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改革看似平靜卻“驚心”
——新時期新階段的改革，少了“鬥爭哲學”、“突擊情結”，多了沉穩練達、科學理性。一方面，堅信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舉措的協調性
這是一條看似普通的新聞——
從剛過去的7月1日起，北京市在友誼醫院試點醫藥分開，取消掛號費、診療費和15%的藥品加成，實行醫事服務費制度。
7月2日，實行“醫藥分開”後的首個工作日，在友誼醫院門診大廳，剛剛領完藥的退休職工老程有些意外：“同樣的藥，一次就少花了幾十元，藥費便宜多了！”他患有糖尿病，平時開的一盒胰島素注射劑需要315.2元，當天只花了274.1元。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中，這一條算不上顯眼，也難以産生“轟動效應”。但是，這著實又是一條不該被忽視的新聞。推行“醫藥分開”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其間有矛盾、有爭論，甚至還有人認為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北京友誼醫院的試點，將對全國醫改産生示範效應。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10年改革，固然有“全面取消農業稅”、“提高個稅起徵點”、“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這樣引起廣泛關注和巨大影響的改革，但更多的，則是像北京友誼醫院這樣“起于微末”的改革。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的改革，往往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而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改革，就其難度、深度和廣度而言，恐怕絲毫不遜於前者，而其影響可能更加久遠、更加深刻。因此，改革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纖至悉。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認為，這10年“三農”領域的改革，不同於改革初期的以“破”為主，而是“破”與“立”相結合。這其實也是這個10年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徵。
更重要的是，這10年的改革，是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進行的。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剛剛擺脫10年“文革”的桎梏，經濟社會受到極大破壞，人們思穩定、盼發展、想致富，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更容易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支援。於是，實行對外開放、開設經濟特區、推行包産到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一系列改革，勢不可擋地迅速展開，並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新時期新階段，改革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從經濟上看，我們實現了總體小康，2003年我國每人平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11年更是達到5414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為繼續推進改革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基礎。但是，一些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每人平均GDP進入這一區間，也會出現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差距拉大、失業增加、環境惡化等現象，亦即所謂的“拉美陷阱”。從社會環境上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多元和複雜，訴求也越來越多樣和龐雜，而網際網路等新興媒體的出現，無疑又增添了新的變數。
在這樣的背景下，“凝聚改革共識”的難度，改革的社會成本和阻力，與20年前、3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枯拉朽般地推進改革，其必要性顯然已大大減弱，在操作中則很難行得通。現在的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更加謹慎、更加穩健、更加全面，必須把對既往改革的堅持鞏固與下一步的完善深化、把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與配套的制度設計與細則規制、把改革的力度與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很好地結合起來，正如鄧小平當年所指出的那樣：“每一個措施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障礙，需要審慎從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牛新春説：“今天的改革有時不得不面對許多兩難問題——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改革，不一定符合部分群眾的眼前利益。有助於經濟增長的改革，不一定有利於社會穩定。符合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可能會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設計改革方案，要精巧平衡各方利益，推行改革方案，要盡可能凝聚更多力量的支援。”
但是，審慎並不等於猶猶豫豫、踟躕不前，改革終究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細細梳理，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農村改革、社保改革、教育改革、事業單位改革以及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理創新等，哪一項不關係國計民生，哪一項不關乎億萬人民的福祉？
所不同的是，我們這10年的改革，少了“鬥爭哲學”，少了“突擊情結”，更遠離“運動式”思維，多了沉穩練達，多了科學理性。回望10年改革路，既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瞬間，也沒有多少驚心動魄的標識，更多的是運籌帷幄，精心設計，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積跬步以至千里，積小流以成江海”，驀然回首，我們已邁出一大步，抵達一處處新的彼岸。
縱觀30多年的改革，如果説前20多年有如奔騰的湍瀨，慷慨激昂，氣幹雲霄，那麼這10年則好似安瀾的大川，表面上靜水微瀾，風平浪靜，實則默運潛移，日新其景。我們一方面信心堅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清醒冷靜：更加注重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舉措的協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