問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自己的優勢，別的不説，至少中國建築師對場地環境和中國國情的了解程度是遠遠超過國外建築師的。

　　其次，決策者和社會應該給中國建築師更多支援。無論是輿論環境、媒體導向和實際政策方面，都應該更加鼓勵和支援中國建築師的創作，這是最關鍵的。打著“中國”的旗號，從外象到內涵卻是西方的，怎麼讓人來認同你

　　解放週末：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呼籲、提倡文化自信。您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文化自信？

　　程泰寧：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在文化上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話語體系。而我特別想強調的是，這個“文化”不是指傳統文化，而是指基於當下中國現實的當代文化。

　　傳統是什麼？傳統是我們的文化之根，也是流淌在我們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但這個文化基因必鬚根據時代的變化重新編輯，不斷轉換創新，向前發展。如果我們簡單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文化混為一談，甚至不分主次、不加提煉地把傳統文化中最表面的、往往也是最膚淺的東西拿來混充中國文化，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貶低，也是對文化轉換創新的簡單化理解。

　　中國文化猶如一條奔騰的大河，它是從傳統文化中來的，但必須融合現代的內容，必須對當代問題作出明晰的回應。它需要各個領域，包括建築設計領域，從實踐出發，深入反思、轉換創新，才能逐步形成。

　　解放週末：就建築領域來看，“中國建築設計要走自己的路”這個提法並不陌生，中國近現代建築發展歷程中也一直不乏這方面的討論和實踐，但結果似乎並不理想。按照您的觀點，問題的癥結在於文化？

　　程泰寧：確實如此。中國的建築師長期處於西方建築體系的影響之下，我們從學習建築的第一天開始，接受的就是來自西方的建築教育，並且長期身處其中，難免會“直把他鄉作故鄉”。

　　再加上對傳統文化的精髓理解不深、把握不夠，缺少中國的哲學和美學思想做支撐，只是將坡屋頂、馬頭墻這樣的形式符號與現代建築做生硬的拼貼和混搭，就很難拿出讓別人信服的東西。外國人看到有些建築，往往只是抱著獵奇的心理，圖個新鮮，然後一笑了之。最後呢？中國建築的發展又回到西方主義的老路上去了。

　　自身文化體系缺失，就容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所以我曾經説，在當下中國建築領域，並不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距，而是倣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你打著“中國”的旗號，實際上從外象到內涵還是西方的東西，又怎麼讓人來認同你呢？

　　近百年來，中國建築師並不是不想做自己的東西，而是為此積極努力著。例如上世紀30年代提倡的“中國固有之形式”、50年代倡導的“民族風格”、80年代的“奪回古都風貌”，都一度成為當時建築界的熱點話題，近年來也不乏對“中而新”“新中式”話題的討論。但由於缺乏有力的文化價值體系和理論支撐，只是以形式語言反形式語言，以民粹主義排斥外來文化，最後只能是熱鬧一陣之後就迅速淹沒在西方化的影響之下了。

　　歸功於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整體性思維給予我的啟發

　　解放週末：理論研究究竟能對當下中國建築的發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程泰寧：沒有理論支撐是不可能實現中國建築的真正發展的。在我看來，中國建築的創新與文化價值體系構建是相輔相成的。中國建築需要從觀念上、本體上去構建一些東西，形成中國建築的思想與理論內核，並逐步建立自己的建築理論體系。

　　解放週末：經過多年來的思考與實踐，您提出了以“境界”為哲學基礎、“意境”為美學特徵、“語言”為媒介的建築創作理論。相比于西方建築對形式語言的強調，這套理論體系似乎更重視對思想境界的追求？

　　程泰寧：境界、意境、語言，這聽起來好像很“玄”，其實道理很簡單。

　　王陽明説：“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把天地萬物視為一個整體，渾然天成、自然生成，這就是有大智慧的人所達到的一種境界。反映到建築領域，就是一種大的格局觀，一種整體性思維。與西方強調個性不同，中國人習慣於把建築作為天地萬物中的一個元素來理解。一個好的建築作品一定是在全盤考慮自然環境、文化背景、功能技術等一系列因素後“自然生成”的，也就是我所説的“建築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以我自己早年設計黃龍飯店的經歷為例：在設計之初，我就意識到了這個項目的複雜性，需要綜合考慮建築的功能、流線、結構、經濟、管理等一系列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文化心理是解決這個複雜問題的切入點。我通過此前沒有先例的單元成組分散式佈局，不僅取得了建築與自然之間、現代功能與文化心理之間的一種微妙平衡，而且創造性地解決了流線、環境景觀、客房功能、公共空間設計、酒店管理等一系列複雜問題。最後，我的設計脫穎而出。主要原因不是我的設計水準有多高，而是要歸功於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整體性思維給予我的啟發。

　　那麼什麼是意境呢？意境更側重於美學層面，是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對什麼是“美”的一種理解。中國人理解的美實際上是一種內在美。李漁在《閒情偶寄》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在亭子裏避雨，大雨一落，一下子進來了好多美女，環佩玎珰，美不勝收。然而，他覺得最後進來的一個女子最美。美在哪呢？他説美在一個“態”字。這個女子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都散發著一種儀態萬方的內在美。通感到建築領域也是一樣，內在美即為大美，這是美學的一種價值取向。理解，並自覺地重視意境等“內在美”的營造，對於改變當前消費文化帶來的追求視覺刺激的審美傾向、提高大眾的藝術素質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解放週末：您説的“語言”是否就是實現哲學境界和美學意境的工具與手段？

