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時代，誰為我想要的生活節奏埋單

　　過勞時代，誰為我想要的生活節奏埋單

　　吉瑪是一名負責市場行銷的女性管理人員，每天下午5點離開辦公室，卻並不能享受5點後的下班時光。在乘車回家的路上，她要用手機一個一個地回電話；回到家吃完飯，在孩子寫作業的時候，她要查看郵件，再回很多個電話。同樣的，在投資銀行工作的丈夫此時也坐在家裏的電腦前，在睡覺前還要工作好幾個小時。

　　這是吉爾·弗雷澤《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一書的開場，被日本著作《過勞時代》引用，當然，如果把吉瑪換成中國人的名字，讀者也不會對這個場景感到陌生。

　　《過勞時代》日文版出版于2005年，至今再版12次，中文版于2019年1月首度面世。作者森岡孝二卻在2018年8月心臟病發作去世，7月，他剛剛寫完這本書的中文版自序。

　　關西大學經濟學家森岡孝二是日本過勞死協會的會長，也是推動日本過勞死相關法律建立的著名學者，本人卻因過勞而死——他給楊河清的電子郵件基本都是半夜兩三點發來的，白天也依然在工作。

　　“為什麼研究過勞死的人會過勞死？為什麼這麼多人過勞？為什麼他們不考慮過勞會帶來的後果？這也是我們研究會正在探索的問題。”首都經貿大學教授、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楊河清表示，中國的過度勞動問題也已經比較嚴重，甚至在一些行業，過勞死頻發。

　　《過勞時代》在日本出版時，年輕一代開始用“黑心企業”一詞來指代“不想就職的公司”。許多“黑心企業”要求員工沒日沒夜地加班，然而加班費要麼少得可憐，要麼乾脆沒有。同時，長時間勞動和工作壓力導致的“過勞自殺”，也成為日本年輕一代的多發病症。畢業于東京大學24歲的新員工高橋茉莉，入職大型廣告公司電通僅8個月，便於2015年12月過勞自殺，經確認，高橋在出現症狀前的一個月內，加班長達105個小時。

　　在全世界範圍內，日本也是長時間勞動問題最突出的國家。調查顯示，日本男性正式員工與英美兩國男性相比，每週要多工作約10個小時（每年500個小時），比德法兩國男性多大約12小時（每年600個小時）。

　　《牛津英語詞典》線上版2002年增加了1萬多個新詞彙，其中之一就是來自日語的“karoshi”（過勞死）。可見，過勞死已經成為象徵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個典型；或者從另一個角度，過勞死這一現象已非日本獨有，而是蔓延到全世界。

　　中國，也不例外。

　　楊河清介紹，過勞可以分為輕度、中度、嚴重等不同程度，“在一些職業和行業，嚴重過勞是比較多的，比如醫生、警察、高校教師、媒體從業者、演藝人員、IT研發人員、企業高管等”。媒體報道的過勞死是過勞的極端狀態，近年來的案例，最年輕的23歲，年長的也不過60多歲，大量集中在30~50歲。

　　有這樣幾項調查：2012年8月，《小康》雜誌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範圍開展“中國休閒小康指數”調查，結果顯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訪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時工作問題；楊河清的課題組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5年，對政府機關、科研院校、醫院、媒體、企業等單位的工作人員做了調查，各項結果均表明，每週工作超過50個小時的人超過30%，甚至有近10%的人超過了60個小時。

　　“我國還沒有關於過勞死的醫學的、法律的判定標準，但客觀上過勞死是存在的，嚴重的過勞有可能導致過勞死，包括過勞自殺。”楊河清説，“而且從經濟上看，過度勞動也會造成因為健康損害消費萎縮效應、人力資本回報收益下降效應等後果。”

　　楊河清説：“中國過去一直關注怎樣發展的問題，對過勞的關注只不過是近10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層面還幾乎是空白。”根據現行《勞動法》，只有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視為工傷，而這一規定顯然不能適應目前的社會需求。

　　楊河清表示，過勞人群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主動過勞，一類是被動過勞。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屬於被動過勞；而在白領身上，有被動——環境壓力造成的和老闆要求的，但相當一部分人是主動過勞——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李松蔚的從業經歷中，最常見的並非因為勞動本身造成的傷害，而是勞動所附帶的壓力。曾經有一個人對李松蔚説，自己每天晚上下班時都特別有壓力，因為當他穿過其他人的辦公桌，看到同事們都在加班，就很不好意思先走。於是，他的奮鬥目標是有一天可以成為領導，有獨立的辦公室，可以自己決定幾點下班。

　　後來，他如願以償當上了領導，卻發現當領導更累。的確可以在一個正常的點下班——他把這個點定為晚上8點半，“但當我從辦公室走出來，看到我的下屬還坐在電腦前，我從他們面前走過，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領導”。於是，他默默出去抽了口煙，回辦公室繼續加班……

　　這就像一個迴圈，你想結束工作了，卻發現其他人還在工作，你就會想，是不是我有問題？是不是我錯了？於是，所有人都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下要求自己加班。

　　森岡孝二指出，過勞時代的出現有四個原因：全球資本主義使得國際競爭愈發激烈；資訊資本主義的發展，普及了手機、網路等通訊手段，同時也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以消費為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為大眾化現象，讓人們不得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來滿足自己的攀比心理；自由職業帶來了雇傭形式的多樣化，也客觀上導致了收入的兩極分化。

　　從心理諮詢師的角度，李松蔚不考慮造成過勞的時代原因，而是考慮個體的解決方式。“來找我諮詢，我顯然不能告訴他這個事情主要看你的老闆有沒有良心發現，或者我國有沒有相關法律。我只能告訴他，你能做什麼——一個很小的建議是，拒絕”。

　　然而，又有很多人説：“我也想拒絕，可是這個話你得跟我丈母娘説，她説我必須有車有房才能把女兒嫁給我。”所以，談“拒絕”，我們一定會面臨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我能不能在主流社會中體面地生活下去；我能不能為我想要的生活節奏埋單？

　　那麼，如何與自我和解？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的一句話或許是一個不錯的回答：“犧牲教育、娛樂、運動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削減吃飯、睡覺和過家庭生活的時間——以這種方式工作或者讓別人以這種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惡。”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