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日、英帝國主義準備進行第三次聯盟，蓄意瓜分中國。在滬地黃浦江上，橫衝直撞的是帝國主義的軍艦和商船；馬路上耀武揚威的是帝國主義的軍隊和警察；矗立著許多高樓大廈的是帝國主義的銀行和商號。中國人民無不感到氣憤不平。喻育之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全國學生聯合會理事長名義與各愛國反帝團體聯合，積極活動，堅決反對日、英三次聯盟。
一天，喻育之帶領3000名學生，準備作宣傳演説。受到軍警的監視、阻擾。後來，他們找到上海地方法院側面一塊空地，喻育之站在一個木凳上，慷慨激昂地演説：“英、日兩次聯盟，中國所受之害，眾所週知。如大家坐視不理，則國家將亡。”一隊荷槍實彈的軍警趕來，去驅趕機會聽眾。這時，後面有人拉喻育之的衣衫，示意喻育之趕快離開，不然會被逮捕。喻育之想到軍警多數是北方人，他仍然繼續講道：“北方的同胞們！你們也是中國人，國破家亡之際，你們理應支援我們的正義行動！”這些北方籍的軍警許多是被迫來當兵的，聽到他的演説，有所感動，未過分阻擾。在場有許多中外記者採訪、拍照。學生們更是個個義憤填膺，熱血沸騰，高呼口號，強烈要求政府組織英、日第三次聯盟。次日，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登載消息：“中國喻育之反對英日聯盟的行動，引起英政府的重視，經提交國會討論，否決了三次聯盟。”為此，同輩們常以“泰晤士報者”稱呼喻育之先生。
喻育之第三次會見孫中山先生是在1919年。因《救國日報》在報紙中縫上，刊登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廣告，後經讀者來信説：“南洋公司的老闆簡照南兄弟已加入日本國籍，你們《救國日報》向來是主張救國抵制日貨的，為什麼給日本貨做廣告？”經我們調查屬實，立即將廣告撤除，並在原處換上“痛悟”二字。簡氏兄弟見報後，大為震驚。託人在報社活動，願以20萬元的代價仍換上他的廣告。對此，報社內部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將款收下，以解決報社經濟困難問題。喻育之堅決反對。簡氏兄弟又請了一名大律師出面，到報社進行威脅，説報社違約。為此事，喻育之又去找孫中山先生。孫中山一見到喻育之就問道：“又遇到什麼麻煩事？總編輯又被抓走了？”孫中山先生日理萬機，連這點事都記得這樣清楚，令喻育之大為吃驚，便問道：“您還認得我？”孫中山説：“大名鼎鼎，‘泰晤士報者’學生領袖喻育之！”因為孫中山先生對自己有印象，喻育之也就毫無顧忌地實話實説了，他説；“報社這次遇到的困難，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對方搬來的救兵，大有來頭，即是國民黨國會議員的大律師”。孫中山問：“你們怕了？”喻育之説：“我們不怕！”孫中山説：“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要你們不怕，我給你們撐腰！”還説要批評那個大律師。此後，那位大律師再也沒有來了！
1919年5月4日，我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中國無産階級作為一個覺悟了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運動，它具有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態。這一運動，標誌我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標誌著無産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喻育之為這次學潮作了大量的宣傳、組織工作。五四運動之後，喻育之以全國學生聯合會理事長的身份，在上海，偕同上海十幾個學生、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見了孫中山先生。
代表們把孫中山先生的客廳站得滿滿的，孫中山請大家坐下，大家也請孫中山先生坐下。孫先生説：“你們坐下，我站著！”接著孫先生態度鮮明地支援和讚揚“五四”運動。孫中山殷切地對大家説：“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 孫中山先生還勉勵大家“言必行，行必果”。堅持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鬥爭，挽救中國。大家聽後深受教育。這是喻育之第四次見到孫中山先生。
當時，在上海參加反帝、反軍閥鬥爭的革命團體的代表人有：江西的黃介民、安徽的何世楨、湖南的李大軍、廣西的黃宗漢等。大家朝夕相處，遇有機會，集會通電，號召各地學生及有關團體積極響應。當時參加和響應的團體有：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學生總會、改造湖北同志會、參戰華工總會、上海學生會等組織。日、英、法等國巡捕房，視上列革命團體為“搗亂組織”，視參與著為“危險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