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王大珩為促863計劃“走後門”

    光華如珩

    ——追記我國光學事業開拓者、“兩彈一星功勳”王大珩

    張開遜一直希望，老師能像90歲生日時説45分鐘單口相聲那樣，永遠幽默、快樂和健康著。

    可今天，他不得不面對噩耗：“我最敬仰的老師走了，中國又少了一位偉大的戰略科學家。”

    老師是那個在一窮二白中用1400萬斤小米，奠基共和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是那個在風起雲湧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審時度勢，推動制定863計劃的參與者；是“兩彈一星”23位功勳之一……他，是王大珩院士。

    96年的生命歷程中，他智慧的雙眼既能讀懂精密儀器中的每一個數據，又總能在紛繁世界中看清中國科技發展的形勢。他將他的一生奉獻給了他緊緊注視著的這兩個方向。

    “他愛這世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他是一個像孩子一樣簡單的人，他是一個平凡的偉人。”電話裏，北京機械工業自動化所研究員張開遜不吝用最美好的詞彙來褒獎這個剛剛逝去的老人。

    他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儘快搞出中國自己的光學玻璃

    讓他的故事從長春市的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開始吧。

    這裡是我國光學儀器研究和生産的重鎮，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創建的中科院儀器館。

    1948年，滿懷科技強國的夢想，王大珩從國外回到祖國。新中國成立之初，應用光學在我國幾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沒有光學，沒有光學玻璃，就無法研製出高水準的精密測量設備，國家國防力量的增強也就無從談起。

    1951年，經錢三強推薦，中國科學院決定讓王大珩負責籌建儀器館的工作，新中國的光學事業從此開始起步。

    “在舊中國留下的廢墟上，尋找不到一處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礎，中國幾乎就沒有應用光學！”王大珩曾説，對他而言，在“沒有”面前，他沒有退卻和逃遁，“沒有”才意味著有可能從事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新事業，“從此，我開始了一生的追求——發展祖國的應用光學事業。”

    從保存在光機所檔案室裏王大珩當年親自做的預算和規劃看，他“一生的追求”，從1400萬斤小米開始。這是他當時所有的經費。

    1952年，儀器館在長春建立。王大珩組織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技術人員，建立起光學物理、光學玻璃和光學機械等3個實驗室和兩個實驗工廠。3個實驗室繁衍為後來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諸多研究室，兩個實驗工廠中的上海實驗工廠已發展成為中國著名的光學行業骨幹企業——上海光學儀器廠，長春實驗工廠發展成為機械工業的骨幹企業——材料試驗機工廠。

    籌建儀器館，王大珩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畢業于柏林工業大學應用光學專業的龔祖同。龔祖同1938年回國後，就一直為發展中國的光學事業，為研製光學玻璃而四處奔波。王大珩立刻任命龔祖同為光學玻璃實驗室主任，並鄭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製光學玻璃的工作交給了他，同時交付的，還有王大珩積累了十幾年的經驗和他在英國研究出來的光學玻璃配方。

    很多人對此感到不解。為光學玻璃做了很多學術準備，也犧牲了很多個人利益的王大珩，為何把到手的機會讓給別人？

    “説老實話，我何嘗不想！這顯然是一件誰做誰出成果、誰做誰出名的事。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我這樣做的呢？”王大珩説，是責任！此時的他，心中只懷著一個信念，那就是儘快搞出中國自己的光學玻璃，至於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的後面永遠留下的是龔祖同的名字，他沒有遺憾和私念，唯有祝賀和感激。

    同時，為了建立光學設計基礎，王大珩在儀器館親自領導組建了光學設計組，並舉辦全國光學設計訓練班，培養出不少後來成為國內很有成就的光學科學家。儀器館在他領導並具體指導下，逐步建立起光學設計、像差理論和像質評價，光學加工和光學檢驗，光學玻璃配方，光學薄膜技術，光度和光學計量，精密刻劃和光柵刻劃等技術基礎。

    其中，由他主持開設的光度、溫度、長度等計量研究工作，成為後來成立的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術基礎。

