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電影長期低迷，電影人束手，當局也遲遲拿不出積極的電影復興方案。於是紀錄片成為臺灣生産力最強勁的電影創作形式，一枝獨秀。2004年，《歌舞中國》、《跳舞時代》、《生命》等紀錄片作品接力上揚，票房喜人，美譽不斷。顯然，紀錄片已在臺灣吹起影像新風潮。
製作方法：獨立製作與遊擊戰
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結成小組長期合作，這是臺灣紀錄片攝製最普遍的組合建制，就是獨立製作。這個小組包括：製作人、執行製作、導演、攝影師、錄音師、剪接師，如果用膠片拍攝還得有燈光師和錄音師。剪接師常由導演兼任，不過現在國外流行導演自己不剪片，而由專業的剪接師尋找結構按規律操作，以避免太多的先入為主。
執行製作這個職務很重要，選題時要搜尋材料，然後是聯繫場地，接洽各方面人事，管理吃住行。到後期他就是剪接助理。他既是劇務也是場記，還參與創作，要跟透全過程。
至於資金，各基金會是一大來源。片子拍了一段，製片人就趕快拿到基金會去放以爭取基金。就這樣邊拍邊要錢，直到一部片子完成，然後再為一個新的題材去找錢。這跟打遊擊似的，風險很大。但是紀錄片在臺灣逐漸火熱起來後，相信會有更多的市場運作。
題材選擇：原住民、家庭與政治
最近幾年臺灣有一批紀錄片在關注原住民的生活，不一定就叫人類學紀錄片，編導也不見得有人類學背景，很多只是從題材出發憑直覺去創作的。
另外家庭紀錄片也火暴起來，編導不再到外面去找題材，父親母親、爺爺奶奶、親戚朋友等能是主角，於是家庭問題成為主要的思考命題。這和DV機的普及有關係。阿公對著鏡頭説孫女：你光拍光拍，阿公上廁所都沒人扶了。孫女把素材拿給朋友看，然後把朋友的反應也拍下來，又拿回來給阿公看，於是互動概念被引入。作者問父親：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同性戀，為什麼娶媽媽？這樣的問題做兒女的不好問，但有錄影機在場，現場就有了一個溝通的媒介。於是錄影機被重新審視，它在歷史上曾是一把槍，現在它在促進人的情感交流。
90年代以降的臺灣紀錄片很少有以政治為主題。在一份探討臺灣視聽媒體藝術生態的“國藝會”研究報告中，研究者就指出這一缺失政治主題的紀錄片文化現象：“國藝會”自1997年以來資助的300多部紀錄片作品中，沒有一部與政治有關。又如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7年來所有的學生作品中，也沒有一部是在關注政治話題。在多年來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全面席捲的臺灣社會裏，臺灣紀錄片人或許不是不敢，而是已對政治感到煩膩。
紀錄片教學：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
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專門培養紀錄片研究生人才，有7位老師，每年招收12個學生，要求拍過紀錄片(現在臺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年齡大都是30歲上下)，學科成績差一點沒關係。在考試上有嚴格的程式，先是筆試，要考英語、社會學、新聞學和技術方面的學科，如編輯。每年大約200多人參加筆試，筆試後有60多人可以參加口試，5個評委從中挑出12個入學者。
入學後，頭三年是基本課程：紀錄片史、美學、田野調查、社會學、經濟學等等。但每年都要交作品，最後一年主要都是實踐創作。畢業要有畢業作品和畢業論文，論文要闡述你的紀錄片創作理念。作品不一定在媒體上播出，但學校每年都要辦一個聯合展，也在外面搞放映會，請專家做講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