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需要政策倒逼
時間:2010-01-26 12:18 來源：中國網
“以廣州目前的勞動力水準，86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太低了!”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崔仁泉11月26日向前來視察的廣東省人大代表反映，他們調研發現，“月工資在1000元以下的企業不太可能招到人”，由於工資太低導致消費乏力，消費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壯馬”變成“瘦驢”。他建議，把廣州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000元/月。（11月27日 《南方日報》）
中國青年報曾聯合新浪網做過一項“以下與勞動者權益有關的各種措施中，你覺得哪些需優先落實”的調查。調查顯示，72.9%的人選擇“提高工資”為第一優先。在我看來，現有工資水準滯後於經濟水準、物價水準、稅收負擔，職工工資確實應該提高。廣東省還專門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從2008年開始，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準翻兩番。由於金融危機來襲，去年國家要求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導致工資倍增計劃擱淺。現在經濟回穩勢頭明顯，不少企業恢復生機，但是，工資標準過低也導致“用工荒”。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僅有利於促進消費與企業産業升級，也有利調節收入分配，還富於民，可謂適逢其時，值得期待。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百年前對工資問題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其實，福特的話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也是靠工資生活的。特別是普通城鎮職工與進城務工人員對工資更為依賴。
早在2004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頒布了新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應該承認，隨著經濟的發展，職工平均工資整體水準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相當數量的低收入群體收入水準遠遠跟不上經濟增長的步伐。而且金融危機打亂了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的程式。自來水、天然氣漲價，成品油頻繁調價、生活必需品漲價，居民用電將實行階梯式改革。在一片“漲”聲中，通貨膨脹壓力顯現。貨幣購買力不斷縮水，工薪階層普遍希望漲工資。我以為，漲工資除了有利於企業招工，實現産業升級，刺激消費以外，也有利於公眾消除物價焦慮感，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漲工資更是體現了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
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話題不僅值得關注，而且有關部門應積極予以回應。當然，工資到底該怎麼漲，漲多少，需要政府做出週到的制度安排，還有待員工與用人單位在公平的勞資平臺上協商與博弈。政府出臺政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無疑是一條途徑，但是政策關鍵在執行，通過政府的強大執行力把漲工資落實到位，讓企業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
而且，政府應該通過實際行動，推動漲工資。比如，減稅就是其中一種。美國《福布斯》雜誌發表的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的稅負名列世界第三。儘管國家稅務總局駁斥説，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仍屬較低水準。但是不爭的事實是，企業與員工對當前稅負水準都不滿意。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儘管個人所得稅已調整過2次，但是稅收負擔與百姓期望值差距較大。從黎民百姓、專家學者到稅務高官都呼籲提高個稅起徵點。另外，職工年底雙薪合併計稅，企業職工交通、通訊費、房補、飯補都納入工資總額計徵個稅，客觀上增加了職工稅收負擔。我認為，在促進稅收堵漏增收的同時，給企業與普通職工減輕稅費負擔，應該可以做到。
給企業減負也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供了原動力支撐，避免企業因漲工資承受太大的壓力。而減輕個稅，可以讓員工直接受益。再比如，政府用公共財政盈餘給職工養老、醫保提供更多政策支援，提高城市低保標準，完善新農保政策，等等。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要加大醫療、教育、交通、水電氣等公共事業的投入力度，提高公共服務水準。這實際上也是在間接漲工資。
總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企業與政府的共同責任。如果措施到位，各方盡力而為，漲工資願景不僅可以實現，而且可以創造多贏局面。
中國青年報曾聯合新浪網做過一項“以下與勞動者權益有關的各種措施中，你覺得哪些需優先落實”的調查。調查顯示，72.9%的人選擇“提高工資”為第一優先。在我看來，現有工資水準滯後於經濟水準、物價水準、稅收負擔，職工工資確實應該提高。廣東省還專門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從2008年開始，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準翻兩番。由於金融危機來襲，去年國家要求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導致工資倍增計劃擱淺。現在經濟回穩勢頭明顯，不少企業恢復生機，但是，工資標準過低也導致“用工荒”。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僅有利於促進消費與企業産業升級，也有利調節收入分配，還富於民，可謂適逢其時，值得期待。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百年前對工資問題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其實，福特的話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也是靠工資生活的。特別是普通城鎮職工與進城務工人員對工資更為依賴。
早在2004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頒布了新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應該承認，隨著經濟的發展，職工平均工資整體水準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相當數量的低收入群體收入水準遠遠跟不上經濟增長的步伐。而且金融危機打亂了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的程式。自來水、天然氣漲價，成品油頻繁調價、生活必需品漲價，居民用電將實行階梯式改革。在一片“漲”聲中，通貨膨脹壓力顯現。貨幣購買力不斷縮水，工薪階層普遍希望漲工資。我以為，漲工資除了有利於企業招工，實現産業升級，刺激消費以外，也有利於公眾消除物價焦慮感，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漲工資更是體現了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
因此，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話題不僅值得關注，而且有關部門應積極予以回應。當然，工資到底該怎麼漲，漲多少，需要政府做出週到的制度安排，還有待員工與用人單位在公平的勞資平臺上協商與博弈。政府出臺政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無疑是一條途徑，但是政策關鍵在執行，通過政府的強大執行力把漲工資落實到位，讓企業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
而且，政府應該通過實際行動，推動漲工資。比如，減稅就是其中一種。美國《福布斯》雜誌發表的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的稅負名列世界第三。儘管國家稅務總局駁斥説，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仍屬較低水準。但是不爭的事實是，企業與員工對當前稅負水準都不滿意。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儘管個人所得稅已調整過2次，但是稅收負擔與百姓期望值差距較大。從黎民百姓、專家學者到稅務高官都呼籲提高個稅起徵點。另外，職工年底雙薪合併計稅，企業職工交通、通訊費、房補、飯補都納入工資總額計徵個稅，客觀上增加了職工稅收負擔。我認為，在促進稅收堵漏增收的同時，給企業與普通職工減輕稅費負擔，應該可以做到。
給企業減負也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供了原動力支撐，避免企業因漲工資承受太大的壓力。而減輕個稅，可以讓員工直接受益。再比如，政府用公共財政盈餘給職工養老、醫保提供更多政策支援，提高城市低保標準，完善新農保政策，等等。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要加大醫療、教育、交通、水電氣等公共事業的投入力度，提高公共服務水準。這實際上也是在間接漲工資。
總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企業與政府的共同責任。如果措施到位，各方盡力而為，漲工資願景不僅可以實現，而且可以創造多贏局面。
編輯:李典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