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外使領館的任務與職責呈現出新的特點。30年前中國是革命和戰爭的宣傳者，30年後成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這是一個重大轉折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黃海霞
實習生陳紅威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經過幾代外交人員的不懈努力，中國的駐外使領館實現了大發展、大跨越，與新中國外交事業一起成長壯大。據外交部統計，目前，我國與171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在全球設立了250多個外交機構，駐外人員約5000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前參贊、安理會候補代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吳妙發親歷和見證了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滄桑巨變，已過古稀之年的他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的專訪時表示，“60年來發生了巨大變化，這與中國的國際定位關係密切。”
駐外使領館履職4個新特點
據外交部有關部門向《瞭望》新聞週刊獨家介紹，我國駐外外交人員常年遠離祖國和親人，經受住了惡劣自然環境、疾病、核污染、恐怖襲擊乃至戰火的考驗，任憑國際風雲變幻，始終恪盡職守、奮發進取，出色地完成了各個歷史時期的外交任務，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特別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國際地位顯著上升，外交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對國際和地區事務問題的參與程度日益加深，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互動更加頻繁。駐外使領館的任務與職責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繼續推進傳統的政治外交。
駐外使領館根據中央的總體外交方針政策，積極發展與駐在國政府、議會及社會各界的交往與合作，推動雙邊高層往來，穩定發展與主要大國的關係，進一步擴大和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積極參與多邊外交，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開展經濟外交，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駐外使領館積極為國內企業“走出去”牽線搭橋，參與和促成了一批大項目，為國內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使節表示，目前有30%以上的工作時間用於抓經濟方面的事情。
廣泛開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
駐外使領館積極發展與駐在國新聞媒體以及大專院校、學術機構的聯繫，宣傳中國內外政策，努力增強各國民眾對我國的了解與支援；積極參與主辦“文化年”、“文化節”及建立“孔子學院”等活動；以籌辦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活動為契機，開展公共外交活動，有效地提升了我國軟實力。
堅持“以人為本、外交為民”。
保護我國在海外的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是駐外使領館的一項重要工作職責。近年來，駐外使領館每年都要處理大量領事保護案件，全力維護中國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如積極開展在查德、東帝汶、所羅門、東加、黎巴嫩等國的撤僑、護僑行動，妥善解決中國公民在蘇丹、尼日利亞、衣索比亞、巴基斯坦、阿富汗遭綁架事件，及時處理中國公民在世界各地的車禍、空難、火災等事故中的傷亡案件等。
“過去的外交人員主要是外語的能力，知識面比較窄，主要考慮政治上的問題。而今天的外交人員要考慮各式各樣的問題，要講應對傳統的威脅，還要講非常規的威脅，要求非常高，”吳妙發認為。
衝破封鎖廣交朋友
據外交部對本刊介紹，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建交國主要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部分亞非國家，駐外機構只有十幾個。1955年亞非會議後，新中國先後迎來了兩次建交高潮，駐外機構數量開始增多。
吳妙發回顧説，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跟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中國駐蘇聯和波蘭使館是比較大的，其他還有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中國最早跟美國的接觸就在華沙，中美兩國的駐波蘭大使在華沙會談了幾十次，但由於受當時的國際條件限制，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
為了衝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封鎖，中國開始高姿態處理國際事務，參加了兩次日內瓦會議，還有萬隆會議。周恩來總理出訪了非洲十國，這是新中國外交的開場時期。
1949年11月8日，中國外交部宣佈正式成立，周恩來總理兼任外交部長19年。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説，我們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聯合的，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候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這就為當時中國參加所有國際事務定下了戰略基調，”吳妙發説。
