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8年8月 師永剛 等著
1945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大、南開等校紛紛復校，必須再次大規模遷徙；此時兼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因公滯美未歸，面臨大學復員回北京的難題，然而抗戰期間，由日本傀儡政權扶植的偽北大，也有教職員安置問題，釀成偽北大教職員街頭抗議事件。胡適與蔣介石屬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長，挑起復員遷校回北京與接收重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後多次聲明，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指大學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後代青年們看看，讓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將成國家的罪人”。甚至痛斥為接收日據時期偽校産與偽北大教授打過招呼的陳雪屏，“漢賊不兩立，連握手也不應該”。
燕京大學對參加偽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説，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沒臉見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捨不得離開的人如果不受譴責，對不起那些長途跋涉到大後方，拋家別子，堅持國家民族大義的教授與學生。強硬手腕終於敲定北大復員難題。在開除依附日軍的偽北大教職員，並上書指責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未能嚴審、嚴懲漢奸後，傅斯年説，“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鄉願”！
傅斯年雖接手北大，化解偽北大教職員難題，卻認定胡適適合當全國最高學府校長職務，始終定位自己是暫代校長。他努力不懈，為北大爭取到新校地、校産，目的是為“斷然不願與別人搶東西”的胡適當開路先鋒；當胡適自美返國後，他立刻辭職讓胡適重返北大，毫不留戀，也不接受蔣介石慰留，依舊回曆史語言研究所。
1948年12月，情勢更加緊張，國民政府即將全面遷臺，蔣介石決定由具學界碩儒身分的傅斯年出掌臺大。拗不過蔣介石與教育部長、老長官朱家驊連番遊説，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赴臺接任臺大校長，行前傅斯年卻對朱家驊説，“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斷送在臺大了” 。
傅斯年之所以受老蔣器重，一方面因其學術地位，也因為行政幹才與魄力非比尋常，為大學校務，他可以放下身段到處奔走，上窮碧落下黃泉地要錢，除陳誠、吳國禎兩任臺灣省主席外，甚至直接找老蔣，絕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負地説：“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
出掌臺大，傅斯年絕非想和稀泥、作爛好人，而是捐棄民初以來建“大學堂”的觀念，樹立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成為學術重鎮。
在傅斯年推動下，臺灣大學成為以自由學術精神為基本原則的一所大學。上承胡適等人在五四運動提倡的啟蒙觀念，尊重個人、注重人性、提倡正義，並將追求真理當作大學存在目的與指針，力求以具體行動矯正當時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在臺大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治校經驗，便是他用極短的時間，為這所學校建立起長遠的制度以及校風，形成學術獨立精神與傳統。大學自由學風能在國民黨戒嚴時期堅持下去，實不容易。
傅斯年對獨立人格的重視，藉北大臺大教育精神形成傳統，傅斯年個人也因為對權貴不買帳的作風而聞名。1949年，美國將領、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訪問臺灣，當然受到國民黨政府盛大歡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獨受蔣介石之托而來接機、素稱自己“坐無坐相、立無立相”的傅斯年，硬是翹著二郎腿、抽著煙斗，坐在蔣介石與麥克阿瑟旁邊的沙發上，以大學校長身份與兩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本人卻是個人情味很濃的自由派學者，臺大多名教授回憶，度量大、肯認錯、不記仇是傅斯年的特質。他樂於接近學生、關心學生，以平等觀念對待師生，在嚴師如嚴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學生敲竹杠而請客為榮，對學生的請見與回信，絕不假手他人 。據聞他有次踱過臺大生物實驗室，看到學生正在觀察草履蟲，便説他在倫敦時也看過，有位學生開玩笑地説“吹牛”，傅斯年則大笑而去。他也爭取讓全體臺大學生進行X光檢查 ，避免感染肺結核，檢查後輕微患者由臺大撥給宿舍暫住，且有工友照顧；重病者准許休學，公費照發，並加發菜金三十元；在資源困難時代，他也要求臺大農場硬擠出雞蛋、魚肝油、奶粉等補給品定期供患病學生療養。
