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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東北新建設”
張學良幼年時受中國傳統教育，崇拜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和義大利的加裏波第等民族英雄，敬佩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青少年時期，張學良在奉天(今瀋陽)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結識了不少外國友人，逐漸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如當時的青年會總幹事、美國友人普賴德的“和平主義，熱心服務於社會”的思想，對張學良影響很大。1916年，著名愛國教育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奉天為青年會作了《中國的希望》的演講，強調了中國青年應負的責任。受此啟發，張學良萌發了愛國思想。1919年2月，張學良入講武堂學習軍事，深受教官郭松齡的愛國主義思想影響，逐步樹立了“富國強兵”、“為國為民”的思想觀念。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不久，1928年7月4日，年僅28歲的張學良身負國難家仇，在奉天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之職，東北開始進入少帥時代。在張學良主政東北3年期間，他積極引導東北走上現代化之路，在東北現代化進程中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上任伊始，張學良決心息兵罷戰，集中全力建設東北。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險惡環境下，他勵精圖治、銳意革新，在政治、經濟、教育、體育、科技、古籍整理、文物保護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據統計，張學良在東北建設的現代化項目中，有10個居當時中國的第一位。
張學良首先通過整頓和改革東北軍政組織，創造了比較穩定的政治局面，為發展經濟提供了前提。少帥深知：“經濟是一國命脈，經濟不能復興，政治永遠沒有獨立自主的一天。”他抵制日本的經濟侵略，積極發展民族經濟，發出“東北新建設”的號召，在許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寓兵于農拓展墾殖。農業上，張學良根據寓兵于農之説，大力推行軍墾和民墾。在興安屯墾區，張學良從美國購買拖拉機，開中國軍民使用農業機械之先河。張學良還把屯墾和開發邊陲、鞏固國防結合起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31年6月，日本間諜中村震太郎潛入興安山地進行非法偵察活動，被屯墾部捕獲槍決。在進行屯墾工作的同時，張還重視接收關內移民問題。當時有數以百萬計的關內移民為了謀生紛紛“闖關東”，張學良不僅表示歡迎，而且給予多方照顧。如他頒布《興安屯墾區移民辦法》規定：“被移民戶住室，由公家予建築”等。大量移民的涌入，給東北增加了精壯勞力，為開發東北，發展農業生産起了積極作用。1929年東北主要農作物總産量為18363650噸，創歷史最高記錄。
支援發展民族工業。上世紀20年代，隨著日本的侵略逐步深入，以“滿鐵”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幾乎壟斷了東北的經濟命脈，東北的民族工業陷入了停滯和蕭條狀態。1928年7月張學良主政東北後，從整頓金融、穩定物價著手，限制日資企業，積極扶持民族工業，使瀕臨破産的東北民族工商業再次發展起來。如1930年東北的麵粉廠共有45家，其中40家是民族工業。當時的肇興窯業公司的發展也與張學良的支援密切相關。肇興窯業公司，是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在瀋陽創辦的民族工業。在肇興公司發生資金短缺時，張學良親自到工廠調查研究，給肇興窯業公司注入資金，並免稅5年，使該公司擺脫了困境，並擠垮日資大華瓷廠，成為聞名國內外的中國第一家機器陶瓷製造企業。
1929年5月，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輛汽車在瀋陽問世。這輛汽車是在張學良直接過問下生産的，在此之前，我國國內所有的大小汽車全部都是從外國高價進口的。張學良為國人不能製造汽車而感到恥辱。於是，他將遼寧兩大兵工廠之一的迫擊炮廠內附設的民生工廠轉産，製造汽車，為我國的汽車行業填補了一項空白。令人痛心的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擄走了民生工廠的汽車和零件。
在交通運輸方面，張學良長期抵制日本的“鐵路交涉”，加緊修築自己的鐵路。他主持了大通、奉海等鐵路的修築和葫蘆島新港的建設，使當時東北自建自營鐵路里程居全國之冠，沉重打擊了日本“滿鐵”的壟斷地位，維護了民族權益。
此外，在電信、外貿、吸引華僑投資方面張學良都採取了積極的措施，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如張學良親自駕飛機從瀋陽到營口送郵件，開中國航郵事業之始，東北無線電總臺則首開中國與歐美各國無線電通訊業務之先河。
興辦文教事業。張學良不僅重視實業的發展，還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他執政東北時期，因有“國家大事，當從事于教育一途”的明確認識，捐出其父遺産1000萬元作為教育經費，使東北的教育事業得到迅速發展。
1928年7月1日，張學良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當時東北經濟十分困難，但東北大學教育規模不僅不減，反而大為擴展，原來設置的4科改為4個學院，又增加了農、商、教育3個學院，建成正規的綜合性大學。張學良先後3次共捐款180萬元資助東北大學的建設。據統計，張學良舉辦東北現代教育的私人捐款居全國首位。