    王大珩等待的時刻終於來臨。1958年，《人民日報》大篇幅報道了長春光機所研製出一批開創新科技成果：第一台紅外夜視光學設備、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高溫金相顯微鏡、第一台多臂投影儀、第一爐光學玻璃等等，俗稱“八大件、一個湯”。

    在那個全國上下浮誇成風、國際社會對我國全面封鎖的年代，這樣的成果承載著太多科學以外的意義。

    “八大件，一個湯”的成功，也讓歷史再次選擇了王大珩。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我國決定自行研製“兩彈一星”。在這項彪炳史冊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帶領近千人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學觀測設備：用來測量中程地地導彈軌道參數的我國第一台大型靶場觀測設備，用來記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攝影儀，以及我國第一顆可回收對地觀測衛星所用的對地觀測系統。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動要求去掃廁所，頂著巨大的壓力，採取各種策略，保證了長春光機所所有軍工項目的研製，不僅按時為“兩彈一星”提供了高品質的光學設備，而且開創了我國自行研製大型精密光測設備的歷史。

    直到今天，在我國“神舟”系列飛船的發射中，王大珩當年帶領大家研製的光學電影經緯儀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年9月，他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是他在公眾面前最公開、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他唯一一次“走後門”——給鄧小平送信促成863計劃

    863計劃，是他生命中另一個重要標簽。

    1986年初，時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部長的王大珩，在參加完一個對美國“戰略防禦計劃”的研討會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當時，美國總統裏根發表的關於“星球大戰”的著名演講，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根據未來“星球大戰”要求，要構築起龐大的戰略防禦體系，這對尖端科技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水準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蘇聯制定了“高科技發展綱要”，而法國也提出了“尤裏卡計劃”。

    中國該怎麼辦？部分專家認為，誰能把握住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因此我國應該擁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力還不具備全面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項目，等美國搞出來，我們也有經濟實力的時候，可以利用他們的成果。

    作為參加過“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科學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遠不可能用錢買來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時，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先生來到他家。原來，陳芳允也和他一樣，開完會後心情焦急難耐，就跑來找王大珩商量辦法來了。

    當天晚上，王大珩就開始動手寫《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因為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經醞釀很長時間了。建議寫完後，我除了和陳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擔任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擔任航太部空間技術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楊嘉墀兩位先生，請他們一起幫助斟酌。”他曾回憶説。

    他在建議書中寫道， “當今世界的競爭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會一蹶不振。此時不抓，就會落後到以後翻不了身的地步……我們若不奮起直追，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封“走後門”——經由王大珩的助手、鄧小平的女婿遞交的建議書兩天內就得到鄧小平 “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後來按照鄧小平的批示，依據王大珩等4位科學家的建議，有關部門組織了200多位專家、學者，經過全面論證和多次修改，終於制定出《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獲得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這就是把中國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競爭起跑線上的863計劃。

    863計劃實施至今，不僅直接和間接創造了數千億元的經濟效益，也使我國的科技在諸多領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863計劃外，近20年來王大珩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1988年，建議開展鐳射核聚變研究；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並最終促成1994年中國工程院的建立；1993年，提出加強原子、分子尺度上的奈米技術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發展我國航空工業的建議”……

    他一生無法忘卻的“感嘆”——中國的精密儀器不能依賴外國

    王大珩的父親王應偉是我國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辛亥革命後回國，先後在北京觀象臺和青島觀象臺工作，他也是對王大珩一生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東京，那時父親已經留學日本八年。父親給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東”，寓意就是滿腔義憤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父親一生始終認為只有靠現代科技才能使國家強大起來。

    王大珩對光學的愛好，源於父親的職業。 1929年，他隨父由北京至青島，就讀于禮賢中學，學業優秀。學業之餘，他常去觀象臺跟隨其父觀測天文和氣象，對使用科學儀器觀察天體景象産生了極大的興趣。

    在此期間，其父講述研製成功風力計的故事，以及苦於國內尚不能製造精密儀器而要依賴外國解決的感嘆，在王大珩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科學熏陶和教育，對王大珩後來攻讀物理與光學玻璃，回國後致力於中國的光學與儀器製造業都産生了深刻影響。

