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與辛亥革命後的社會進步

  時間:2006-09-25 11:00    來源:     
 
 

 

  辛亥革命後,中國建立了共和制度,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西方先進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中國落後的教育制度,現代科學的各個門類都建立起來了。人們的社會意識、社會心理、宗教禮俗、生活習俗及至思維方式都發生了進步的變化。

  辛亥革命時期的留學生為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起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科學、教育、外交、文藝幾個領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留學生是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奠基者

  真正將西方科學整體性面目介紹到中國來,並使之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是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他們不僅將西方科學首次完整地移植到中國來,而且身為之倡,他們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這是留學生貢獻最大的一個領域。

  留學生回國後,將西方各門科學移植到中國來,打破了數千年來經、史、子、集等獨佔學壇的局面,這些新興學科在中國的創始人和早期的學術骨幹絕大多數是留學生。

  地質學:地質學是較早移入中國的學科。這門學科的奠基人是章鴻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地質係)、丁文江(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地質學博士)、翁文灝(比利時羅汶大學理學博士)、李四光(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礦務司下設地質科,由章鴻釗擔任科長。1913年,丁文江又創辦地質研究所,並任所長。丁文江聘請翁文灝為專任講師,培養了葉良輔、謝家榮、朱庭祜、李學清、王竹泉、譚錫疇等等一批地質學人才,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中外聞名的地質學家,活躍在中國地質學界,是中國地質科學各分支領域的開拓者。1918年,北京大學首先設立地質係,留美學生可傑任第一任系主任,李四光應聘擔任該係副教授、教授。1922年1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選舉章鴻釗擔任會長,翁文灝、李四光為副會長。

  近現代數學:在中國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近現代數學的,也是留學生。他們學成回國後,創辦數學研究機構和刊物,培養數學人才,逐步形成了中國數學研究的骨幹隊伍。留學生中,最早學習數學的當推馮祖荀(留日)、鄭之蕃(留美)、胡明復(留美)、姜立夫(留美)等,胡明復和姜立夫在美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胡明復在上海大同大學、姜立夫在南開大學創立數學系,為建立中國的數學研究隊伍作出了貢獻。之後,熊慶來(法國國家理科博士)、陳建功(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華羅庚(英國康橋大學)、許寶(倫敦大學哲學博士)、陳省身(德國漢堡大學科學博士)、蘇步青(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江澤涵(留美)、吳文俊(留法)等一批留學生相繼回國,成為中國近現代數學的最傑出人才。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培養了大批學生,使中國的數學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到20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近現代數學研究開始成熟,有些成果並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物理學:中國人對物理學進行深入研究,是從20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于上海設立物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研究院也設立物理研究所。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中央大學、南開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20多所大學也相繼設立了物理系,除了進行物理教學外,還開展物理研究。193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物理學會。從1932年至1950年,歷任會長的是李書華(法國巴黎大學理學博士)、葉企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吳有訓(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嚴濟慈(法國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周培源(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

  化學:1907年12月,留學歐洲的7位中國學生發起成立中國化學會歐洲支會,選舉了會長、書記、會員,發展會員,開展了一些活動。1922年9月,留學美國的莊長恭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化學會,1925年5月,選舉了中華化學會理事會,首任會長王箴(美國密執安大學)。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國性的中國化學會,推選陳裕光為首屆會長。從1932年至1949年,中國化學會的歷任會長是陳裕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昭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吳承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張洪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范旭東(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都是留學生出身。

  生物學:我國生物學的奠基人是留美學生秉志(美國康耐爾哲學博士)、胡先(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博士)、錢崇澍(美國伊利諾大學學士、康耐爾大學碩士)等人。1922年,秉志與胡先、錢崇澍等發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任第一任所長。該所主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叢刊》。1928年,北平建立了靜生生物調查所,秉志任所長。秉志、胡先、殷宏章(美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張景鉞(美利茲大學博士)、童第周(比利時比京大學物理學博士)、陳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貝時璋(德國士濱根大學博士)等有突出成就的生物學家都是留學生出身。