為辦好東大，加強師資，張學良不惜重金招聘名流學者。全國知名人士，如章士釗、梁漱溟、黃侃等都曾到校講學授業。在教師待遇方面，一般教授月薪400大洋，超過當時國內的其他高校。東大對學生的要求是全面的，張學良校長在辦學方針上主張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張學良對學生的前途很負責，規定各係各專業畢業生名列第一者，均由學校公費送英、美、德等國留學深造。
張學良校長提倡男女平等，當時東北無女子大學，東北大學兼收女生。張校長夫人于鳳至為衝破女禁，帶頭在政治係插班聽課。在張學良的努力下，東北大學迅速成為全國聞名的高等院校。
張學良還熱心基礎教育。在他主政東北時期，中小學教育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學制的改革、學校數量的增加和加強對學校管理等方面。原來東北的學制混亂，從1928年起，學制一律改為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6年，高等教育4年，這與現在的學制基本相同。他創辦的同澤中學男校和女校，贏得社會各界的普遍讚譽。同澤中學強調對學生進行愛國反帝的“同澤精神”教育，學校紀律嚴明，學生成立自治會，學生操行全由學生民主評定。為使學生全面發展，學校還經常組織學生外出參觀考察。當時同澤女校高中還採用選課制，學生成績評分方法，分“超、良、中、可、劣”五等評分，此舉為各中學之首創。
倡導體育興辦運動會。張學良一向重視體育，他説：“運動足以代表國家民族的精神”，“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重體育”。並提出“振興東北體育，振奮民族精神，健身強國，抵禦外侮”。在我國現代體育史上，他創造了不少的“第一”：他在東北建立了中國第一座現代化體育場，他資助了中國出訪的第一支女籃和足球隊，尤其他資助中國運動員首次參加奧運會更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運動員首次參加奧運會比賽是1932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十屆奧運會，參加這次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只有劉長春一名，他能按時到洛杉磯全靠張學良的資助。當時的日本傀儡偽“滿洲國”為提升國際地位，意欲選派短跑運動員劉長春代表偽滿參加第十屆奧運會，激起輿論大嘩。但當時的國民政府擔心得罪日本，既不表態抗議，也不提供經費。劉長春出於民族義憤，當即在報上聲明：“茍余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又豈能忘掉祖國，而為傀儡偽國作馬牛！”張學良對此十分讚賞，當即慷慨解囊，拿出1600美元作為劉長春參加奧運會的經費。
辦報與日人爭輿論。早年日本人為配合侵略政策，在東北辦了很多報紙，進行歪曲事實、欺騙人民的宣傳。為了駁斥日報謬論，以正視聽，同時教育民眾愛國愛鄉，張學良決心自己辦報和日本爭奪輿論陣地。1928年張學良創辦《新民晚報》，深受廣大人民的歡迎，他的一些重要談話和通電都可通過該報及時向民眾傳達。尤其在東北易幟時，《新民晚報》及時發表易幟通電，舉世震驚。
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張學良雖為軍人，但對傳統文化極感興趣，奉天是清朝的故都，古代史書文籍在此珍藏較多。因戰亂頻仍，有些書籍遭到破壞，極需修整和重編。張學良籌辦了歷史博物館和圖書館(現在擁有120萬冊圖書的瀋陽市圖書館的前身)，使史書和文物得到有效的整理和保護。張學良本人也喜愛收藏字畫，1994年4月，張學良將他70多年來收藏的700多件書畫作品在臺灣拍賣，所得款項約合4000萬人民幣，全部捐給慈善事業。
經過張學良3年的苦心經營，東北的現代化初具規模，然而“九.一八”事件的爆發改變了一切。
從“九.一八”到“西安事變”
1931年9月18日，駐紮在東北的日本守備隊大舉進攻東北軍北大營。第二天，瀋陽、長春等東北重鎮即告失陷。僅僅4個月內，東北上百萬平方公里已落日軍之手。面對日本的入侵，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能打”(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數十萬東北軍就這樣被迫撤離了自己的家鄉，作為東北軍統帥的張學良從此再也沒有踏上過這片土地。
“九.一八”事變使張學良蒙受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身負國難家仇，卻受如此羞辱，張學良內心充滿了惆悵、困惑與苦悶。在巨大的壓力下，張學良于1933年3月辭去所擔任的職務，遠赴歐洲，直至一年後才重返中國。回國後，他被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
然而1934年的中國已與1931年時大為不同。自1933年10月起，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領導的紅色武裝進行戰略轉移。一年後，中共在中國的西北一隅再建紅色政權。此時豫鄂皖戰事漸息。張學良本想乘此良機訓練軍隊，枕戈待旦以備抗戰，可蔣介石卻調他入陜繼續剿滅紅軍。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頻頻製造事端。1935年冬“偌大的華北，已容不下一張課桌”。中日戰爭已是鼙鼓可聞了。
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引起了張學良對蔣介石的不滿。在他看來，與紅軍作戰只是目前的權宜之計，“打回東北去”才是他真正矢志難忘的。
陜北的戰事並不像張學良想像的那樣容易。東北軍先後在榆林堡、直羅鎮戰敗。當東北軍在戰場陷於不利之際，1935年底張學良在南京參加了國民黨五全大會。利用會議的間隙，他在上海與原東北義勇軍將領、也是他的老部下李杜進行了交談。為防他人耳目，兩人的交談安排在一輛汽車裏舉行。張學良表示他決心不再跟蔣介石打內戰，願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要李杜在他與蘇聯之間進行溝通，同時尋求與中共的聯繫。(張魁堂：《張學良是怎樣走上聯共道路的》)