    1932年，17歲的王大珩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儘管父親跟他説學物理會窮一輩子，但他依然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他一直記著父親的感嘆，也因為，他早就聽説清華大學理學院有著名的物理學家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大師。

    “這些清華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觀方面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啟示。”他回憶説。

    葉企孫先生是王大珩最欽佩、最敬重的老師之一。抗戰爆發後，葉先生始終教導學生要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老師深沉的民族大義和拳拳的愛國之心深深地震撼著年輕的王大珩，後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愛唱的一首歌。

    “我頭一次聽這個歌是在船上，當時在船上的學生都是一起從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東北流浪的學生，這個歌是從他們嘴裏唱出來的。”王大珩説，“到國外的時候我還在同學面前唱這首歌，人家都覺得我唱這首歌的時候很有感情，這個感情就是一種愛國、救國的心情。”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資格。兩年後，他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技術光學專業的碩士學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學玻璃當時被西方各國視為重要的保密技術。為了學到這種中國還沒有的技術，1941年王大珩轉學到英國雪菲爾大學玻璃製造技術係，跟隨著名的玻璃學家特納教授學習。

    爾後，讓許多人不解的是，他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去昌司公司當了一個實習生。2005年，他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説，當時他從書裏了解了光學玻璃製作的內容，懂一些理論知識，但實踐經驗很少，“當時不像現在這樣看重學位，我覺得這些事可做可不做。”

    儘管被約法三章，且不準進公司工廠，只能在實驗室工作，但車間出問題還是得在實驗室解決，王大珩相信這是個很好的機會。

    就這樣，懷著報國的使命感，在英國十年的學習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許多當時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製造的關鍵技術，還研製出快速測量玻璃光性精確度的V棱鏡折光儀。這一切，為他日後回國開創新中國的光學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線——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滿天下，被譽為當代知識分子典型的蔣築英、著名的光學家馬祖光、中科院院士陳佳洱等都是他的學生。他的學生中已成為院士的近30位。

    但他曾經説過，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由他提名當選院士的。學生們從王大珩那裏得到的，除了學術的傳承，更重要的是做人與做學問的態度。

    1982年，他的學生趙文興要去德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臨行前，他把準備在會議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拿給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過來。他覺得，文章的觀點雖然是他在英國時提出的，但一直未證實，是趙文興成功地做出了實驗，最大的功勞理應是他，但趙文興在定稿時又把老師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這引起了我的重視，署名的事情看起來很小，實際很大，做導師的在署名問題上應該十分嚴肅，不能仗著自己是導師，就不管做沒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中説，“這種署名是丟人格的，導師應該用行動向學生證實這個道理，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最後，他又將署名更改過來。

    “他90歲生日的時候，提出‘不準請當官的、不準請媒體、不準歌功頌德’三個要求，我們都答應了以後，他才同意僅與他周圍以及曾經一起工作過的科學家共進午餐。”張開遜回憶。

    對於“光學之父”的稱呼，他曾懇請：“把我稱作中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説我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老師嚴濟慈、葉企孫，你們怎麼稱呼他們？所以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個信條是 “老老實實地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科學” 。

    有一次，有個公司提出請王大珩和何澤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顧問，他們的待遇是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筆顧問費外，每年還可以享受一次旅遊。在王大珩看來，當顧問雖説不必負太多的責任，但也不能稀裏糊塗就答應。在認真了解該公司的具體情況後，他發現這個公司的業務與三人的專業根本沒有關係。

    “這怎麼行？”對於他的疑問，對方意思很明確。王大珩説，“並不指望這三個老傢夥做什麼事情，要的只是我們頭頂上這個著名科學家的名。我一聽是這樣，當時就毫不遲疑地把這個顧問給辭掉了。”

    不僅自己推了這個顧問的職位，他還去找何澤慧和彭桓武，讓他們也不要去了。

    對各種名目的成果鑒定會，“只要和我專業沒關係的我一律回絕，有關係的我只要參加就一定要説實話，對科研成果進行評價，就應該有一説一，決不能順人情説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