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務實健康的國民心態

　　現代國家的崛起應當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作支撐，否則其崛起很可能成為一種暫時現象。從這個角度看，認為國民心態事關中國的崛起成敗，似乎並不十分過分

　　10月15日，收看了十七大開幕式電視直播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來到人民網“強國社區”直播現場解讀十七大報告。

　　“你不要只回答一般性的政治問題，也要回答敏感性的政治問題。”一位網友向他發問，“這次政治報告為何沒有提反右防‘左’問題？”

　　“您的問題並不是什麼敏感性的政治問題。”房寧把話題接了過來，“您注意到這次報告沒有提反右防‘左’，説明您把報告看得很細。”

　　他坦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現在的確有‘左’的和右的政治傾向，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些傾向實際上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已經不大了，或者説，其影響日益減小，干擾中國政治發展，甚至是改變中國發展方向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這是因為，我們所選擇的道路越來越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顯示出了它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在實踐中，這條道路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就，這條道路的確定性也就大大地增強了。”

　　今年5月16日，《求是》雜誌刊出“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一文，房寧是執筆人。

　　這篇文章對前段時間相關理論問題的探討作出回應，其重點論述的十六大報告中關於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十七大報告中得到了繼續強調。

　　“十七大召開之前，對中國如何發展有很多討論甚至是爭論，提出的問題都是真實客觀的，關鍵是怎樣解決？”房寧對《瞭望》新聞週刊説，“我們需要辯證地認識這些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那種急於在今天用簡單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只會使問題變得更加糟糕。幹任何事情，都不能離開中國的國情。”

　　十七大報告提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房寧認為，這是十分清醒的判斷，“我們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還是一個底子薄的國家。社會差距、城鄉失衡、社會保障與福利不盡如人意、民主與法治還不夠健全，這些問題歸根結底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只有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我們才會漸次具備全面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高度重視這些問題，努力把它們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同時繼續埋頭苦幹，集中精力謀發展，為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只有以這樣的心態，我們才能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強調。

　　連日來，《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對十七大代表、幹部群眾、專家學者進行採訪，最強烈的感受是，大家對發展的信心很足，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一定要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以求真務實的心態，堅持科學發展觀，推動各項事業穩步前進。

　　戒除復興道路上的“三浮”心態

　　“這些年來我們的經濟實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社會取得了明顯進步，但我們的工作與人民的期待之間還有不小的差距。”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張廣敏代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坦言，“我們的一些黨員幹部身上還存在著‘三浮’現象，就是浮華、浮躁和浮誇。”

　　張廣敏説，在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地方和幹部存在著鋪張浪費現象，脫離了初級階段的實際，講排場，比豪華，這種浮華的現象和心態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十分有害。同樣，浮躁和浮誇現象在一些幹部身上沒有戒除，如一些幹部強調片面的成績觀，一些幹部對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地方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弄虛作假的現象還比較突出。

　　“在看到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駕馭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能力還有很大的差距。”張廣敏認為，樹立正確的差距觀，是克服“三浮”心態的前提和基礎。

　　中共南昌市委書記余欣榮代表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曾訪問芬蘭的一家農戶，問及對中國的印象，主人豎起了大拇指，指著家裏的電器説這些都是中國製造。余欣榮環顧四週，發現他家的電器不是新力的，就是西門子的、飛利浦的，沒一個中國品牌。主人大概意識到了“失禮”，就連忙把咖啡壺之類的翻過來，讓他看打在後面的“MadeinChina”。

　　“什麼是差距？我想這個就是。”余欣榮感慨道，“我們一些地方陶醉於‘製造業大國’的成就，但你辛辛苦苦製造了半天，只賺一點手工錢；人家貼上個商標，利潤就是你的幾十倍。這就是自主品牌與核心技術差距。我們南昌的財政雖不富裕，但現在每年都要拿出1500萬元來引進人才，為的就是縮短這個差距。”

