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舊西藏過來的人，我個人和家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那時，我和許許多多受壓迫的農奴和奴隸，都盼望著黑暗落後的社會制度得到徹底的變革。民主改革，是我和同我一樣過去被剝削被壓迫的農奴、奴隸改變命運的轉折
■我們與達賴集團之間分歧和鬥爭的實質，根本不是自治與不自治的問題，不是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而始終是進步與倒退、統一與分裂的鬥爭。達賴集團分裂祖國、復辟舊制度的圖謀，西藏各族人民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絕不會答應的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５０週年。５０年前，中國共産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平息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實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得解放，西藏人民由此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西藏社會由此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民主改革是改變西藏人民命運的偉大抉擇，是新舊西藏曆史的分水嶺，是世界廢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權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
我作為西藏民主改革的見證者，作為民主改革５０年來西藏發展進步的親歷者，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民主改革是西藏曆史上最為廣泛、最為深刻、最為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
１９５９年以前的舊西藏，實行的是延續了千百年的封建農奴制度。毛主席曾説過一段很精闢的話：“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説奴隸不是奴隸，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這一制度的典型特徵，一是社會經濟結構嚴重畸形。佔西藏人口５％的“三大領主”，即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佔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而佔人口９５％的農奴和奴隸沒有土地。二是實行政教合一。寺廟佔有西藏土地的３６．８％，宗教上層既是最大的農奴主集團，又是主要的政治統治者，同時還在文化和信仰領域對人民進行嚴密的控制。三是具有濃厚的奴隸制殘余。舊西藏地方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租讓、抵押、出賣給其他領主，寺廟裏同樣等級森嚴，貧苦、低級的僧人只能做寺廟的奴役，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任何權利學習文化和宗教經典。
我是從舊西藏過來的人，我個人和家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我出生在藏北一個貧苦牧民的家庭，冰天雪地裏到處流浪要飯；給部落頭人、牧主、活佛當傭人，吃不飽、穿不暖，過著饑寒交迫、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被人稱為“波哲熱地”（男鬼熱地）。民主改革前，我受盡欺淩和苦難，現在我的身上還留有塊塊傷疤。我有一個弟弟就餓死在母親的懷裏。那時，我和許許多多受壓迫的農奴和奴隸，都盼望著黑暗、落後的社會制度得到徹底的變革。
１９５１年中央人民政府與原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改革舊西藏的社會制度，是《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的方針，同時又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採取了與西藏上層協商、和平改革的政策。中央對舊西藏上層反覆做宣傳解釋工作，耐心等待，做到了仁至義盡。儘管如此，１９５９年３月，在帝國主義的支援和唆使下，西藏封建農奴主上層反動勢力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他們的目的，就是阻撓改革，分裂祖國，以實現封建農奴制度“永遠不改”。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制定了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要西藏的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通過民主改革，在西藏建立了各級人民政權，廣大農奴和奴隸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經濟上徹底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的生産關係，廣大農奴和奴隸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生産資料，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産力；在思想上擺脫了封建農奴制腐朽思想的枷鎖，實行了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實現。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西藏走上了發展進步的嶄新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人生命運發生根本轉變，這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１９５９年，我的家鄉一邊平叛、一邊民主改革。當時，為了培養藏族幹部，解放軍和工作組動員藏族青年到內地學習，我就下決心報了名。這樣，我很幸運地成了我家鄉到內地學習的第一批學員，到了北京中央政法幹校。在北京四年學習中，我懂得了一個道理，過去我們窮人受苦受難，不是命不好，而是受三大領主的壓迫、剝削，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權。在北京學習期間，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接見了全體學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民主改革，是我和同我一樣過去被剝削被壓迫的農奴、奴隸改變命運的轉捩點。
民主改革５０年來西藏的發展進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實踐的縮影
西藏這５０年的發展成就可以概括為：政治全面建設，經濟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文化全面繁榮，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我體會，西藏的社會制度和各族人民的命運之所以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本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黨中央無微不至的關懷是西藏發展進步的根本保障。我１９７５年到自治區工作，一直到２００３年到全國人大工作，在自治區黨委領導崗位上工作了整整２８年。我深深感受到，在西藏發展穩定的每個關鍵時期，中央都及時召開會議，研究西藏工作，解決重大問題。特別是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面對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拉薩連續出現騷亂事件的複雜局面，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形成了關於西藏工作的十條意見，初步形成了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治藏方略，實現了西藏工作從亂到治的歷史性轉折。此後，中央于１９９４年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加快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各族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新時期西藏工作指導方針，做出了中央各部門和有關省區市對口援藏的重大決策。２００１年，中央又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促進西藏經濟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西藏社會局勢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的宏偉目標，加大了對口援藏的力度。這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被西藏的同志親切稱為兩個“里程碑”。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２００５年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西藏發展穩定工作的意見》，把我們黨對新時期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發展戰略、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走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把改善農牧民生産生活條件作為西藏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護西藏的“碧水藍天”，在科學發展的軌道上實現西藏的跨越式發展，這在我們黨西藏工作歷史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祖國大家庭的無私支援是西藏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和平解放後，為支援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許多內地幹部到西藏工作。這其中有和平解放時期進藏的老十八軍和其他部隊的同志，有各省市自治區進藏的地方幹部，有專業技術人員、工人和青年學生等。他們在特殊的自然環境中，面對尖銳複雜的鬥爭形勢，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創造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貢獻。
