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二○○○年底，日本出版了一本暢銷的漫畫書，書名叫《臺灣論》，著者是小林善紀的日本人，思想傾向是右翼，肯定日本軍國主義。

　　《臺灣論》的內容是小林善紀到臺灣去訪問了一些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接受“皇民化”的老臺灣人，主要有李登輝、許文龍、金美齡等人，都在歌頌日本對臺的殖民統治，稱日本的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統治”，甚至稱抗日義勇軍是“流氓”、“ 土匪”。

　　次年初，《臺灣論》的中譯本在臺發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林憲老先生的電話，説有事要來臺大看我。林老已年高八旬，爬上哲學系館三樓來看我。原來是他對《臺灣論》有意見，要我把他老人家的意見發表出來。於是，我拿出錄音機，作了一次錄音訪問，並整理髮表在《海峽評論》，即＜訪抗日義勇軍之後談《臺灣論》──林憲先生駁小林善紀和許文龍的誣衊＞一文。

　　認識林老是一九八四年夏天，我經日訪美，到東京看戴國輝教授時介紹的。對林老我所知不多，經過訪問才略知一二，直到後來林老由日返臺定居，才漸漸熟悉。

　　錄音訪問結束後，林老有感於年輕一代對臺灣過去的歷史所知不多，又經李登輝等人的扭曲，而民族觀念模糊。所以，他還説，希望晚年做二件事，一是重新組織當年“臺灣光復致敬團”的後人，完成當年未能親臨黃陵祭黃陵的遺憾；二是組織一個“鄭成功協會”，以恢復臺灣人民族精神。

　　我教學研究已工作繁重，又多雜務，難以分身。林老的心願，我只能聽在耳裏，記在心裏。後來，霧峰林家的光輝兄參加我們《海峽評論》社委會，並且，去年臺灣光復六十週年率領臺灣抗日誌士的後人到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今年又是“臺灣光復致敬團”六十週年，當年的實際團長林獻堂也是霧林家光輝兄的長輩。於是，我跟光輝兄提起祭黃陵之事，希望他負起組織的責任。當年的“臺灣光復致敬團”有名單，無地址，更沒有通訊電話，這些人的後人散落何方，如何去找？光輝兄在林老的指導下，找遍全省，終於將這個祭黃陵團組織起來，可以完成他們先人未能親祭黃陵的遺憾了。

　　當年的“臺灣光復致敬團”除了引起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有怕他們到中央去告狀的疑慮外，還有人攻訐林獻堂是大地主、“皇民化”，還當過日本貴族院議員，而使得“臺灣光復致敬團”在名義上沒有團長。這一個歷史的公案，我們不能不有所説明，其中有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痛苦、委屈和無奈。

　　日據下的臺灣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階級。一是傳統的地主階級，二是傳統的農民階級，三是引進日本資本主義後新興的市民階級，四是依附殖民統治的“皇民化”階級。

　　在傳統中國的農業社會，知識分子幾乎無不出身於地主階級，“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非地主階級又何能脫離生産勞動十年之久？中國知識分子亦自有一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精神的養成教育。

　　在馬關割臺之際，有丘逢甲等臺灣士紳奮起組織“臺灣民主國”抗日，後又有吳湯興、姜紹祖、徐驤毀家紓難，身先士卒，戰死沙場。

　　“乙未之役”後，霧峰林家下厝林朝棟將軍奉旨撤回漳州，鬱抑而終。其子林祖密（季商）後又潛返臺灣，從一九一二年後的“羅福星事件”、“ 張火爐事件”、至一九一五年“吧哖事件”無一沒有林祖密的身影。“吧哖事件”後，見事不可為，在“欲臺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體認下，林祖密又回福建，資助孫中山軍費六十萬兩，並被任命為閩南軍司令，于一九二五年八月被反動軍閥張毅殺害，壯烈成仁。其子林正亨，子承父志，又由臺返回祖國，投考中央軍校，參加祖國抗戰，在滇緬之役殘其左臂。臺灣光復後，又在中部參加“二二八起義”，最後犧牲于“白色恐怖”。

　　自林祖密離臺後，霧峰林家在日本高壓殖民統治下無人再敢言及林季商，並由三少爺林獻堂主持家族事務。但臺灣抗日民眾的心目中無不推崇林季商，謝雪紅回憶幼年，其母告之“我們臺灣人的救星是林季商”。

　　在日本高壓統治下，一九○二年，林獻堂不能不受命為霧峰區區長，但第二年就辭職，到一九○九年，又不得不再任區長。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明治元老闆垣退助來臺成立“同化會”，林獻堂就不得不策略性的參加，其侄林幼春則不以為然，但“同化會”也只維持了二個月又七天，就被總督府取締了。

　　一九二一年，林獻堂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第二次請願後，一九二二年，林獻堂在壓力下，只好放棄領銜聯署，但前往東京請願團的經費仍由林獻堂負擔，且事後又恢復領銜聯署。

　　在殖民統治下，林獻堂家大業大，只能謹小慎微，不時在壓力下讓步，而作不得已的妥協，這是事實。但又有誰能體諒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苦衷呢？

　　一九三六年，林獻堂率臺灣新民報的“華南考察團”，到上海在一次華僑的宴會中，興奮得脫口而出“祖國”二字，即引起總督府當局發動輿論圍剿，指責其為“非國民”，並於是年六月十七日，唆使日本浪人賣間善兵衛在臺中公園門口當眾毆辱林獻堂，史稱“祖國事件”。

　　“祖國事件”後，全島進入戰爭體制，林獻堂仍堅持民族文化，回到“櫟社”創辦詩刊，猶作詩批評日本殖民曰：“施政每偏重，不脫愚民策”，“ 民權重自由，言論加壓逼”。

　　戰爭末期，日本開始在臺徵兵，為籠絡臺灣人，而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任命林獻堂為貴族院敕選議員。但林獻堂從未出席會議，八月十五日，日本即宣佈無條件投降。

　　在日據下，我們不否認有些地主階級賣身投靠，甘作殖民統治的走狗和傳聲筒，但也有奮起保鄉衛國，有“書生殺敵渾無事，再于倭兒戰一番”的吳湯興，更多的是不得已“茍求性命于亂世”，只得“身在曹營心在漢”，以待時機再奮起。正是當年”臺灣光復致敬團”至南京，林獻堂所言：“應知臺胞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二○○六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