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４日電（“新華視點”記者李柯勇、許雪毅、萬一）“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工人農民多了，這是擴大百姓民主權利的又一個明顯例證。”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湖北農民朱建華説。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近年來，百姓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越來越多的公共事件中，政府與民意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正在形成。參加今年兩會的代表、委員認為，應進一步創新機制，完善法制，為百姓享有更多民主權利創造條件。

    讓百姓聽到真正想聽的

    不久前，昆明市公佈領導幹部電話一事引發輿論熱議。有人拍手稱好，有人斥之為“作秀”。全國人大代表葉青認為：“即使是作秀，只要能堅持下去，就值得讚賞。無論從政府廣開言路的角度，還是從滿足百姓知情權的角度看，此舉都具有破冰意義。”

    “保障人民的知情權是發展民主政治的前提。”全國政協委員呂建中説，只有把領導幹部的工作情況盡可能透明地擺在人民面前，才能真正讓監督權利回歸民眾，提高領導幹部的服務意識和自律意識。

    全國人大代表戴仲川認為，２００３年非典後，及時公開資訊，成為我國處置公共危機的通行做法。近年來，我國政府資訊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出臺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一些地方通過網路定期披露政府工作，都可圈可點。

    但是他同時指出，這些好的舉措在實際執行中卻常常走樣。有的部門把新聞發言人制度變成擋箭牌，大家不想知道的，大説特説；大家都想知道的，無可奉告或者答非所問。政府披露什麼、披露到何種程度，應該站在百姓的立場，儘量為百姓解疑釋惑。否則，謠言四起，反而不利於政府做工作。

    多位代表委員注意到，目前，百姓與部門、企業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仍是一些地方存在的問題之一。一些地方出現的政府採購暗箱操作、企業改制國有資産流失、房價不正常上漲、一些腐敗案不能及時發現等等都可由此找到源頭。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戴仲川代表説。

    讓百姓充分表達利益訴求

    “這次來北京，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心裏話帶上人民大會堂。”上海市歷史上第一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朱雪芹説。她所提建議的主要內容是呼籲加大農民工醫保和社保力度。

    三位農民工首次當選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被認為是拓寬百姓表達渠道的一個標誌。

    “這兩天，我看見很多報紙用較多版面報道基層代表的意見，這説明老百姓的聲音越來越響了。”朱建華代表談到他的感受。

    戴仲川代表則看到了網路的巨大作用：“現在中國的網民好幾億，人數越來越龐大，各級政府都在發展電子政務，擴大人民的表達權。一些部門通過門戶網站徵集民意。網上的各類部落格也讓百姓有了更大的發言空間。”

    代表、委員同時指出，現有的表達渠道，深度和廣度與人民群眾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全國人大代表章聯生發現，有些地方公佈了信訪、舉報電話，但是形同虛設，沒人值班，電話沒人接。很多“市長熱線”都是值班員在接聽，“市長熱線”沒市長。這位農民代表説，正常表達意見的渠道不暢通，群眾就會尋求不正常的訴求渠道。

    全國人大代表呂忠梅説，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公眾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水準還比較低。以環保為例，儘管我國公眾參與環保事業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有很大的進步，但在現行法律中只有抽象、原則性的規定，還沒有形成一項具體的、有保障措施的制度。

    要讓百姓在各項社會事務中真正説得上話，僅靠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性措施是不夠的，必須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接受記者採訪的代表、委員都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讓百姓説了不白説

    來自福建的章聯生代表談到去年廣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廈門海滄ＰＸ事件。他認為，廈門市政府以開明態度應對公共危機，努力創造一個民眾與政府、企業平等對話的平臺，達到了“多贏”的效果。這種充分尊重民意的做法值得各地政府借鑒。

    近年來，社會輿論對政府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從去年開始，國務院在每次全國兩會召開之前都要專門召開基層群眾代表座談會，就《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聽取普通百姓意見。

    然而，多位代表、委員對目前公眾參與公共政策的主要形式——聽證會制度提出批評：“現在的聽證會多數還是‘逢聽必漲’，由於公開性不夠、公眾參與人數不足、缺乏代表性等問題，多數聽證會的結果並不利於消費者。”

    呂忠梅代表講了一個例子。去年，有一個城市在居民小區附近建設垃圾焚燒場曾引發強烈爭議。此前建設方在論證時也組織過“民意調查”，竟然只發放１００份調查表，收回８５份。“民意調查”的結果是同意垃圾焚燒項目的居民佔７１％。這引起小區居民的強烈不滿。

    “保護百姓民主權利，我們不是沒有法律制度，卻常常在執行中扭曲變形。”呂建中委員舉例説，在勞資糾紛中，面對企業主，普通勞動者經常處於被動地位，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能力。計程車司機生存環境差、農民工工資拖欠等等都是此類問題的反映。

    “很多事情，也請老百姓參與了監督，但效果不佳。一是‘説了也白説’，被監督者只是口頭表態，付諸行動的不多。二是不能實現同步的有效監督，往往都是在事情發生以後公眾才知曉。”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説，保障人民民主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