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先生演講

台灣網4月1日山西消息 為期三天的第九屆“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暨第四屆“中國介休清明（寒食）文化節”1日在山西介休開幕。來自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的100多名學者嘉賓匯聚一堂，就共同關心的中華傳統節日文化開展研討。

    出席研討會併發言，以下是發言全文：

 王石：羅主席、饒主席，各位，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謝主辦單位和主辦地的安排，能讓我回到家鄉來過清明節，我是山西長治襄垣縣人，回到山西來我特別高興。

    剛才我忽然想到，也許寒食、上巳、清明也是一個聚會的日子，杜甫寫“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那就是麗人的機會，我剛才看了一下日曆，三月三日就是上巳節，和清明節就是一天，即陽曆4月5日，所以我們能夠感覺到這種歷史的延續。

    我是服務於中華文化促進會，文促會在節日傳統方面可以説不僅坐而論道，而且是起而行之，我們的主席、名譽主席非常注重傳統節氣活動，對中國的節日現狀作了一個普查，然後要求各位專家作了一個評估體系，然後在許嘉璐委員長的親自關心下，和中央文明辦共同討論、報告，最後形成了節慶中華獎，一共辦了三次，分別在青島、寧波和重慶，它的重點就是傳統節日，當然也包括現代節日，據不完全統計，現在中國的節日已經超過了一萬多個，就是説每天都有幾百個節日在全國各地舉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空間、非常大的領域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前不久我們還在中央電視臺公佈了七個傳統節日的標識，許嘉璐副院長一個一個審查，一個一個提意見，非常重視，所以今天我們還來了兩位副秘書長和幾位理事，我特別想介紹的是原大名鼎鼎的紅牛CEO，他現在放下紅牛做我們的傳統節慶，希望多交流。

    今天我根據大會的議題，準備了幾個和節日相關的想法，叫“節外三想”，在這裡作為一個很不成熟的意見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個我想説的是“中外之想”。從2005年起，國家五個部委就聯合發文倡導中央傳統節日，凝聚民族精神，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踐行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經常被人提起，就是是否應當將弘揚傳統節日和抵制洋節，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甚至和維護文化主權等等等同觀之？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清楚我們目前的文化境遇，我們究竟生活在什麼樣的文化境遇之中？從前我們在很長的一個時間裏，我認為是比較天真的，也比較一廂情願地認為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應該是同步的，比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講新民主主義，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央同志就提出進入社會主義文化，那個社會主義文化和現在的提法還有點兒區別，中國的文化就等於社會主義文化，因為是制度變了，所以中央同志當時有一句話，説我們這些人就是要創造這些文化，不是封建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我們這一代人創造的。這和主席講的“一張白紙”的思想一樣，我們的文化就是社會。那麼在這樣的一種看法下，我們對於不同質的文化，其他的文化就往往採取不接受，甚至排斥的態度。

    現在我們終於認識到文化的存在是多元的、多樣的，是多元並存、多樣並存，而作為文化傳統，更具有歷史的穩定性，這種狀態不因為改朝換代而變更，也不因為社會制度的轉變就相應地轉變，唱紅歌是現實，唱周傑倫、明月幾時有、窈窕淑女都是現實。我們今天在相當廣泛和相當多的情況下，我們很多人仍然習慣性地認為一元化的文化存在是正常的，而多元的、多樣的文化存在往往認為是異常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平和地去對待身邊發生的文化現象。