  社會科學:將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等各門學科移植到中國來的,也是留學生。以哲學為例,一批留學生將西方哲學的各個流派介紹到中國來,胡適宣揚杜威的實驗主義,張君勱、張東蓀宣傳德國柏格森學説,陳大齊、馮友蘭、金岳霖等人宣傳新實在論。在輸入西方哲學思潮的同時,西方哲學的一套嚴密的思維方法也隨之引入,並與中國傳統哲學相整合。此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也是以留學生為媒介進行的。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學生,隨後留法、留蘇學生對宣傳馬克思主義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在社會學方面,據1947年12月的調查,全國144名社會學教授、副教授和講師中,有10名美國人,其餘134名中國教師中,有107名是留學生出身。

  留學生是近代收回主權外交活動的主持者

  留學生熟悉國外情況,熟悉外國語言,西方制度也慣常把外交、軍事獨立起來,稱職業外交官和職業軍人,他們較少受政府內閣更疊影響,以保持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國後,很快在外交領域嶄露頭角。到民國時期,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成為外交隊伍的主體,在外交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國後,從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領事、代辦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長、公使2人,外交總長1人,內閣總理1人。梁敦彥、梁如浩、唐紹儀是他們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紹儀擔任駐英公使,赴印度加爾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薩條約》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唐紹儀堅持中國在西藏的主權,迫使英國政府作出“讓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佈成立內閣,梁敦彥出任外務大臣,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先後歸國,服務於外交界。據1935年出版的《中國外交年鑒》中的《現任重要外交官及領事官》記載,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職員中,留學生出身的有73人,佔84.88%。從1912年起,正式擔任過外交總長的有王寵惠、陸徵祥、梁如浩、孫寶琦、曹汝霖、唐紹儀、陳錦濤、伍廷芳、汪大燮、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陸徵祥、孫寶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數幾人外,其餘全是留學生出身。民國時期一批享有盛譽的職業外交家,如顧維鈞、顏惠慶、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學生出身。

  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響,他們大多具有愛心,在外交工作中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收回部分主權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顧維鈞據理力爭,駁斥日本代表的無理要求,獲得各方面廣泛的同情和讚揚。顧維鈞也因此一舉成名。

  1920年8月,顏惠慶出任外交總長後,首先取消對帝俄之承認,停止對帝俄支付庚子賠款,同時派人接收了天津、漢口和在華俄人的治外法權。蘇維埃政府為此聲明表示滿意,並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關係。1921年5月20日,顏惠慶主持簽訂中德復交條約,廢止戰前德國在華一切特權,並以鉅款賠償我國參戰損失,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簽訂平等條約。同年7月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提出關稅自主、交還山東、取消“二十一條”等八項要求。3位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在會上義正辭嚴,據理力爭,在會下則進行廣泛交往折衝,爭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儘管這次會議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終究是一次維護主權的外交勝利。

  留學生是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傳播者

  首先,留學生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傳播者。

  清末和民國時期影響較大的教育思想有軍國民教育思想、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義務教育思想、平民主義教育思想,這些西方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學生為媒介傳播到中國來的。以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為例,最早鼓吹平民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釗等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創辦《教育今語雜誌》,他提出辦刊宗旨之一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後,要求民主的呼聲日高,平民教育思想也隨之更多受到重視。李大釗于1919年2月發表《勞動教育》一文,主張廣泛設立勞工補習教育機關,給工人以知識教育。接著,胡適、蔣夢麟、晏陽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學生回國,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教育雜誌》出版專號,刊登了數篇留美學生撰寫的有關平民主義教育的文章。他們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軍國民教育曾使日本一戰而敗中國,再戰而敗俄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實行軍國民教育的德國卻敗于平民主義教育的美國及協約國。由此可見,軍國民教育已不適於世界潮流,因而提倡平民主義教育。

