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了永遠銘記黃埔師生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激勵後人在新時期繼續發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推動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我刊從今年第1期起將推出《我記憶中的黃埔前輩》欄目。我們熱切希望海內外黃埔親友後代，熟知並與黃埔師生有過交往的社會各界人士踴躍投稿。

　　我的父親程子華，原名程世傑。1905年6月20日生於山西省解縣(今屬運城地區)一個城市貧民家庭。他青少年時代即立志報國，在太原國民師範讀書時，多次參加並領導反對軍閥統治的愛國學潮。在鬥爭中，他接受了共産主義思想，192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12月，受黨組織派遣，他考取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成為了黃埔五期學生，開始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鬥爭的戎馬生涯。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于1950年1月赴家鄉，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3月任山西省各界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協商委員會主席。從此，他結束了長達22年的戎馬生涯，步入建設新中國的歲月。

　　1950年7月5日，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一些熟悉父親的人竭力推薦他主持全國合作社工作。中共中央採納了代表們的意見，不久就把父親從山西調到北京，擔任政務院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負責組織領導全國合作社工作，並籌備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的組建。

　　一個兵團司令、山西省的黨、政、軍第一把手，調回來搞合作社，開始時才是個局長，其實這樣的調動對父親來説已不是第一次了。長征後他從一個軍團政委去當“戰動總會”的武裝部長；在晉察冀分局時，他從分局副書記去當工商局長……他何曾説過一個不字。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父親除在山西省工作半年多外，始終在中央經濟部門的領導崗位上工作，緊緊跟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艱辛探索17年，為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付出艱苦的努力，作出顯著的成績。

　　“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被長期關押。但他立場堅定，毫不動搖，與林彪、“四人幫”一夥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在獄中，他以堅強的毅力，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寫出長達萬言的《關於西南三線建設的情況總結》，對西南三線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和經驗，作了深入的思考，為後人留下一份珍貴史料，周總理曾給予高度評價。

　　1978年3月，父親任民政部部長、黨組書記。這年父親已73歲高齡，他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就把民政部組建起來，當年5月，他組織11位部黨組成員帶領司局長和業務幹部分赴全國各地召開會議、調查研究，摸清全國民政系統的現狀，找到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使全國民政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軌。

　　父親在1980年8月被增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1983年6月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4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並決定徐向前、聶榮臻、許德珩、程子華等黃埔老前輩去做同學會工作。徐向前任會長，父親任常務副會長、負責日常工作。為籌備成立大會，父親一直住在辦公室，和工作人員一起認真研究會議的各項議程，會議的名稱、宗旨、任務、編制和經費等。他事必躬親，連會場如何佈置、座位怎樣排法等，都要親自審查。光會名前後就起了三個，最後由徐帥決定叫“黃埔軍校同學會”。對於同學會的宗旨，他更是反覆研究，多方徵求意見，最後定為：“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1984年6月，大會如期召開，世界各地和港、澳、臺等校友都派代表來參加，中共中央領導人到會祝賀。會議氣氛十分融洽熱烈，受到與會者的一致稱讚。

　　1984年10月，為迎接黃埔軍校建校60週年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理事會決定編輯出版一本《紀念冊》（全名為《黃埔軍校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冊》）。父親立即組織身邊工作人員，分赴全國各地的博物館、檔案館、各有關部門蒐集資料、圖片、歷史文獻等。經三個月緊張工作，初步收集齊全。父親又決定先將資料搞一次內部展覽，請在京的幾位副會長、黃埔校友和有關專家、學者觀看、審查、提意見，逐篇逐幅核實照片和文字。《紀念冊》編成後，他親赴廣州請徐帥審查定稿，並請鄧穎超為《紀念冊》作序，而後立即派專人去香港監督印刷。《紀念冊》出版後很受歡迎，在國內發行2萬多冊，在海外130多個國家發行4000多冊，影響很大。

　　在主持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的過程中，父親同以前一樣，善於出主意、想辦法、有創造，把工作搞得生動活潑。他在1986年11月召開的一屆二次理事會上提出了“求大同，存大異”的新觀點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工作方法。他説：“求大同，就是求祖國統一之大同；存大異就是存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之大異。”“情，就是同窗校友之情，袍澤故舊之情，親朋鄉土之情；理，就是愛國統一之理。”並提議創辦《黃埔》雜誌，編纂專輯、特刊，編發《工作通訊》。