　　福州大學副校長付賢智代表認為，當前整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踏實做事，戒除浮躁，一方面要看到我們的差距，另一方面要靠一步步的努力來縮小差距。

　　1997年，付賢智博士放棄美國的優厚待遇回到祖國，到福州大學從事光催化領域的基礎和應用研究。他所領導的團隊，從剛剛創業時的三五個人，發展到目前的六七十人，成為國內最大的光催化研究群體，研究水準進入國際先進行列。

　　目前，付賢智教授和他的團隊承擔著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40多項，包括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863、973課題，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重點項目等。目前，福建省光催化技術工程研究中心、光催化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通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具備了光催化領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産業化實施的國際先進水準。

　　“這些成就，都是一步步幹出來的。”付賢智説，“對科研工作來説，最怕的就是浮躁和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很多時候不能怕失敗。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國家的科技實力提上去。”

　　用改革與發展應對困難和矛盾

　　多位受訪人士向《瞭望》新聞週刊表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要用改革的方法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要用發展的眼光來分析和對待。

　　甘肅省臨澤縣縣委書記康清代表説，要説困難，我們西部最困難，西部幹部群眾發展經濟的願望很迫切，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夠解決許多實際的問題。比如説收入差距，我一個縣委書記的工資和補貼全部加起來，一個月才2100元錢，一般公務員就更低了。比較沿海，很多人心理不平衡，但這就是西部的實際情況，要解決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前面的路只有一條，就是要發展。對西部地區來説，更要樹立起艱苦奮鬥的思想和作風，我們的黨員幹部要塌下身子為老百姓做事，改善所在地區的發展條件，自己發展了，才更有條件解決各種問題和困難。

　　康清説，我們西部欠發達地區，更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一方面，我們和東部地區差距還很大，我們不能自甘落後；另一方面，再急也不能脫離科學發展觀的軌道，特別是不能欠子孫賬，不能欠環境賬。西部欠發達地區，求發展的願望很迫切，這是個好事，但是一定要走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西部地區資源相對沒有開發，但加快發展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我們西部要解決的，一個是加快發展，一個是保護環境。

　　來自重慶巫溪縣尖山鎮八寨村的鄉村醫生鄭子權，紮根大巴山行醫30年，是惟一一位出席十七大的鄉村醫生黨代表。他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巫溪縣現在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交10塊錢，全年就能夠吃200多塊錢的藥，今年吃不完，還可以轉到明年。實行合作醫療後，老百姓很高興。以前很多人是在家裏生孩子，合作醫療實行後，他們都到醫院裏去生孩子了。對農村來講，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國家對西部的投入很大，取得了很多發展成果，但是和發達地區相比，我們的差距還比較大。”鄭子權説，“如何看待這種差距，我感覺光心裏著急沒有用，最終還是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解決實際問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否則，只看著別人發展快，好高騖遠，就無法解決自身的發展問題。”

　　他認為，山區經濟的發展，單純靠國家輸血不行，應該依靠科技力量，強化自身的造血功能。“西部地區還很落後，但發展的空間很大，我們在心態上一定要樹立科學發展觀，不能因為一時的發展污染了環境，如果這樣做，就是得不償失，就對不起我們的子孫，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的問題。”

　　趙志平是從山東來北京打工的一位農民，他説：“到城裏來，確實有很多心裏不平衡的地方，還經常遭遇城裏人的白眼。現在中央對農村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説農村低保、農村合作醫療、免除農業稅，比如説農村孩子上學的學費也能夠解決了，這讓我們農民心裏很高興，但是農民工要真正進城，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戶籍制度、保障制度等，都是我們進城的‘攔路虎’。”

　　趙志平説：“我確實經常罵娘，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心裏不舒服，但是現在我漸漸感覺到，罵娘不是辦法，只是出一時的氣，最終還要靠國家改革的政策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也相信，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會通過改革得到解決。”