在張學良謀求與中共聯繫之時，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變化的跡象之一是，蔣介石開始改變對日一味消極的政策。1935年，國民政府以“軍事演習”為名，調兵北上，在華北積極備戰。蔣介石在外交上另一重大舉措是，謀求中蘇兩國關係的和解，以備他日中日戰爭一旦爆發，中國能獲得蘇聯的支援。1935年春，蔣介石派曾任自己侍從達8年之久的鄧文儀做駐蘇武官，負責溝通中蘇高層間的聯繫。一年後，蔣介石又計劃陳立夫、張衝秘密訪蘇。該計劃後因湖南省主席何健的泄密而流産。(鹿錫俊(日本)：《日本對中國的觀察與陳立夫訪蘇計劃的泄密》)
對蘇外交雖有波折，但蔣介石初衷不變，仍然積極改善中蘇關係，他也不得不調整自己對中共的態度。對此，他慎之又慎，並且決不允許其他人與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國民政府與中共開始某種試探性的接觸。蔣介石將和談的重任交付陳立夫，陳立夫則派自己的親信曾養甫具體操辦此事。不久，曾養甫與中共週邊組織————自由大同盟的書記呂振羽取得了聯繫。1935年11月，呂振羽與曾養甫在南京舉行會談。雙方此時的聯繫僅停在較低的層次上。蔣介石的這種調整純屬不得已而為之，他在與中共保持聯繫的同時，又力圖徹底削弱中共的實力。在蔣介石看來，惟有如此，方能減弱中共日後的發言權。因此，蔣介石對紅軍依然重兵圍剿，卻又不中斷雙方的聯繫。
1936年初，國共雙方通過有“紅色牧師”之稱的董健吾進行溝通。董健吾就是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王牧師”。1936年1月，董健吾到達西安。在張學良的幫助下，他一個月後到達了瓦窯堡，與中共方面取得了聯繫，並了解了中共對舉行兩黨和談的態度。回到西安後，他向張學良通報了有關情況，隨即回南京復命。直至此時，董牧師仍不知張學良與中共已有了秘密交往。
溝通張學良與中共高層之間直接聯繫的不是李杜，而是一個偶然出現的機會。1936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紅軍成立了白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中共提出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援助東北軍打回東北去”的口號暗合東北軍復土還鄉的心理，極易引起他們的共鳴。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在榆林堡一役中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619團團長高福源主動提出：如果紅軍放他回去，他願説服張學良和紅軍共同抗日。高首先向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李克農立刻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毛澤東同意了高的請求。
1936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了東北軍。他向67軍軍長王以哲表示有要事要面見少帥。張學良不久接見了高福源。在自我陳述中，高福源力勸張學良與共産黨合作抗日。張學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返回瓦窯堡，請紅軍派正式代表前來合議。
中共中央獲知張學良的態度後，立刻決定派李克農為正式代表與張學良在洛川進行會談。2月至3月期間，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最後達成了幾項口頭協議：一、中共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在毛、周中推出一位，與張再次商談。地點定在膚施(即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二、紅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負責與盛世才交涉交通問題。三、中共派一位聯絡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予以保護。(戴鏡元：《從洛川會議到延安會議》)
一個月後即4月9日的晚11時許，按照事先的安排，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在延安城中的一座教堂見面。雙方寒暄過後，李與王留在教堂外間交談，而周恩來與張學良則進入裏間。經過約5個小時的談判，二人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一、雙方同意停止內戰，一致對日。二、張學良同意紅軍集中于河北。若紅軍堅決東進，張命令東北軍不加阻攔。三、在未公開抗日之前，張學良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四、雙方互派常駐代表。事後中共方面派劉鼎為中共常駐東北軍的代表。五、中共赴莫斯科的代表可由張派人送至新疆，而後經新疆去蘇聯。張學良願負責與新疆的盛世才進行聯繫，而東北軍的代表由歐洲去蘇聯。後來經張學良從中斡旋，中共派往共産國際的代表鄧發取道新疆到達了莫斯科；而李杜也于1936年6月攜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從上海出發，經馬賽到巴黎，康生從莫斯科到巴黎，將他倆接到莫斯科。