　　程泰寧：建築語言作為境界和意境的載體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如果沿著西方以語言為本體的思路發展，就極易走入偏重“外向”的形式主義歧途。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以語言為本體的哲學認知與後工業文明相結合，西方出現了從追求“本原”到逐漸轉向追求“圖像化”“奇觀化”的傾向，出現了一些以追求建築形式的感官刺激為目的的趨勢。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不能單純為了形式語言的創新而創新，而應對這個建築所處的位置、文化環境、場地條件、功能特徵等進行綜合考量，對語言作出“唯一性”的解讀。術以載道，道術相長，可以説明語言創新以及它和意境、境界之間的互動關係。

　　建築之於我，始終有一種神秘乃至神聖的感覺

　　解放週末：您從事建築六十余載，作為建築師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身份轉變。在您看來，一個好的建築師需要具備怎樣的素質？

　　程泰寧：今日中國，正處在城市化建設和管理從粗放向精細轉型的關鍵時期，對建築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一個建築師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怎麼造好房子本身的問題，而應該具有更加宏觀的視野，也就是我前面所説的整體性思維和大格局。

　　就拿廈門會展中心來説，我們之所以能夠中標，很難説我們的建築設計比一同競標的那些大牌事務所好多少，更大程度上還是因為我們考慮到了會展中心所處的位置和它與整座城市的關係。最初的設計招標文件提出，會展中心所在的6.5平方公里範圍定位為廈門東部新城的起步區，但我覺得，從它的位置來看，這個項目不僅僅是起步區、橋頭堡，而是廈門從本島向島外發展的重要鏈條。因而，我們採用了“一軸兩翼”的開放式佈局，契合了廈門城市空間發展的大趨勢，得到了各方認可。

　　另外，我一直強調，建築師的水準是一個社會文化素質的反映。一名好的建築師除了要達到具有發現美的眼睛、表現美的語言形式等專業要求外，還需具備一種內功、一種素質，就是人們常説的“腹有詩書氣自華”。

　　建築之於我，始終有一種神秘乃至神聖的感覺。設計的項目愈多，接觸的東西愈多，就越覺得在建築學的大海中游泳，實在是無邊無垠，深不可測。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建築學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質——綜合性、多義性和模糊性，同時也是因為社會的發展不斷地賦予建築學以新的內容。

　　解放週末：建築師雷姆·庫哈斯在領取普利茨獎時發表講話，他説：“如果我們不能將我們自身從永恒中解放出來，轉而思考更急迫、更當下的新問題，建築學不會持續到2050年。”

　　程泰寧：我不相信建築學將在2050年死亡的説法，我願意把它看作是對建築師的警告：社會的發展速度愈來愈快，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如果建築師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這些變化不去關注，老是囿于對建築的傳統式理解，在形式、風格上兜圈子，那我們只能落伍、甚至被淘汰。

　　記者手記

　　一名建築師的底線

　　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7點，85歲的程泰寧滿負荷工作，幾乎每天如此。唯有週日上午比往常少工作一小時，算給自己休了一個假。

　　明明早就到了可以功成身退、樂享天倫的年紀，為什麼還這麼忙碌？

　　一方面是因為，他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自1952年進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學習，程泰寧便與建築結下了不解之緣。初出茅廬，他就參加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等重要建築的設計，並在一系列國內外設計競賽中嶄露頭角。此後，他被下放到河南幹校和山西臨汾，一待就是17年，直到1981年接到杭州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拋來的橄欖枝。從46歲開始，他才真正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黃龍飯店、浙江美術館、南京博物院、迦納國家大劇院……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建築歷史進程中，程泰寧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1995年，程泰寧面臨退休。還沒“幹過癮”的他在67歲的年紀開始創業，攜手中國聯合工程公司創辦中聯程泰寧建築設計研究院(現中聯築境建築設計公司)，繼續自己的建築事業。

　　六十餘年建築生涯，無論身處何時何地、何種境遇，程泰寧對建築的熱愛都不曾減退。即使在臨汾的那十幾年，哪怕只能設計公共廁所和倉庫，他也全力做好每個設計、畫好每張圖紙。對建築的熱愛是支撐他一路走來的最大動力。正因為如此，他至今依然對建築設計抱有極大的熱情，樂此不疲。

　　程泰寧之所以這麼忙，很大程度上還源於他秉直的性格和對底線的堅守。

　　數年前，程泰寧就因疾呼改變中國建築設計“千城一面”的現狀而受到廣泛關注。他主持的中國工程院重點課題《當代中國建築設計現狀與發展報告》直擊中國建築界存在的“八大亂象”，獲得了中央領導的關注和批示。在他看來，這些早已存在的問題，不能因為“説了也白説”就不説，而是要想方設法，用自己的專業思考和表達讓説出來的話“不白説”。

　　程泰寧還有一“癖”——署名必躬親。常常有人找到府來，請他挂名。對此，程泰寧一概拒絕。

　　採訪前夕，正好一家大設計院的領導給程泰寧發來一條短信，建議合作時由該院建築師做設計，程泰寧只需作為技術顧問把關指導，並參加關鍵一次和最後一次彙報，其他彙報均由該院完成。程泰寧回復道：“感謝您的盛意。抱歉的是我做設計從來不做技術指導或者把關之類(同行和同事之間的交流除外)，更不可能別人做設計，我去做現場彙報，這樣的事情我一輩子也沒有做過一次。”

　　在他看來，每個項目、每次設計，但凡署了自己的名字，都必須親自設計、親自畫圖、親自實施。因為在他看來，建築是一個創造過程，任何人都不能取代，這是他作為一名建築師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