　　要有開放的眼光和胸懷

　　北京一家外資機構的經理王展舒告訴本刊記者，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對外資的議論呈現出複雜的一面，一方面我們歡迎外資進入，擁有資金、管理、技術等優勢的外資的進入，對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帶動相關行業的産業升級起到了多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産業界開始擔心外資掌握了我國一些領域的産業控制權。

　　王展舒認為，對外開放以來，我國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6000多億美元，對於促進中國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9.6%，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7%。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功不可沒。現在在對外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是由於我們缺乏國際遊戲規則的經驗造成的，需要我們進行完善。但不能將出現的問題歸因為對外開放，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要有大國的良好心態，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對外開放之路。對外開放，融入世界，這是中國的歷史性選擇。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包起帆代表説：“上海這些年發展很快，上海的實踐充分説明改革開放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是過來之人，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這次是我第四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我們的國家得到大發展和大進步，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開放。”

　　包起帆説，他是1968年進上海港工作的，當時上海港的年吞吐量才3570萬噸，上海港在世界上沒有相應的地位，壓船壓貨嚴重，人拉肩扛普遍。改革開放後，上海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去年上海港的貨物總吞吐量達到5.4億噸，連續兩年保持世界第一，集裝箱吞吐量2171萬標準箱，保持世界第三。中國如果不改革開放不會有今天的建設成就，中國只有改革開放，特別是把世界上的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引入進來，將優秀的文化成果吸引到我們的文化中來，我們才會有出路。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樹立起改革開放的心態，以更加開放的胸懷來迎接國際經濟發展帶給我們的機遇和挑戰。我們還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

　　幹部的心態至關重要

　　“關鍵時候看幹部”，幹部的工作作風和心態對普通群眾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研究所所長於安教授對《瞭望》新聞週刊説：“要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的官員首先要樹立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

　　於安分析道，幹部這個階層很特殊，一方面他們從事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他們又有個人的需求，這個階層處在一種矛盾之中。但是，他們只有在其要求、願望和取向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時，才能得到擁護和配合。“所以，官員個人的需求首先必須服從社會公共的需求，他們必須接受國家所倡導的、大多數人所需要和追求的價值取向。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是所有官員的價值觀，更不要説是共産黨了。”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少數黨員幹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福建省政協主席梁綺萍代表對此感觸頗深，她説：“‘人民公僕’這四個字，我們講了很多年，但要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公僕，首先要求領導幹部擺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態，要真正做到心裏裝著人民，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抗拒不了利益的誘惑而走上腐敗之路，首先一條就是心態不正，心裏裝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

　　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經濟發展迅速，被譽為廣東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榜樣。2006年，全鎮地方生産總值118.9億元；稅收總額20億元；年末各項存款餘額173億元；按戶籍人口計算，每人平均GDP7.5萬元，每人平均納稅近1.3萬元，每人平均儲蓄存款8.2萬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年可支配收入1.74萬元。

　　小欖鎮委書記黃標泉代表對《瞭望》新聞週刊説，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關鍵是幹部要率先垂范，營造出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心態。首先要堅持發展的觀點，樹立靠誠實的經營和勞動創造財富的社會風氣，要尊重財富的創造過程；第二要幫助困難群眾，形成關愛困難群眾的良好社會風氣；第三是要有良好的心態面對群眾的訴求。這三點實現了，一個繁榮富強、和諧穩定的社會就能夠建成。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小欖鎮政府加大了對社會建設的投入，將最低生活保障線提高到每人每月380元；對有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庭，每人平均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鎮政府每月發放補貼，讓他們病有所醫；在困難家庭的孩子教育方面，鎮政府實現了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對他們進行補貼，甚至讓困難家庭的孩子免費讀書；鎮裏設大學生助學貸款；為每人平均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無房戶供應與普通住宅同等品質的解困房。

　　“在政府服務群眾方面，我們有一個觀點：只要群眾提出的意見是對的，我們能夠做得到的，我們就滿足他的要求。個別群眾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們做不到的，我們就要解釋清楚。總之，真誠相待，面對問題，化解誤解，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黃標泉説。