周恩來返回後於4月11日向中共中央作了全面的彙報。在報告中，周恩來提及在張學良的周圍有一批已脫黨的前中共黨員。(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下)這些所謂“脫黨”的前中共黨員，大多是1931年因中共內部政爭而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員會”的成員(以下簡稱“非委”)。他們雖與共産黨已無任何瓜葛，但對共産主義的信仰並未因此而完全消失。“非委”的領導者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羅章龍，而將他們引入東北軍的則是另一位前中共黨員、張學良的高級幕僚黎天才。早在1927年，黎天才就已脫離中共，轉為奉系軍閥效力。其後10年間，黎一直追隨張學良，被認為是張學良的心腹謀士。當1934年張學良對進軍西北猶豫不決之際，黎就向張進言，希望他接受此令，以圖將西北作為東北軍未來抗日的後方基地。此時張學良的思想已發生了某種變化：在對德、意法西斯主義表示欣賞之餘，對蘇式的社會主義也産生了興趣。黎天才在得到張學良的授意後，以“講學”為名，邀請“非委”的一些成員參與東北軍的政治工作。在這些前中共黨員的安排下，張學良與羅章龍在1935至1936年期間甚至曾有過幾次秘密見面。(詳見無名著《西京兵變與前共産黨員》)
中共在與張學良加強交往的同時，也積極開展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通過彼此之間增進了解，三方達成了默契。西北三位一體雛形初現，但蔣介石親臨西安使得西北的形勢再度變得微妙起來。
經過近一年試探性接觸，國共兩黨的談判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由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潘漢年在上海進行直接會談。然而雙方距離相差太大，談判陷入僵局之中。有鋻於此，蔣介石決心繼續對中共保持高壓政策。在處理完兩廣事件後，蔣介石于1936年10月攜其高級黨政軍官員飛抵西安。
蔣介石此行是希望他能以國家領袖、三軍統帥的雙重身份督促張、楊積極“剿匪”，可他沒想到張學良的態度早發生了重大轉變。在4月30日的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劉鼎提及張學良已表示“我要幹就要徹底幹”。(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下)在幾次苦勸蔣介石不成後，張學良下定決心以非常手段來實現自己抗日之夙願。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聯合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兵諫後張、楊發表了《對時局通電》，提出8項救國主張。這份震驚全國的通電即出自黎天才之手。在發動兵諫前(12日零時)，張學良請劉鼎電告中共中央，“我已發動捉蔣，請予支援”。當兵諫于2時正式開始後，劉鼎立即電告中共中央。12時，劉鼎將西安事變的詳情電告中共中央。(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下)
中共中央接到電報後，迅速向共産國際作了彙報，希望得到共産國際的明確指示。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應變方針。17日下午，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與張、楊商談。此刻的南京卻是意見不一，最後決定由宋子文、宋美齡兄妹赴西安與張、楊面談。宋子文于20日先到西安。經宋子文一天的勸説，蔣介石同意由他代表自己與張、楊談判。23日宋子文開始與西安方面進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周恩來為雙方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24日晚，周恩來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這是近10年來周恩來第一次見到自己昔日的老同事。
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張學良對蘇聯也曾寄以厚望。12月17日，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知道“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當日傍晚當他與周恩來會談時，又再次向周詢問蘇聯和共産國際的態度。(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下)事實上早在1934年，張學良就派李杜等人去蘇聯聯絡，希望能得到蘇聯的支援；可一直沒有取得成功。1936年8月，張學良在上海的法租界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秘密會晤。(焦績華：《張學良與蘇聯大使的會晤》)西安事變發生後，蘇聯的反應無疑只會讓張學良深感失望。12月14日蘇共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張學良“以抗日運動為投機，高倡抗日旗幟，實際則為助使中國分裂”，它表明蘇聯政府不可能給予張學良任何實質上或道義上的支援。
然而，無論如何，西安事變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25日晨，張學良決定送蔣介石回南京。他向部下解釋“只要于國家民族有利，有危險也應在所不惜。”(張友坤、錢進：《張學良年譜》下)當天下午張學良陪蔣介石共同返寧，可等待他的卻是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漫幽禁歲月。他再也無法實現自己“打回東北去”報國難家仇的諾言了。圖
張學良的名字是與東北、西安事變緊密相連的。張學良是中國新式軍事強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國這類新式軍事強人，出現于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他們是一獨特的政治群體：既以傳統方式維護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卻又不失世界眼光；且多具備現代化的導向性，堅信中國若實現現代化，則必須以軍隊為中心，以強力為後盾。黃駿 傅啟元(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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