1954年，中國參加了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局勢的國際問題，這是中國參加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開端。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在此次會議上，中國提出全朝進行自由選舉，成立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以及對選舉進行監督等一系列主張。但由於美國對這個會議不重視，最終沒有達成協定。但是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以原則堅定、積極靈活的高超的多邊外交領導藝術，為中國贏得了除美國以外的所有參與者的高度讚揚。
緊接著，中國又參加了為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會議。這次會議跟朝鮮問題不一樣，由於美國的阻撓，會議進行得比較緩慢。
“中國在朝鮮問題會議上一共是51天，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上一共是75天。在整個126天的日日夜夜中，中國充分利用矛盾，適時地提出多邊外交政策，或者贏得主動或者取得勝利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吳妙發向本刊記者説起這段歷史時顯得非常自豪。
1955年，中國參加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這是中國外交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此次會議主要有兩個目的：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進行經濟文化合作。這次會議沒有邀請任何西方國家而邀請中國，表現了廣大亞非國家對新中國的重視和期盼。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了這次會議，4月19日和28日萬隆會議的兩次講話對與會者産生極大的震撼，“求同存異”已經成為不僅是中國外交乃至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經典用語。這次會議使很多亞非國家解除了對中國的種種疑慮，周總理在會下還跟不少亞非國家領導人促膝談心，對中國的制度、政策、外交、宗教信仰以及臺灣問題等作了非常精確的解釋，使得亞非國家從政治高度上認同了中國。周總理的個人魅力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國領導人簽署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成為劃時代的宣言書。
“萬隆會議對中國外交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為中國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建交高潮鋪平了道路，”吳妙發説。
新中國外交中另一個非常重大的成績，就是周恩來總理從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歷時55天，接連訪問了非洲10國。這次訪問的背景是，到1963年，非洲已有30多個國家獨立了。蘇聯與美國當時用經濟援助和政治合作對非洲進行全面的滲透，而且挑撥中國跟非洲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政策是走出去，廣交朋友，向非洲國家介紹中國的政策。周總理在突尼西亞訪問時，當天就宣佈了中突兩國建交公報，在西方引起了極大震動。中國當時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在非洲影響很大，這也是訪問取得很大成就的一個方面。
“這一段時期是中國外交的開場時期，主要是衝破封鎖，廣交朋友，”吳妙發總結道。
多邊外交15個方面成果
外交部提供給本刊的統計顯示：1971年以後，隨著建交國的大幅增加，中國駐外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也相應增加。到1979年底，我國駐外外交機構已超過120家。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認為這個決議的通過，標誌著中國外交步入了正式參與時期，成為中國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一個重要的篇章，”吳妙發強調説。
據吳妙發介紹，毛澤東主席當時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這個講話為喬冠華代表中國在聯大的首篇演講定了基調，實際上也為1978年以前的中國外交確定了戰略方針。毛主席説，這麼多年不讓中國人進聯合國，主要是美國，其次是日本，要點他們的名，不點不行；要講講聯合國成立以來的世界形勢，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要講講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態度，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將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正義鬥爭。
吳妙發還透露説，當年基辛格訪華時有兩個國家起了中間作用，一個是巴基斯坦，一個是羅馬尼亞。基辛格訪華時先在巴基斯坦逗留，巴基斯坦在中美關係上始終起著拉線、斡旋的作用。
新中國參加聯合國多邊外交已經有近40年，在吳妙發看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30年間，中國至少取得了15個方面的成果：
中國支援聯合國發揮多邊主義職能，支援聯合國的憲章，支援聯合國成為強有力的最具權威的組織。
中國為支援朝鮮獨立自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建立了六方會談機制內解決朝核問題的框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讚揚和肯定。
中國支援阿拉伯人民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的鬥爭，在伊朗問題上，中國積極支援安理會的五常加德國的會談機制，為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作出了貢獻。中國還任命了中東問題特使，多次參與了斡旋協商工作。
中國堅決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同所有安理會的成員國經過9年的努力，迫使蘇聯軍隊全部撤出阿富汗。
中國譴責美軍入侵巴拿馬。
