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多次肯定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思想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中有關經濟政策的部分，作為全會決議（第六節），其主要精神如下：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經濟將由五種成份組成：
1.沒收官僚資本，收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這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份；2.佔國民經濟90%左右的分散的、落後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經濟；3.私人資本主義經濟；4.合作社經濟，這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産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的勞動人民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5.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
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還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呢？決議是這樣説的：
“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説，大約是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以及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産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
“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該容許其存在及發展。國內的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自由氾濫的，也不是如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的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很快地進入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以上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0—1433頁）
由於這個決議符合中國實際，深得人心，因而獲得全國人民的衷心地支援和擁護，一些民族資産階級和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看了這個決議，打消了原來的顧慮，從香港等地回到內地，有的參加了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共中央起草的、起臨時憲法作用、並在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對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經濟結構和政策這樣規定：
“保護國家的公有財産和合作社的財産，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經濟利益及私有財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産、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調劑國營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
實踐證明，根據這些指導思想制定的政策是正確的。執行的結果，在短短的幾年內，經受十多年戰爭創傷的國民經濟就得到了恢復和發展。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産值827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建國前最高水準的1936年增長20%）,其中,資本主義工商業總産值增長54%,農業總産值增長48.5%（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為全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同上書）
那麼，為什麼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要多次提到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甚至毛澤東認為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是“民主主義共和國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呢？
（二）孫中山為何要提出“節制資本”
“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兩大組成部分，孫中山為了宣傳革命和探索振興中華民族的道路，在歐美各地奔波考察，認識到中國過去之所以貧窮落後，在政治上是由於專制腐敗，在經濟上主要是由於工業不發達。
他認為，不應沒收私人資本，並且“必須競爭可顯其效能”，這樣的事業必然是私人企業，他主張對中小資本應實行“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他要求，“從來所實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幣，立即改良，而各種官吏之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交通。”總之，是要排除發展生産力的一切障礙。但他沒有拜倒在西方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腳下，他以犀利的眼光，看到西方社會的各種矛盾，並首先注意到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他指出資本家的目的在賺錢，“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平民的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
孫中山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生産的過剩和經濟危機。他批評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黑暗，指出：資本家“用金錢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富人因為有了那樣多的財産，無惡不作。”
他熱情地謳歌工人反資本家鬥爭的正義性，他説“大資本擅經濟之特權，牛馬農工，奴隸貨販，專制既甚”，“伏流潛勢有一發不可抑者，蓋資本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
為防患于未然，他主張既要充分利用發展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發展社會生産力，又要避免資本主義的弊害，因此要節制資本。
（三）“節制資本”的要旨是什麼
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既包括要節制私人資本，又包括要發達國家資本，二者有所分工。他在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正式提出了“節制資本”，並闡明其要旨：“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人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其次，是向資本家徵收直接稅。他認為，“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他主張，“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及遺産稅。”
再次，是保護勞工。他説：“世界之一切産物，莫不為工人之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他提議以工業發展所生之利益的一部分“為增加工人之工資。”後期他一再要求“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並提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保護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謀勞資間地位之平等。”他特別關心工人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提出要使“衣、食、住、行”這四種基本需要讓全國人民都能夠享受到。他還要徹底剷除“兒童奴工”，並曾親自下令把壓迫工人的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工人部長兼廣州兵工廠廠長馬超俊撤職查辦。
由於中國貧窮，底子薄，要振興實業，缺乏資本、人才和技術，孫中山主張充分利用外資和向外借債。但借債要用於正途，他説：“借外債以營不生産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産則有利。”他指出，利用外資不得損害國家主權。他説：“正可利用其資本人才，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人”；在和外國談判借債條件時要保證“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
在利用外資方面，他提出三種方案：“一、借資興辦，二、華洋合股，三、定一期限與洋人承築（鐵路），期滿則收回”。因此，他認為，要借外債和利用外資，要具備各方面的知識，要熟悉世界市場及各國技術和經濟情況，這樣和外國談判時，才“不至吃虧上當”。此外，還要掌握有利時機，他舉例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有大量戰時製造軍用品的機器閒置，急於尋找出路，他認為這是借債的“天與之機”，他主張“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他因此寫成《實業計劃》，呼籲國際共同幫助實現。
孫中山“節制資本”的思想是十分豐富的，以上不過舉其大要。可惜的是，孫中山英年早逝。1911年辛亥革命後，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才幾個月就被迫離職，以後一直在動蕩中，沒有較長時期的執政機會，他的“節制資本”的思想雖然非常珍貴，但沒有機會付諸實踐。正如馬克思所説的那樣：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他的後繼者蔣介石等人只是打著他的招牌，忙於爭權奪利，鎮壓人民，根本違背了孫中山的遺志，不但不實行“節制資本”，而且勾結帝國主義，組成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壟斷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終於被人民打倒，被趕出中國大陸。雖然如此，也磨滅不了孫中山節制資本思想的光輝。
當然，孫中山的思想和實踐仍有局限之處，但可貴的是，他能隨時代的發展而前進。在十月革命的啟示下，在蘇俄和中共的幫助下，他總結了歷次革命失敗的教訓，實現了他一生的最大轉變，他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實現三民主義的靈魂，把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聯繫起來，這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毛澤東指出，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是民主主義共和國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這可以説明為什麼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相提並論的道理。
（四）重溫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關決議精神和孫中山“節制資本”思想的意義
遺憾的是，在1949年3月通過七屆二中全會決議、9月通過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之後不久，毛澤東的思想突然起了180度的變化，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幾年之內，個體、私營性質的經濟成份幾乎被消滅殆盡。“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春橋等人更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寧要社會主義的窮，不要資本主義的富”，因而把國民經濟推到瀕於崩潰的邊緣。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個體、私營性質的經濟成份才逐步得以豐富起來，當然，也應看到包括某些壟斷性的國營資本在內，在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産生許多弊端。因而，我們今天重溫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關決議和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思想，仍然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