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及來至兩岸的同胞們:
我生於一九一八年,今年八十八歲了。早年先長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我是屏東客家人。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清廷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民義不臣倭,組織“臺灣民主國”抵抗日軍侵佔臺灣,後來“臺灣民主國”失敗了,又有義勇軍奮起。
南臺灣有林少貓的起義,林少貓有一個得力部將叫林添福,和我們同村,家父就是追隨林添福接受林少貓領導抗日的義軍。根據日本官方的記錄,林少貓所部是“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當然受到人民的擁護。一九○二年,林少貓在“後壁林之役”遭日軍殲滅。家父是少數倖免于難的人,翻過南中央山脈逃到臺東,隱居起來,先做農,後經商,所以,我是在臺東出生的,十歲才又搬回屏東。
日本在臺實施民族差別待遇的殖民政策,在學校裏,我們臺灣學生常被日本學生欺負。當時臺灣所有的學生大概都有這种經驗。連日本老師也都歧視臺灣學生。但也有比較好的。所以,當時臺灣學生對日本人都有仇恨之心,常常和日本學生打架。
高雄中學畢業後,我家貧,無法升學,後來,在同班的黃姓同學資助下,才到日本中央大學讀法律系本來是想回臺灣為同胞服務的。但當時中日戰爭已打得不可開交,我又認識幾位大陸去日本留學的同學,經常討論時局,因此想到後方去參加祖國抗戰。
後來,我決定和一些中國同學到上海,再到後方參加祖國抗戰,結果後方沒去成,只好留在上海,共同辦了一個小雜誌叫《河山》,並把岳飛題的“還我河山”印在封面上,以喚起淪陷區同胞的愛國心。也算是自發的做一點地下抗日的宣傳。
勝利後,丘念臺先生經上海回臺灣,經友人介紹,他説要回臺灣去建設新臺灣,我被他的愛國和誠懇感動,就無條件的追隨他了。
光復後,一些來臺的外省官吏,不了解臺胞不甘做作亡國奴而與日本殖民主義英勇鬥爭的歷史,和在殖民統治下臺胞的痛苦和無奈,拼命罵臺灣人“皇民化”、“奴化”的歧視臺灣人。其實除了少數人之外,多數的臺灣人仍懷抱民族意識,用各種方式抵抗殖民統治,殷盼回到祖國懷抱。光復後,還受到如此的歧視,實在很令人傷心。
丘念臺先生有見於此,所以,刻意要組織臺胞來祖國大陸表達臺胞的心聲。原先是想稱為“謝恩團”,後來改稱“臺灣光復致敬團”,我們還為抗戰陣亡將士的遺屬募集了一些撫恤金,戰後臺灣經濟淍蔽,大家情況都不很好,但許多人都慷慨損輸。
“臺灣光復致敬團”先到上海、南京,再赴西安謁黃陵,唯至西安因雨阻隔,又時值國共交戰,不克直達黃陵,只得在耀縣遙祭黃陵而返,空留歷史的遺憾。
後來,我淡出政治赴日本經商,結識同為臺灣客家人鄉親戴國輝教授,跟我提及“臺灣光復致敬團”之事。一九八七年,臺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兩岸對峙趨和緩,戴教授也先我而逝,我由戴教授而認識王曉波教授。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二○○○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勝選執政。
二○○一年,又有小林善紀的《臺灣論》,記述了李登輝等一些“皇民化”臺灣人對過去歷史的扭曲,我在向王曉波教授提起,我想組“臺灣光復致敬團”的後人重新前往黃陵,以完成當年未能完成的祭黃陵的遺憾,昔日“臺灣光復致敬團”的故人已都不在人世,後人亦多不知散落何方。我只找到陳炘的公子陳盤固,他亦欣然同意,這些年來尋覓覓,我亦年老體衰。
去年,經由王曉波教授介紹,我認識了霧峰林家的後人,也是當年“臺灣光復致敬團”實際團長林獻堂的曾侄孫林光輝先生,在光輝先生的協助下,我們今日終於能組團,以彌補當年“臺灣光復致敬團”的歷史遺憾。
現在大陸在改革開放後蒸蒸日上,各項建設突飛猛晉,漸與世界各國比肩,一洗百多年來貧窮落後之國恥;去年,連戰主席率團至北京已達成國共和解。兩岸中國人皆黃帝子孫,理應攜手共創雙贏,團結起來為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共同奮鬥。 唯今天,臺灣的歷史遭人有意湮滅,年輕人無法能知昔日之事,什麼“兩國論”、“一邊一國”、“臺灣地位未定”,實在令人遺憾。
當年林獻堂率臺灣各界組成的“臺灣光復致敬團”南京即發表談話説:如交通便利,並擬前往西安,謁黃帝陵,拜告以臺灣六百萬炎黃子孫,二千三百餘方哩版圖已歸祖國,藉表臺灣同胞拳拳之誠,是為本團之唯一任務。六十年前,“臺灣光復致敬團”已在耀縣祭告軒轅始祖,見證了臺灣人民與土地“已歸祖國”,又何來“兩國論”、“一邊一國”、“臺灣地位未定”。
我這次在耄耋之年能陪同“臺灣光復致敬團”的後人再前往西安謁黃陵,除了完成當年心願和告慰故人外,也希望臺灣同胞能恢復歷史的記憶,並祝願祖國早日和平統一,兩岸同胞攜手共創雙贏,以迎接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我黃帝子孫得以世世代代繁榮昌盛,以彰祖德。謝謝。
二○○六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