  在中國提倡平民主義教育,且身體力行的是留美學生晏陽初、陶行知、陳鶴琴等人。他們分別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其次,留學生是新式教育師資的主要來源。科舉制度廢除後,知識分子走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獨木橋,就業選擇趨向多元化。不過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的生産力非常低下,産業不發達科學文化事業也很落後,這在客觀上又制約了知識分子的就業選擇的範圍。留學生回國後,就業的主要是從政或教書。尤其教育界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高等教育界之人員十分之九以上(據民國十四年東南大學、北京師大同學錄)為留學生……高等以上學校之科學教師,更無非留學生,現在國內學校科學教師、科學用品與科學教科書者,亦莫不由留學生間接直接傳衍而來。”

  另有人對 193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名人錄》進行統計發現,在該書收錄的 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留學生出身的多達 904人,佔 82%。其中留美學生又佔了 51%。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留學生出身。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留學生確實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力量。

  留學生是近代中國文學革命的發動者

  留學生是中國近代文學革命的發動者。首先,留日學生在大量翻譯日文書籍的過程中,大量輸入日本語詞彙,從而豐富了漢語詞彙。本來,日本的漢字,都是從中國一點一畫地學過去的。但日本人在學習漢語過程中,借用漢字創造了許多新語。例如“文學”一詞,是日本人借用中國成語“文章博學”的字彙而創造的用來代表英語所謂“literature”的意義。現在“文學”一詞已融入中文。日本自近代以來,大量翻譯西方書籍以輸入西方文化。他們遇到難以表述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時,就組合不同的漢字來製作新語。例如以“哲學”表 philosophy,“説明”表 explanation,“斷交”表 rupture等。上述新詞彙,雖然都是由漢字薈萃而成,卻非傳統中國語文所固有的。據學者研究,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多達800多個。如“一元論”、“二重奏”、“反革命”、“共産主義”等都是。這些現代漢語外來語都是通過留日學生引入進來的。這些外來語的引入,對中國的文章體裁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是現代漢語詞彙中外來詞的主要來源之一。

  如果説留日學生的貢獻是輸入日語詞彙,那麼留美學生的貢獻則是發動文學革命。這場文學革命的先驅是胡適等留美學生。1917年1月,胡適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主張改良文學須從八事入手,這篇文章被稱為“文學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書”,接著陳獨秀于2月份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

  留學生不僅是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而且在早期文學家中處於執牛耳的地位。列舉一部分:

  留日: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成倣吾、田漢、張資平鄭伯奇、夏衍、歐陽予倩、豐子愷、穆木天、馮乃超、朱鏡我、胡風周揚等。

  留美:胡適、陳衡哲、冰心、梁實秋、聞一多、林語堂(美、德)朱湘、徐志摩(美、英)、許地山(美、英)、洪深、熊佛西等。

  留歐:戴望舒(法)、李劼人(法)、巴金(法)、李金髮(法)、艾青(法)、王獨清(法)、老舍(英)、朱自清(英)、丁西林(英)、錢鐘書(英、法)、劉半農(英、法)、宗白華(德)、馮至(德)、聶紺弩(蘇)、韋素園(蘇)、曹靖華(蘇)、蔣光慈(蘇)、李健吾(法)、梁宗岱(法)、朱光潛(英)。

  出身不同國度的留學生,將各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等,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使中國文壇出現了不同的流派和風格。

  除了以上幾個領域以外,留學生在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經濟上也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辛亥革命以來,在留學生當中既出了幾代革命領袖,也出現過擁兵作亂的軍閥,既産生了許多愛國的實業家,也産生過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是總的看來,絕大多數人還是那些為祖國近代的事業而獻身的人,他們當中有的成了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和教育家,同樣的,更多的還是那些幾十年如一日終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劉志強  副教授  王瑞華)(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10月15日第六版   )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


 

 

 
編輯:system    
 
 
台灣網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