    另一點我想説的就是，全球化的含義不僅僅是地球村，也不僅僅是全球視野，這個話不可避免地就帶有一體化的意思。科技、資訊和經濟均有一體化的傾向，比如説WTO，那麼在文化上，有沒有一體化的趨勢？我認為是有的，在全世界範圍內非常廣泛的文化接觸、交流、碰撞中間，實際上是産生了一種國際性的共有文化，這個我覺得不應該回避。我們有一位老先生叫周有光，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了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周先生提出，他覺得不僅僅是中國，所有的國家都進入了一個一面是國際現代文化，一面是本國、本地區、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都進入了一個雙文化時代。有人説國際現代文化是西方文化，甚至是美國文化，我們覺得這樣的説法也是片面的，西方文化的元素在國際現代文化中間是很多的，但是國際現代文化是許多國家所共創、共有和共用的，比如我們説中醫和西醫，在我們説西醫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在説人類醫學科學。東方國家對於人類醫學科學也是作出重大貢獻的，比如周先生就提到了腓尼基人的問題，他説在西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生活在現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地區，就是地中海東案的北部，腓尼基被馬克思稱為“了不起的商業民族”，主要是航運和仲介商，那麼在腓尼基人的時代，他們就創造了一種不同於中國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不同於楔形文字，就是字母文字，後來被希臘人沿襲下去，被羅馬人傳承下去，原來在22個輔音字母上增加了幾個元音字母，就變成了現在歐洲國家，也包括印度這些國家，包括維吾爾語的字母，這個字母我們一般説叫“羅馬字母”或者“拉丁字母”，但它並不是歐洲人創造的，是腓尼基人創造的，腓尼基人不是歐洲的文化部分。

    現在我們確實有了這樣的一種國際性文化，應當很平和地把它看成是一種文化現實，而不把它看成是我們要去戰鬥的、排斥的、競爭的一種文化，當然包括競爭，但是不應該把這個文化看成對我們來説具有敵意的文化。

    我想我們應該從正面和和諧的意義上看到國際文化，而不是在負面和衝突的意義上去排斥，我們更不應該排斥那些億萬人在實際上已經融入其中的文化，中國傳統節日有文化內涵，而國外的節日也同樣有文化內涵，同樣給人帶來快樂和祝福，中國節走出去是友好，外國節走進來也是友好，不能動不動就説“文化入侵”，許多國家我們都建立了中國文化中心，我們不能理解為“文化入侵”，今年12月中華文化促進會按照文化部的部署，要在尼泊爾舉行中國節，我們也不能理解為有文化入侵的意思，我覺得不應該這麼敏感。

    有的朋友説中國的孩子過洋節，好比是到別人祖宗牌位前磕頭，這説得不完全錯，可是沒有這樣嚴重，起碼孩子們不是那樣想的，他們想到的更多的是歡樂和祝福，有一個大學生告訴我，他看到一個漫畫，天空的部分是五星紅旗，上面有五個星星，在許多下面的建築屋頂上都有聖誕老人往煙囪裏放禮物，這個漫畫的意思就是，中國的很多家庭也在過耶誕節。他説他很喜歡這幅畫，我認為他有理由喜歡。

    關於“入侵”之説和“文化主權”、“文化安全”之説，我認為都有它們的前因，這些説法有一個前提，就是把文化完全放在“衝突”的位置上來考慮，而不是放在“和”的位置和“融合”的位置來考慮，比如文化主權，我們現在很難去界定，我們可以説火藥、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可是這樣的界定除了增加自豪感之外，我覺得還會增加屈辱感，因為我們的指南針被人家用來航海，來打我們；我們的火藥被別人用來製造槍炮，我們只知道放鞭炮、拿指南針看風水。所以最重要的還不是文化主權問題，比如茶，茶是中國的，這沒問題，但是茶在我們國內炒作得這麼熱鬧，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茶在國際市場上，打不過一個“立頓”品牌。他們做的紅茶、花茶，很便宜的小袋子，那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比我們要厲害得多，因為它是一個品牌，而我們的茶只有品種，沒有我們的品牌，有些人説中國人喝茶是在喝原料，而不是在喝産品，所以重要的還不是去認定文化主權，是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

    總之，我們希望以一種和諧的、博大的胸襟去看待傳統節日中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在咸陽講過一個觀點，有很多朋友説“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和”，我勉強同意這個説法，為什麼“勉強同意”？“和”不是中國的歷史，也不是中國的現實，所以中國的思想家們是如此地呼籲“和”，這是我們的理想，我們歷史上失和的故事太多，我們在現代生活中失和的故事太多，我們在經濟競爭中失和的東西也太多，所以我贊成“和”是中國的核心思想，但不是中國的歷史，中國沒有這麼好的傳統。

