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先從“法治”來説，是不是“機密”，都須依臺“機密保護法”的規定進行核定。“機密保護法”是在陳水扁任內完成“立法”，並公佈施行，依“該法第六條”規定，有核定權責人員，應于接獲報請後30日內核定，依施行細則第八條，若未在30日核定，即解除保密措施，依一般非“機密”事項處理。 

　　　六件“外交工作”，假設真的是“機密”，不論是在“機密”保護法施行前後，都有一定期限核定“機密”等級。例如在“機密保護法”施行前起訴的拉法葉案，臺軍方早在法律施行後向法院拿回數據核定機密等級。 但陳水扁辦公室迄今不拿出六件“外交工作”有無核定為“機密”的相關資料，從“司法”審判的立場，關鍵不在“機密”與否，而是有沒有“依法”核定“機密”的程式。即便已核定為“機密”，在“憲法”賦予法官獨立審判權責下，任何“機密”在法院，都不是機密，只是不能公開審判而已。六件“外交工作”如果沒有核定，陳水扁辦公室官員就是失職。 

　　文章進一步指出，從對歷史負責的觀點來説，“公務機要費”是使用民眾的納稅公款，陳水扁使用公款，就是一種政府行為，並非個人行為，如何使用費用，本來就該留下相關紀錄和數據，待一定期限解密後，由後代子孫檢驗。 

　　陳水扁聲稱“機要費”使用在六件“外交工作”上，但説進到墳墓都不能説，若有相關紀錄和核定數據，本來就該提供法院，除非沒有，才不能提供。 

　　文章最後強調，承審“機要費”案的臺合議庭三位法官，本著“憲法”賦予的“審判權”，如果要推卸責任，大可依辯方律師團“釋憲”聲請，不必自找苦吃，對抗掌握“國家”機器的領導人，法官無畏權勢，依“審判權”進行審判，民眾應給予喝采鼓勵。（董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