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較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是20世紀前四分之一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兩大事件之一，它們不但各自對中國歷史演進造成重大影響，而且相互之間也存在密切的關聯。1942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説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説明共産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説起差不多”，“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瞭歷史的發展。”這一認識既體現了毛澤東本人所提倡的古今中外研究法，也包含了他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切身體驗。
限于篇幅，本文僅從辛亥革命與早期共産黨人思想啟蒙的角度對二者關係進行探討。本文所述的早期共産黨人，大體是指20世紀20年代中前期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黨員。
1 革命書報“約千數百種” 完成對新知識群體啟蒙
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軍事鬥爭，也是一場新文化運動。資産階級革命派在從事反清革命的過程中，特別重視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輸入與傳播。這種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不但有力配合了軍事上的鬥爭，而且為國內先進群體的思想轉向創造了條件。
革命派對宣傳的重視當然源自對中國社會病症的觀察。早在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即指出：“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所以，當資産階級革命派這些“能行之人”初步聚集之後，就對通過文字宣傳來改造“不知之人”、轉移人心有所注意。只是受宣傳人才、內容以及維新派競爭等諸多條件的限制，革命派的影響力一度較為有限。進入20世紀後，方“漸入于革命書報全盛時期”。
進入“全盛時期”的革命宣傳事業，不僅報紙、期刊、書籍等各種文字宣傳形式全面開花，數量眾多，其影響力也從東京、香港、上海等輿論中心梯式擴散，遍及內地，成為國內趨新群體特別是青年學生汲取新知、啟發智識的主要來源。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在繼續加大輿論宣傳力度的同時，更借助於與改良派的思想論爭，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為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據相關統計，1895～1911年間，海內外各地各種革命書報“約千數百種”。如此規模的革命書報在近代出版業剛剛興起的中國，對於主要借助新媒體獲取智識的新知識群體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革命書報在宣傳的重點上雖有時而異，但其內容，不外有二：一為宣傳革命排滿思想，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一為將近代西方資産階級民主話語系統移植輸入，啟迪民智，提供了一整套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總而言之，革命派思想宣傳基本是圍繞“民”字大做文章，意欲將封建專制制度下的臣民改造成人格完滿、各盡其責的現代國民。這樣的思想主張對正在形成中的新知識群體思想與行為模式的鍛造産生了重要影響。
民國建立後，“新”思想文化的宣傳獲得了合法性，趨“新”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2 年長者多是辛亥革命參與者
早期共産黨人的主體是新知識分子，這與資産階級革命派的群體性特徵如出一轍。時間上的相近及群體上的同質決定了這兩大群體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就資産階級革命派與早期共産黨人人事及思想上的聯繫而言，大體存在兩種情況：
其一，早期共産黨人中的年齡稍長者往往程度不等地捲入到資産階級革命派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中，不但思想上受其影響，而且行動上積極參與，成為資産階級革命陣營的一員。
其二，其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年齡稍輕者，雖然未曾親身參與辛亥革命，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他們所受的影響主要仍是來自資産階級革命派及其所宣揚的民主革命理論。
陳獨秀、吳玉章、李大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是第一類人中的著名代表。以陳獨秀為例。陳出生於1879年，比較完整地感受及經歷了清末民初政治與思想的大變動；其思想也幾度飛躍，常變常新，呈現由改良派、革命派而共産主義派的發展軌跡。1901年赴日留學，不久受自立軍起義失敗、與革命派張繼等人接觸以及各種革命書刊的濡染等影響，思想轉趨革命。1902年回國後，積極投身革命派事業，是革命黨在安徽地區組織與宣傳的重要人物。武昌起義爆發後，陳獨秀四處奔走，與安徽同盟會員管鵬、吳旸谷等運動新軍響應，勸説朱家寶反正。11月安徽獨立，隨即出任都督府秘書長。民國成立後，積極參與革命派領導的反袁鬥爭。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發動新文化運動。
3 學生輩思想受民主革命理論影響
與陳獨秀、吳玉章等辛亥革命親身參與者有所不同，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的經歷則代表了早期共産黨人與辛亥革命的另一種關聯。
以毛澤東為例。毛澤東1910年入讀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其間閱讀《新民叢報》等康梁派書報，思想傾向維新。1911年春，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在那裏，首次讀到革命報刊，知道革命黨人的事跡，“激奮之下，寫一篇文章貼在學校墻壁上，第一次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反對專制獨裁的清王朝”。武昌起義爆發後，毛澤東投筆從戎，成為駐長沙起義新軍二十五混成協的一名列兵。民國後，身為學生，心憂國事。1918年4月，與蔡和森等組織新民學會，呼應新文化運動。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開始接觸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早期共産黨人中的學生輩，由於年齡的關係，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可能親身參加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由於沒有親歷1905～1907年間革命派與維新派的思想決戰，加之清末立憲運動興起的時代氛圍，他們往往對維新派與革命派的思想主張兼收並蓄，並未出現如師長輩那樣的自覺抉擇過程；但就他們的思想格局而言，大體仍在革命派所宣揚的民主革命的範疇之內。
4 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建準備了條件
如上所述，陳獨秀、毛澤東等早期共産黨人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辛亥時期的經歷和思想影響雖然只是他們個人成長及探尋救國大道的起始階段，卻為下階段尋求更貼近中國國情的救國門徑埋下了伏筆。
辛亥革命對早期共産黨人思想啟蒙的重要影響，頗能彰顯辛亥革命打開中國社會進步閘門的偉大意義。此段歷史的親歷者林伯渠在紀念辛亥革命三十週年的文章中提到：“對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古人不以成敗論英雄，我們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敗，而忽視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開的新的鬥爭的序幕。”
文中提到的“青年”之所以低估辛亥革命的意義，除了個人經驗的匱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立足於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未能細究後一場革命與前一場革命的內在淵源。顯然，作為“青年”師長輩的林伯渠認識到了這兩場革命的關聯，認為辛亥革命揭開了“新的鬥爭的序幕”，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及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條件。（谷小水 作者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