    説到“和”，我在這裡還想提出一個建議，就是我們現在把中華民族七大傳統節日定為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重陽，還有中秋，這七個裏面都是漢族的節日，當我們解讀中華民族的時候，我們會説中華民族是漢族和其他55個少數民族共同的稱謂，但是我們在説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的時候，一個少數民族的都沒有，我覺得起碼可以在自治區中間的一些節日應該納入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比如説藏族的雪頓節，維吾爾自治區的古爾邦節等等，它們也應該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我有一個願望，如果有一天他們的節日也放假，某一天下班的時候，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對少數民族的員工説“明天是古爾邦節，公司給你放一天假，並且送你一束花”，那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們已經把傳統節日立為文化遺産，這是非常恰當的，文化遺産和今天的文化現實是相區別的，馮驥才先生曾經説過關於文化遺産的狀態，我就不再多説了，他説有些是活態傳承的，有些進入了博物館，還有的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等等，還有很多論述。那麼關於清明，不少學者是清明是三合一，清明、寒食、上巳合為一個，各有淵源和風俗，現在清明影響最大，我認為這是刪繁就簡，是歷史的選擇，留下了最重要的東西。

    我認為一些節日習俗的消亡、失傳是正常現象，我覺得我們不必要費很大的力氣去複製，比如和“清明”相關的“寒食”是介休這裡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活動，但是從全國來説，並沒有像介休這樣的傳承，還有關於介子推，介子推的歷史記載很少，《史記》、《左傳》裏有一些記載，介子推的人物和事跡大多是後人的附會，而不是歷史事實。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所講的介子推的故事和他的思想，如其説是他的，不如説是後人，是歷代人附會給他的，甚至強加給他的。如其説他是介子推的精神，不如説是附會者的精神和意願，所以我認為介子推精神在今天能否被今人接受，能否被青年接受，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我堅持覺得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我認為介子推最多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對象，而不是一個崇高人格的偶像。

    我曾經問過很多大學生，他們覺得他們不能接受介子推，他們覺得過於矯情，不自然。當然，這個看法也許是可以討論的，所以我在這裡提一下，過去的歷史有他的意義，那麼如果離開具體的背景仍然有價值，那麼它就是可以被後人所傳承的。

    最後一點，我講一下“文經之想”。剛才中午吃飯的時候，馮驥才跟我講到了政績文化的問題，許多政府把文化作為政績來考量，我也認為這個想法非常重要，我注意到一個提法，我本人是反對的，就是説既要看到文化的産業性，也要看到文化的意識形態性，我不認為所有的文化現象都有産業性，都有意識形態性。有一些，但不是全部。有一些文化不僅沒有産業性，而且是和産業性相敵對的。目前在創作文化上最普遍的一個做法叫做“違約”，就是花錢買作品，買畫、買音樂作品、買張藝謀那樣的大型創作，我想舉一個例子，有一個老作曲家叫（朱漸爾），在上海，有人讓他寫一個交響樂作品叫《走進新時代》，他説我不能寫。有人説，你不是寫過《唱支山歌給黨聽》嗎？他説那是我要寫，和你讓我寫是不一樣的。我有一個學生畫家，畫商有一次對他説，你把這幅畫的屋角改一下，我要了。我的學生説我畫不下去了，因為屋角是我得意的地方。這些讓我們想到，現在我們有錢了，政府也有錢了，企業也有錢了，但是我們能不能認為我們有了一個體制改革，再加上有了足夠的錢，我們就有好的創作？我不認為是這樣的。

    最後我還想説一件事情，也是經常被人説到的，我們拍了一部電視劇，是寫一個聾啞女孩的故事，鍾老師看過，給了很高的評價，説中央電視臺可能不會放，前不久正如你所説，中央電視臺説王老師你不知道，現在越爛的片子越有收視率，越好的片子越沒有人看，千真萬確是這樣。我就又想起鍾老師説，馬克思説，藝術不僅生産自己，還生産欣賞對象，也就是説他生産欣賞者，那麼我們老是給觀眾看爛片，最後觀眾成為爛片的知音了，好片子沒有人看，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收視率、票房、發行量已經成為了我們媒體和文化發展的毒藥，如果不信，我敢在這兒斷言，雖然今天的會議很重要，羅富和先生是國家領導人，也坐在這兒，還有這麼多專家學者在這兒討論這麼重要的問題，但是結束這個會議之後，我們的重要性就在這間房子裏，出了這間房子，我們的會議就不重要了，不信你查一查我們博得的版面，我們會很多倍地低於大S低調地結婚。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