傅斯年早年喪父，全賴父親門人提攜照料，因此他畢生樂於幫助故人子弟。胡適夫人與錢思亮一家來臺後，沒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於福州街二十號的臺大校長宿舍暫住，再想辦法幫朋友找棲身之所。為幫助窮學生，傅斯年積極設立多項獎學金，鼓勵清寒學生繼續奮鬥，以求人人機會均等，避免大學教育成為階級、有錢人的專利。臺灣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回憶，他于1948年來臺後考進臺大歷史系，兩年後想降級轉讀新成立的文化人類係，因此找傅斯年商量，爭取打破規定讓他保留獎學金作為生活保障；傅斯年僅訓示他研究考古、人類學、從事田野調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與辛苦，也立即同意他的請求。
傅斯年雖是臺大校長，但兩袖清風，同在臺大外文系教書的妻子俞大彩有回還不得已借錢買米。但他曾為了董作賓等幾位更窮的朋友，把自己藏書賣了換錢救急。
隨手一個煙斗、一頂呢氈帽、一襲長袍是傅斯年標準造型。但因家貧買不起好煙絲，傅斯年在臺灣都是把劣質煙拆開，把煙絲放到煙斗裏抽，好過過癮。傅斯年身前最後一篇文章稿費，原想拿來作條棉褲，最後他還是指示臺大，查查看哪個學生最窮，就把錢送給他。最後只拜託留下二十塊，打算請學生吃頓鍋貼。
傅斯年一生雖然清貧，卻從不為兼職領雙薪，利與官場之名之於他十分淡薄。甚至蔣介石贈他“總統府資政”頭銜與名位，連他的秘書都不曾聽他提起。傅斯年在海外沒拿到博士學位，有記者尊稱他“傅校長博士先生”，傅斯年就説，他的博士頭銜不過是海外頒發哲學榮譽博士，還是以“先生”稱謂為宜，博士頭銜“不值一道” 。
當時發生一起轟動臺灣社會的年輕男女殉情事件，男子獲救，女孩陳素卿香消玉殞。陳女絕筆書經報刊披露，優美文采讓人一掬同情之淚。傅斯年因此與數名臺大教授提議將這名女孩葬在臺大校園立碑紀念，後雖因殉情案另有內情打消念頭，由此卻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他以校長之尊，仍經常自顧自地在其他教授前戲謔吵鬧、做鬼臉；他的生活態度隨便、儉樸，不愛狗，只愛看書，靠薪水過活。據他的夫人回憶，傅斯年腦子裏全是“書本、書本、工作、工作”，不喜歡家人辦生日，更不記得自己生日，但母親生日時，傅斯年卻總是身穿長袍下跪磕頭，展現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與高血壓嚴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密碼，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飯、青菜與半個木瓜，也不給零用錢，避免到處亂吃，壞了身體；但傅斯年嘴饞遠近馳名，尤其愛吃魚翅，只要有人以魚翅請客，傅斯年不問是誰，絕不缺席。錢思亮的兒子，日後當上臺灣國大議長的錢復，小時後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憶，每次傅斯年領到稿費，都會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歡吃鹵豬腳沾上許多醬油。傅斯年不擺架子，愛下棋的他，他的司機楊國成就是棋友，也就是這位棋友，常偷偷帶他到南昌街等地吃些小吃解饞，全是楊國成付帳 。
傅斯年的身體狀況長期不佳，加上宵旰從公，每天在臺大工作十多個小時以上，欠缺休息，在外邀約演説不斷，讓他高血壓與糖尿病病情持續惡化，並患有膽結石毛病。他的司機説，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體不好，需要檢查；但就是怕檢查後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上午先參加蔣夢麟主持的農委會會議，爭取保送大量的臺大學生出國深造，下午出席位於臺北市南海路的臺灣省議會第五次會議。一向問政激切的臺灣省議員郭國基提出一連串質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臺大的教育器材遭竊問題，質疑臺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及于一般民眾？傅斯年疾呼：“獎學金制度不應廢止，對資質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僅為了錢不能升學的青年，我是萬分同情的，絕對要扶植他們，不能讓他們被摒棄在校門之外”，“辦學應先替學生解決困難，讓他們有安心求學的環境，才能要求他們勤心用功，不替他們解決困難，要他們盡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惡痛絕的盜竊教材器具案，讓傅斯年情緒激動、無法平復，步下講臺枯坐到散會時，僅説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隨即跌倒昏迷，搶救至深夜十一時無效瘁逝，享年55歲。
傅斯年深受學生愛戴，“傅斯年被郭國基氣死”的流言四散，臺大學生情緒激動，差點串聯包圍省議會找郭國基算帳。也由於傅斯年已成為臺大精神象徵，身後安葬就在臺大校門旁空地，這座小型墓園被稱為“傅園”。
當年“傅園”地處僻靜，緊鄰著佔用校地的一排違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認為違章建築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過活，沒必要為難人家，也就默許書店、豆漿店、鐘錶店在校門旁營業，傅斯年過世後，臺大直到1978年才將違章木造屋拆除。
