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育之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後，應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請來到武漢。孫中山説這次來鄂的目的：一是調查戰跡，憑吊忠魂；二是傷痛瓦礫，督促建設；三十哀思流離，撫慰瘡痍。這次孫先生在漢停留5日，受到武漢各界的熱烈歡迎。
4月10日，湖北軍政界在武昌黃土坡外語專科學校，舉行歡迎孫中山先生大會。到會人員約300人。孫先生身穿長褂、神采奕奕，來到會場，隨同前來的有章太炎、居正、龐青臣等、孫先生講話，首先對參加起義軍政界同志表示慰問和敬意。接著，作了題為《共和與自由之真諦》的演説。對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産生不安情緒，作了説明。他説“仆這次辭職，外間頗為仆功成身退，其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仆之解職原因，一在速享國民的自由；二在盡瘁于社會事業；三在避免流血，結束戰爭。”孫先生還説：“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含義無窮，發人深省。章太炎以雙手拍大胯，讚賞不已。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歡呼“共和萬歲”。在會場，喻育之聆聽著孫先生演講，對孫中山先生無比崇敬和敬仰，堅定了他跟隨孫中山先生，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信念。
1913年袁世凱以暴力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在國內大力加強他的獨裁統治。1914年5月，進而以黃袍加身，做起皇帝來。一套新的《約法》，進一步把自己變成終身大總統。為了取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得支援，大肆出賣國家主權。于1915年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袁世凱復辟賣國的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喻育之與湖北陸軍測量局的同志們，集會、遊行、寫文章，呼籲一切愛國同胞，投入反袁護國鬥爭。軍閥頭子王佔元獲悉，下令：“捉拿激進分子喻育之。”喻育之被迫於1916年東渡日本。在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讀書，後進孫中山先生和日本犬養毅和先生合辦的政法學校學習法律。在這所學校任教的多事日本有名望的學者，如中村進午、器賀堪重等。擔任翻譯的都是中國留日學生學成尚未返國的人。同學們自己組織了講義編輯委員會，成員有四川的曾琦、雲南的張天放，喻育之是湖北的代表。在校期間，喻育之被推選為留日湖北同學會評議長，旋被推舉為會長。
1918年，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北洋軍閥段祺瑞簽訂《中日軍事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允許日本在中國駐兵和指揮中國軍隊。段祺瑞的賣國行為，激起了留日學生的群起反對，喻育之與同學們一起寫標語、遊行、示威，堅決發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徑。日本當局為了鎮壓學生運動，派出軍警到處逮捕遊行學生。一次逮捕中國學生百餘名，喻育之也同時被捕。在獄中，喻育之毫不畏懼，揮筆撰文警告日本當局，聲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是維護自己國家主權和利益的。最後，日本當局不得不將這些學生釋放。
1918年，我國數千名留日學生在王兆榮（四川人，公費留學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帶領下，毅然回國，投入到國內反帝、反軍閥的鬥爭行列。
喻育之等留日學生回國後在上海，與王兆榮、曾琦、溫立等一起組織了“中國留日學生救國團”。團長是王兆榮，喻育之任副團長。同時創辦了《救國日報》。王兆榮任社長，曾琦、溫立先後任總編輯，喻育之任經理。當時，留日學生為了反日，紛紛回國，很多人留住上海。“留日學生救國團”向世界呼籲，捐款資助回國留日學生的生活費和《救國日報》的經費。許多愛國人士慷慨解囊，其中贊助最多的是江蘇南通的愛國實業家張季直先生。《救國日報》在27個月中，先後出版800多期，銷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尼等地，喻育之常以“阮恒清”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救國日報》問世不久，不僅日本人視之為中國青年愛國集團，排日言論之總匯，也遭到英、法、美帝國主義的嫉恨。法國巡捕房無故抓走了總編輯溫立，並揚言要罰款、要封報館。喻育之聞訊此事後，立即趕到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向孫中山先生彙報了情況。孫中山先生聽後非常氣憤，説道：“你們辦《救國日報》是為了救國，救國就要有勇氣，你們辦的《救國日報》我看過！辦得不錯，報紙的名字取得好！就是殺頭也不要怕！”。喻育之説：殺頭我不怕，只怕封報館。封了報館，我們就失去了宣傳陣地。要是罰款，我們一時拿不出錢來。孫中山先生聽後，立刻讓秘書拿出300塊錢給喻育之，問喻育之這錢用於罰款夠不夠？接著又寬慰喻育之説；“溫總編輯被抓之事，不要著急，我馬上派人想辦法釋放他！”
孫中山先生“言必行，行必果”説到做到，第二天，溫立果然被釋放回來了。事後，中山先生又幾次派人送錢支援他們辦報。報社同仁們無不感動，深受中山先生的教育和鼓舞。這是喻育之第二次見到孫中山先生。
在上海期間，喻育之以三民主義信徒和愛國留日學生的身份，到處奔走呼號，喚醒民眾，艱難不辭。喻育之被推舉為全國學生聯合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