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往事

 

　　那年冬天，他與北大的不解深情

　　1917年1月4日。時為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門口，所有校工畢恭畢敬，迎接新校長的到來。

　　一位風度翩翩的學者從車上下來，竟然先脫帽鞠躬，向校工致意。

　　這一舉動引起不小的轟動，要知道，彼時國立北京大學官僚氣息濃厚，校長是大總統直接任命的要員，進門時校役需行禮，校長大人自是不必側目。

　　這位儒雅的學者正是蔡元培，後來被北大學子們尊稱為“永遠的校長”。他的雕像至今佇立在燕園，與北大共沐春夏秋冬。

　　蔡元培的到來，書寫了北京大學乃至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嶄新篇章。

　　彼時北大非此時北大也。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學慶祝建校120週年。長期以來，北大始終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在各個領域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時光倒流回民國初年，當時的北大卻是一個“很多大學問家聽到都頭疼”的地方。

　　彼時的國立北京大學本質上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學堂，官僚氣息濃厚，學風不端，教風散漫。

　　大部分學生“學而優則仕”，唸書是為了混個文憑，然後當官；

　　許多老師“走後門”進來，為的是拿一份公家的薪水。老師上課，發給學生一些印好的材料，然後照本宣科一讀就下課；

　　官僚習氣，腐敗積弊，但因背景特殊，沒人敢管，前後5任校長都是滿腔熱血而來，遺憾而去。

　　彼時的蔡元培，也正為教育奔忙。

　　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蔡元培應邀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他主持制定了《大學令》、《中學令》等，奠定了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乃至研究院的中國現代教育體系。在這段時間裏，蔡元培已經勾畫出了中國未來教育的藍圖。

　　歷經亂世，屢經失敗，卻不曾喪失教育救國的信念。

　　1916年，教育總長范源濂請他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朋友大都勸他不必就職，“學校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也有人説：“既然知道腐敗，更應該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

　　從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電報，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蔡元培躊躇了三個月。最終讓他下定決心的，是自青年時代就有的“教育救國”之夢：

　　“吾人茍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凍。

　　在北京前門附近的旅館走廊，有一位身穿長袍，戴著眼鏡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館夥計一打聽，原來是這位先生要拜訪一位客人，可是這個人正在客房裏睡覺。這位先生招呼夥計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

　　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見的人，是陳獨秀。

　　蔡元培為什麼急著要見陳獨秀？他想請陳獨秀做北大的文科學長。

　　陳獨秀與蔡元培早已認識。陳獨秀以及《新青年》在青年中的號召力，也是即將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

　　講明來意，陳獨秀卻嫌自己學歷有些低，難以擔起文科學長的重任，便向蔡元培推薦説：“我有一位朋友留學美國，叫胡適，是哲學博土，年齡比我小，學識不薄，詩書文論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學長最好。”

　　於是，獲得校長授職、尚未正式就任的蔡元培，一齣馬就將陳獨秀、胡適兩位知名人物招致麾下。

　　要想讓北大變成真正治學的場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新舊政體交替之際，許多學人未能獲得正式學位文憑，如何衡量其學術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蔡元培的眼光與判斷。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年紀輕輕著有論文《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看到了，認為水準很高，邀請他來學校講哲學；

　　在新聞界嶄露頭角的徐寶璜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新聞學導師；

　　任命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做理科學長；

　　當時因參與支援袁世凱“籌安會”而在天津潦倒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同樣接到蔡元培的邀請，被聘為文科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政治保守、國學功底深厚的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留學歸來的李四光、丁燮林等，以及法科領域馬寅初、陳啟修……一時間，北大名師薈萃，百家爭鳴，出現中國群星閃耀的盛景。

　　於是校園裏可見拖著長辮的辜鴻銘不買胡適的賬；堅持舊文學的黃侃在課堂上大罵倡導新文學的師弟錢玄同有辱師門；辜鴻銘、劉師培與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人，構成的 “舊派”與新派對壘，一時爭論不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這是蔡元培先生對“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主張與堅持。面對新派學生一味攻擊舊派的辜鴻銘、劉師培等現象，蔡元培出面勸導，“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

　　這一系列人事任免，為北大注入活水，構成蔡元培辦學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對於北京大學和蔡元培來説，1917年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以蔡元培入主北大為標誌，新文化運動有了陣地，新舊兩個陣營最活躍的思想者們由他而匯集在了同一場域。

　　“北大在維新變法中成立，卻在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時才真正誕生”

　　1月9日，國立北京大學開學儀式上，蔡元培以校長身份進行了就職演説：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生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砥礪德行，肩負力矯社會頹俗的重任；敬愛師友，師生應以誠相待，敬愛有加。”

　　蔡元培告訴學生們，讀書要抱著求學的宗旨，不要那麼功利。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

　　“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蔡元培又對老師們説：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諍語良言，至今仍餘音迴響，擲地有聲。

　　無數名家在此以辛勤汗水與畢生所學，耕耘北大的學術沃土。

　　漸漸教風端正，學風清明。

　　在這片土地上，蔡元培儘量培養學生的興趣，鼓勵社團活動。新聞研究會、學術講演會、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體育會等，注重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

　　蔡元培常利用自己的人脈為學生請來業界名人指導。比如音樂研究會請來蕭友梅、畫法研究會請來陳師曾、徐悲鴻等。

　　教育以德育為先。主政北大後，蔡元培將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發起的“進德會”移植到北大，要求入會者戒除嫖賭等惡習，修身養性。

　　彼時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養成所，而是真正實現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

　　啟迪民智，開拓新風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設立了一系列有利於“啟迪民智”的舉措——

　　北大允許校外生旁聽課程，正式生、旁聽生和偷聽生共處一堂。

　　1918年4月，北大開辦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認為，但凡有求學之心者，便應當獲得同等的機會。

　　1920年北大招收女生，首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短短幾年裏，北大不但成為北方第一學府，也成了全國第一學府。

　　經營北大之難，難在樹立其“學府”的本質，摒除其“官府”的實質。而蔡元培先生以其相容並包的學術胸懷，與堅定決絕的改革信念，為北大去封建沉疴，樹發展方向。

　　“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這段歌詞，曾記錄下北大師生對蔡校長執掌北大的感激之情。一百多年過去了，北大學子仍然忍不住時時回望蔡先生的背影，從他那裏汲取思想、學術與人格的力量，自省、自勵，不斷前行。

　　歷史上的今天，他曾以一人之力，撥開學府的迷霧，點燃思想的火種。正如美國學者杜威所評價：“以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