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答案很簡單：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是歷史的選擇。
第一，從近代歷史演變來看。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國，哪一種政治勢力能夠領導人民贏得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它就能夠取得引導中國走何種道路的主導權。晚清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戊戌變法運動有可能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戊戌維新未能成功。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以及民國初年由同盟會改組的中國國民黨，是近代中國的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它有可能通過推翻清政府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由於中國資産階級及其政黨的軟弱，辛亥革命後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被袁世凱竊奪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國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運動後，國家情勢發生很大變化，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1921年，中國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逐漸主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的前進方向有著清楚闡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産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為了走向社會主義，第一步是實行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後根據地和解放區，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一向以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相號召，鼓舞著廣大人民。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悍然發動以消滅中國共産黨為目的的內戰，結果在內戰中徹底失敗。這個結局，決定了中國共産黨真正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主導力量，決定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第二，從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發展來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就有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不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較易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在這方面，孫中山的思想是一個典型。在三民主義中，被孫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義。所謂民生主義，孫中山用的英文詞就是socialism。這個英文詞通常被翻譯成社會主義，孫中山以為翻譯成民生主義更好。有時候，孫中山直接用社會主義來説明他的民生主義主張。1912年，孫中山曾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實際上，孫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而是不要大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孫中山又強調，他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是好朋友。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時強調指出：“共産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産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産”。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人民中是有影響的。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歷史選擇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第三，從近代國際環境和民族危機的影響來看。1929年—1933年，由美國引起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深陷經濟、政治、信仰災難的恐慌之中，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在危機中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輝煌成績，社會主義的影響力迅速彰顯。在經濟危機打擊下，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華經濟掠奪，日本則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民族危機促使人們尋找新的出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對蘇聯社會主義表達了好感，他們把蘇聯的成功歸因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知識界在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進行思索時，不少人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熱切追求，社會主義思想由此達到高潮。
第四，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態度來看。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引起大後方知識界、工業界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執政能力的懷疑。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悍然撕毀“雙十協定”，拒絕組織聯合政府，發動內戰，使期望和平的人民和知識界更加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産黨一邊。民主黨派紛紛明確表態支援中共的政治、經濟主張。那時，就連主張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也不反對在中國實施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了工農大眾的支援，得到了知識分子的理解，得到了民主黨派的擁護。
總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歷史也已經證明，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