傅園是由臺大邀知名建築師吳炎設計，有十六根圓柱的希臘式紀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幾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現濃厚西洋古典建築風格，展現當時學術界對西方大學的仰慕。如今的“傅園”和臺大校園融為一體，提醒上下課的鐘聲就是由傅園內的“傅鐘”傳來，數十年來不停歇。最特別的是，每節上下課，“傅鐘”都是敲21響，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話，“一個人在一天24小時，要留下3小時作為沉思”。
創辦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與語言歷史研究所；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北大復員；開臺大之先河，治學與辦事能力兼具，是胡適認為傅斯年畢生的四大成就。
1943年，英國知名歷史學者李約瑟到中國訪問，由傅斯年接待，這位日後以《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聞名的學者，回憶傅斯年是個外型相當胖、頭型奇特，而又健談、西化、有趣的人。李約瑟回國前，傅斯年在一把折扇上寫了《道德經》相贈，李約瑟日後則以《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冊獻給傅斯年與俞大維，見證這段奇異的東西方歷史學者的相遇。這是傅斯年的溫文儒雅。
因為傅斯年的真，讓他敢於包容朋友，給予溫情與照料，讓他敢於説出真話，為被捕的陳獨秀辯駁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直言批評從容就義的李大釗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評胡適者，“你們不配罵胡適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蔣介石，讓目不識丁的軍閥老粗張宗昌掌理孔孟故鄉山東政務，“以為山東無人了嗎”？
綜觀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雖波瀾壯闊，卻也充滿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盤西化，反對舊傳統、舊學問，批判封建道德，鼓吹個人自由，甚至説保存國粹相當可笑，需全面廢除文言文；他期待藉文學革命達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信仰，尋找讓中國啟蒙契機。
但傅斯年側重文學革命層次的議論，僅停留在書生論政與學術圈生活，無論政治與社會改革等議題上均缺乏有力行動。到了中、晚年，國家遭遇變動之際，他堅持國家氣運是匹夫無可逃避的責任，展現的卻是傳統知識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雖未任官，卻與蔣介石、國民黨關係深厚，介入政務過深，都讓他對外難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顯五四以降，知識分子的不安與矛盾，以及中國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的混亂。傅斯年的分量與影響力，又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明顯遭低估。這位五四健將、中國現代史學的先驅，最後被局限在孤島一隅的國民黨做小了，更是大時代悲劇的剪影。
無論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則與精神上的堅持無庸置疑的。他堅持抵禦日本侵華，注重培養學生民族氣節，面對日本入侵華北，施以恐怖與威嚇統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懼，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場對抗軍事強權；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以北大歷史系主任的身分，提出“書生如何報國”的質疑 ；為彰顯民族氣節，以保國家氣運，以及國家必需有史鑒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張，促成北大教授編纂屬於中國人的通史，也就是錢穆的巨著《國史大綱》。
毛子水譽他有“浩然之氣”，傅斯年有話直説、不懼權貴，即使面對亦師亦友的胡適也一樣。日軍入侵華北、熱河之際，胡適反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論調，主張積極對日交涉，保存實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對，揚言退出獨立評論，貫徹“老百姓第一願望是讓國家統一”主張 。他期勉兒子，做人之道必發端于正氣，“若不能看破生死，必為生死所困” 。
尤其是雖僅治校年余，奠定學術自由風氣讓傅斯年受臺灣大學後人景仰，一如自由主義將大學視為公共領域中的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傅斯年的個人風格形成對大學的想像，在威權統治時期，他化身學術獨立的神聖性，成為臺灣抵抗政治高壓的共同榮耀。其後五十年，臺大數次校園抗爭事件，都在傅園內的傅鐘前、杜鵑花旁慷慨上演，紀念傅斯年的“傅鐘”成了臺大自由校風的重要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