　　10月9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在中國政府網介紹《就業促進法》及實施準備工作的有關情況時表示，市場就業中總是有一批困難的群體，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和一般的高素質的勞動者無法競爭，成為一個困難群體。市場就業解決不了的問題，政府要承擔最後的責任，要給這些確實困難的就業群體人員提供就業援助，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政府要承擔最後的責任”的提法，得到於安的高度評價，他説：“十七大報告更是將這一理念，提升到執政綱領的高度。這正是我們致力於建立的基於社會正義價值觀的市場經濟。我們要根據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形成政府的價值體系，根據這一價值觀設計和規定政府的職能和行政法制度。”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放眼中國與國際關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專家王鴻剛認為，緊繃的、偏激的、狹隘的民族心態將壓縮中國的國際空間，破壞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批判繼承，大膽創新，在歷史文化與新的現實之上重新確立國家和民族的“身份認同”，應成為我們重塑民族心態的認識論基礎。

　　十七大報告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將文化遺産保護作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內容，表現出黨中央的遠見卓識。”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對《瞭望》新聞週刊説，“文化遺産保護本身就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凝聚力和中國國際文化形象塑造的重要基礎。”

　　包起帆代表對本刊記者説：“最近我被評為全國道德模範，説心裏話，我沒有覺得自己做了多少事情，但這次評選全國道德模範，我流了兩次眼淚。第一次是看其他道德模範的事跡時，我流淚了，電視直播時，我又流淚了。我們國家在見義勇為、敬業奉獻、誠實守信等方面推出來的道德模範典型，他們所體現出來的平凡的力量更能感動人。我從其他道德模範中學到的東西，讓我深受感動。這種道德的洗禮，可能比給我多少獎金都還有價值。”

　　包起帆認為，我們這個社會已到了應該反思什麼才是有價值的時候了。你有錢就是有價值嗎？不完全是這樣的，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在於為別人做了多少事，對社會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

　　中石化勝利石油管理局局長王立新代表説，我們心裏要裝著“責任”兩個字，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也是一個幸福的人。作為全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和油田的幹部職工始終強調國有大企業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為國家和地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二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實現安全、清潔生産，搞好節能減排。與1997年相比，勝利油田年總耗能量由614萬噸標準煤下降到目前的470萬噸。勝利油田油污水回收率達92%，外排污水達標率達98%，當年産生的危險廢物處置貯存率達100%；第三是堅持以人為本，高度關注民生，努力建設和諧企業。

　　房寧認為，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地位越來越高，國際影響越來越大，與國際上的聯繫日益緊密，這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決不能僅僅是經濟意義的。在今天，我們如果想進一步發展，在文化與精神領域上也應該放射出同等的光芒。近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告訴我們，經濟建設的成功並不等同於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們的思想與文化建設必須適應我們的時代和變化著的世界。在這方面，還存在三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一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過多地存在著物質主義的文化訴求；二是社會心態浮躁不利於創新型國家的建設；三是要樹立良好的國際觀。

　　“重物、重利，固然對推動經濟的發展有利，但不能過了頭。任何一個具有強大創新能力的民族，都必須有強大的精神追求，不能是功利主義的。”房寧説，“我們還須對我們立足的這個世界懷著一種正確的心態。從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文化心態上的自卑、自責、甚至是自虐，到上世紀90年代的民族主義復蘇，都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十七大報告對我們國家歷史方位的認識非常清醒，與以往黨代會的報告相比，一大特色就是對文化建設的闡釋突出，這不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中國發展的實踐推動了我們的事業要向更高境界邁進。”

　　王鴻剛認為，應把民族心態的重塑置於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中思考，杜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的排外情緒。必須認識到，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與世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健康的民族心態將是確保中國穩定發展的深層動力。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現代國家的崛起應當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作支撐，否則其崛起很可能成為一種暫時現象。從這個角度看，認為國民心態事關中國的崛起成敗，似乎並不十分過分。”王鴻剛説。（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王軍 吳亮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