“對口援藏”是中央一項重大戰略決策。承擔對口援藏任務的各中央國家機關、省區市和國有大型企業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服從、服務於大局，不講價錢、不提條件、不打折扣，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全力支援西藏。現在西藏７個地市和７４個縣區，面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就連海拔近５０００米、條件最艱苦、環境最惡劣的那曲地區雙湖特別行政區，也由過去的幾間土坯房、幾頂帳篷，發展成高原新興城鎮，成為藏北無人區的一顆明珠。
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和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在青藏鐵路這條“天路”上，得到了集中體現。我記得，那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下午，江澤民同志參加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西南組討論，他點名要我發言。我説：“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是現在的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重大項目已經輻射到十多個省市自治區，但都輻射不到西藏。所以我們請求中央儘快修建進藏鐵路，請求中央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５０、６０年代起，毛主席、鄧小平同志等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就一直非常關心這條鐵路的建設。現在看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有望將它付諸實施了！”江澤民同志笑著説：“熱地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我頭上了！”僅隔一個月，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江澤民同志在鐵道部的專題報告上作出了長達三頁紙的重要批示，指出：修建青藏鐵路十分必要，我們應該下決心儘快開工修建，這是我們進入新世紀應該作出的一個大決策。２００１年６月青藏鐵路正式開工建設，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全線建成通車，西藏各族人民半個多世紀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胡錦濤總書記親自到格爾木出席青藏鐵路通車儀式併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青藏鐵路建成通車，對於青藏兩省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改善各族群眾生活，對於增進民族團結和鞏固祖國邊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是中國鐵路建設史上的偉大壯舉，也是世界鐵路建設史上的一大奇跡。
目前西藏政通人和，百業俱興，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局勢穩定，社會進步，民族團結，邊防鞏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和睦和諧的新氣象。半個世紀以來，正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金光大道，西藏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各族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第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結合中國實際，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體現了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的統一、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統一、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統一、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統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實現了各民族空前的大團結，我國是世界上成功解決民族問題的典範。
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從此享有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自主管理本地區、本民族事務的權利。歷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和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擔任，在自治區、地（市）、縣三級國家機關組成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佔７７．９７％，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區有２０名代表，按人口比例計算在全國是最高的。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先後制定了２５０余件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內容涉及政權建設、經濟發展、文化教育、藏語言文字、司法、文物保護、野生動植物和自然資源保護等許多方面，有效地維護了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權益，促進了西藏各項事業的發展。
鞏固和發展民主改革成果，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最大心願
達賴集團叛逃國外後，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援下，成立了非法的所謂“流亡政府”，長期從事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破壞活動。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他們在拉薩連續製造騷亂、鬧事，２００８年，他們又製造了拉薩“３ １４”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暴力干擾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與此同時，達賴集團極力美化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下的舊西藏，把殘酷、黑暗、野蠻、落後、專制的舊西藏描繪成“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攻擊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自治“使藏人陷入了人間地獄般的苦難”，從而把自己打扮成所謂“西藏人民的代言人”，煞有介事地向中央提出所謂“大藏區”、“高度自治”等變相獨立的要求，企圖在“自治”的幌子下恢復他們對西藏人民的專制統治。
歷史雄辯地證明，十四世達賴及其政治集團是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他們與佔西藏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存在著根本利益衝突，與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潮流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們與達賴集團之間分歧和鬥爭的實質，根本不是自治與不自治的問題，不是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而始終是進步與倒退、統一與分裂的鬥爭。達賴集團分裂祖國、復辟舊制度的圖謀，西藏各族人民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絕不會答應的。他們的目的，過去沒有實現，現在沒有實現，將來永遠也不會實現。
我堅信，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西藏各族人民繼續弘揚民主改革的偉大成果，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祖國統一，旗幟鮮明地反對分裂，萬眾一心，銳意進取，保穩定、促發展、奔小康，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建設團結、民主、富裕、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偉大事業必將取得新的更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