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説，有財産申報義務的，是陳水扁，而不是吳淑珍；宣示自己和家人將不再進出股市、並要將財産交付信託的，也是前年面臨重大選舉壓力的陳水扁，而不是其家人。因此，如何依法誠實申報財産，如何謹守自己的政治承諾不再涉足股市，都是陳水扁要設法維持的家庭紀律。他不能放任吳淑珍在後宮自行其是，卻又責怪外界以放大鏡檢驗他的家庭。

　　社論指出，陳水扁曾為沒有管好陳哲男道歉，但吳淑珍闖的禍其實絕不小于陳哲男。陳水扁一向在口頭上喜愛標榜“最高道德標準”，他卻始終無法修復家中和“府”裏松脫的規範與倫理。太高的承諾和太低的實踐力之間，懸吊的正是人民屢屢落空的期待。

　　臺灣對公職人員財産申報的管理，規定其實相當寬鬆；即使申報發生錯漏，監察機關亦未必能夠發現，遑論主動開罰。而“行政院”要求政務官財産交付信託的規定，甚至不涵蓋基金的投資，也沒有任何罰則。這紙沒有牙齒的行政命令，除了靠倫理和輿論來維持，還能如何？政黨輪替已六年，陳水扁不僅未曾著力將這套維繫廉潔的制度往前推進一步，自己卻反而採用比“行政院”版更低的標準，這還不是沉淪嗎？

　　社論再指出，撇開“第一家庭”財産申報的規格問題不談，閱讀其中的金錢脈絡，竟與近月來沸沸颺颺的太百、金控人事等案件，有驚人的迭合。富邦的基金，華南金控的操作，乃至律師林志豪的信託，在同一張權力關係網上，同一批名字一再出現。其中，林志豪不僅是陳水扁自己創辦的華夏律師事務所律師，還是太百案要角李恒隆的選任辯護人，這難道只是純屬巧合？政務官財産信託目的原在爭取社會公信，但扁家庭的財産信託軌跡，卻反更印證外界的質疑。這也使看似吳淑珍的責任問題，愈發落向陳水扁的身上。

　　對於吳淑珍的作為，包括進出股市及過問金融機構或企業的人事和經營，如果陳水扁表示毫不知情，那是他的“家庭治理”有問題；如果他知情卻放任其事，則是他的“國家治理”有問題。

　　在陳水扁的首屆任期間，吳淑珍曾有六次單月在股市買賣超過千萬元，卻未依規定動態申報財産；被媒體揭發後，也使“監察院”創下首度對領導人開罰處分的紀錄。有過那樣的教訓，陳水扁卻還不從嚴把持，莫非把家庭財富的累積，看得比權力正當性的維持更重要？

　　社論説，吳淑珍進出股市兩天的獲利即超過陳水扁一個月的薪資，這教歷史如何評價這個家庭？ 與其責備吳淑珍言行踰越，不如質問陳水扁為何一再讓自己的權力供近身人士假藉“巧門”，上下其手，更造成社會認知的錯亂混淆。三級貧戶出身的他搖身變成富豪，卻有許多家庭燒炭自殺；試問：陳水扁富得安心嗎？百姓窮得甘心嗎？

　　社論認為，這是扁家庭必須學習的課題：權力有止境，慾望無盡頭。巔峰過後，就是一路下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