中國在海灣戰爭中堅持正義立場，反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吞併科威特。當年錢其琛外長參加了聯合國就這個問題的所有協商，表明瞭中國的立場。
中國為波黑戰爭迎來和平曙光作出了貢獻，至今波黑人民對中國在聯合國的表態深表感激。
中國支援聯合國進行必要的改革。聯合國至今已經成立64年了，中國對聯合國改革提出了合理的方針，得到很多國家的贊同。
中國提出了氣候問題的基本思路。中國在巴厘島會議上提出的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共同有責但是有所區別的觀點，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啟示。在羅馬舉行的糧食安全會議上，中國介紹了自己的經驗，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卻不進口糧食本身就為世界作出了貢獻。
中國重視履行在千年首腦會議上的承諾，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講話説，不能因為金融危機就放鬆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援，得到發展中國家的贊同。中國是第一個貧困人口減半的國家，聯合國高級官員説，從1990年到2009年整個世界的貧困人口已經減少了16%，這裡邊的10%要歸功於中國。中國為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發揮了很大作用，提出了政治解決和維和部隊齊頭並進的解決方案。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是非常明確的，並任命了非洲問題特使。同時，中國積極推進人權事業，參加了聯合國所有人權公約。
中國在維和部隊上作了重大調整。從1971年到1988年的17年間，中國沒有參加任何維和部隊。從1988年開始參與，受到各方的熱烈歡迎。中國現在參加維和部隊共18支，人員在兩萬人次以上，地區遍佈亞、非、拉、歐。人員已經佔到聯合國維和人員的20%，是安理會五常當中派出人員最多的國家。中國還應安理會邀請參加了去年12月28日開始的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的維和使命，現在已經護航三次。中國對維和從不參加到全面進入，把目光從沿海、沿岸的防衛走向近海遠洋的維和，都是一些戰略上的大調整，意義非常重大。
中國在裁軍和軍費控制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中國首次裁軍100萬，1997年中國再次裁軍50萬。
中國在2007年積極支援亞洲人選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並且對聯合國的財政作出貢獻。中國從來是堅持交納會費的，所交會費在所有國家中名列第五。
……
“這一段是中國在聯合國的正式參與時期，可以説是碩果纍纍，彪炳史冊，”吳妙發對這段時期作了這樣的梳理。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據外交部提供的資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外交事業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交往格局。目前，我國與171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在全球設立了250多個外交機構，駐外人員約5000人。外交部還成立了領事保護中心。
在專家眼中，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遵循的外交方針是國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國外是宣傳革命和戰爭的理念。1978年之後的30年，中國遵循的是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提出的“和平與發展”、“國際關係民主化”以及“和諧世界”的理念。
“前後一比較，我認為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中國外交全新的符合時代潮流的大調整。中國外交在聯合國框架下走向更加廣闊的國際舞臺。理念的調整源自於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形勢作出的正確判斷，也包括我們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正確的傳承，”吳妙發分析説。
對此，吳妙發歸納了以下幾個方面：
戰爭在相當一個時期打不起來，當代的主題不再是革命與戰爭而是和平與發展；
外交政策的基點不再是“一邊倒”，而是獨立自主，身體力行；
要積極推進世界多極化和民主化，使其朝著公正合理化方向發展；
要尊重世界的多元化，主張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共贏為核心的新的安全觀；
要堅持發展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的根本政策；
要積極參加國際多邊協商合作。
“30年前中國是革命和戰爭的宣傳者，30年後成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這正是根據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在外交策略上作出的重大改變。總的來講，不當頭，在外交上從比較激進轉為比較進取。現在中國已經把目光轉到了聯合國以外的整個國際社會，參加了幾乎所有的國際協商，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吳妙發説。
這一段時間，中國外交成績突出，包括與各大國建立戰略關係，積極推進睦鄰友好與區域合作，同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等。
“現在中國的外交形勢可以説是戰略重振，形象全新”，吳妙發説，“也正因為如此，對外交官的要求也更高了，越來越多的領域對外交人員的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
隨著我國對外合作和交流日益擴大，保護我國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權益的任務越來越重。“我們的駐外使領館身處一線，為促進我國對外合作、處理各種領事事件更是殫精竭慮”，外交部部長楊潔篪近日表示，“有效維護海外中國公民和機構的合法權益，是我們外交隊伍義不容辭的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