　　父親先後主持編輯了《紀念北伐戰爭60週年特輯》、《紀念“七七”抗戰50週年專輯》、《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專輯》、《一屆二次理事會專輯》等，深受各界人士歡迎。1988年中秋節，他積極支援《黃埔》雜誌社等6家新聞單位舉行中秋佳節聯歡會，邀請在京的臺灣新聞界朋友參加，呼籲海峽兩岸新聞工作者互訪、交流，增進共識。1988年以後，父親改任顧問，仍一如既往地關注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工作，並一再叮囑同學會幹部，要尊重侯鏡如、鄭洞國幾位在京的副會長。

　　1990年11月，85歲高齡的父親親切接見黃埔一期同學、臺灣“立法委員”蕭讚育。1991年父親在春節招待宴會上語重心長地説：“我們的統一大業情勢緊迫，刻不容緩，不能把統一的日程一拖再拖，不能再等10年20年。肯邁步就是開始，肯動手就會成功……讓我們拿出信心和決心，獻出精神和智慧，從現在開始，從我們做起，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這時，從海峽彼岸傳來了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138名老將軍的聲音。在1991年元月1日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成立大會上，榮譽會長、退役將軍鄧文儀以大會主席身份致辭：“我們要團結”、“我們要共識”、“我們要統一”；他深有感慨地説：“我們今天到會的同學都是退役的老兵，尤其是本人，今年已87歲了，所謂垂垂老矣，夫復何求？”他特別呼籲全體同學：“只要我們一息尚存，為了國家的統一、為了人民的幸福，我們要犧牲！我們要奉獻！我們要努力奮鬥！”

　　1991年2月，父親在接見臺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執行長張琦時説：“讓我們兩岸同學，手牽手，心連心。我們有能力完成北伐抗戰，就有能力完成祖國統一。”

　　父親在逝世前兩周，還坐著輪椅出席黃埔同學會理事會擴大會議，並熱情洋溢地發表講話。當他聽説臺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要來訪問時，非常高興，臥病在家還對同學會工作人員作了三點指示：“1、要給予禮遇，派人到廣州、香港去迎接；2、訪問團要謁黃帝陵、中山陵，對年紀大的要準備好攙扶上山的工具；3、如果健康允許，我一定陪同。”他在彌留之際，還斷斷續續地説：“臺灣同學可能到廣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見不到他們了……”。1991年3月30日22時11分，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父親遠去了，4月10日下午，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訪問團全體成員31人參加了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榮譽會長鄧文儀、會長劉璠、執行長張琦等敬獻了花籃，他們是8日飛抵北京的。

　　2005年6月20日是父親百年誕辰紀念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中央文獻出版社再版了父親的自傳《程子華回憶錄》和紀念文集《紀念程子華》，新編輯出版了畫冊《程子華》。

　　“發為干戈白，心於社稷丹”。父親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表現出徹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優良的作風，體現了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父親的堅強毅力，絕非常人可比。他身經百戰，曆盡艱辛，任何艱難困苦也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父親視個人名利淡如水，視人民利益重如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一生克勤克儉、奉公廉潔。與同志交往和相處是那樣的坦誠、真摯、親切、謙和，十分和睦融洽，沒有一點架子。這種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貴品質一直激勵著我們。

　　在我們子女的記憶中，對父親抹不去的印象就是他總那樣的忙碌，對頭緒繁多的工作是那樣的負責，對每一位同志是那樣的熱誠和寬厚。他永遠都有幹不完的工作，他永遠都在思考著黨和人民的事業。但他並不因此而放鬆對子女的教育。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疼愛自己的子女，對子女要求嚴格，時刻關心著子女的成長和進步。他重在身教，講得並不多，通過自己的言行為我們指明瞭正確的人生道路，引導和鼓勵我們勤奮學習和努力工作，做一個有益於人民和國家的人。雖然父親德高望重，但他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顯、名重不自恃。正因為這些，父親在我們心目中是那樣的可親、可敬，成為我們心目中最尊敬的楷模。

　　多少年來，父親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我們眼前，許多事情就像發生在昨天。父親既是叱吒風雲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同時也是一位對子女充滿了慈愛的父親。他辦事講究原則、公私分明，但對同志對朋友又十分關懷體貼、極重感情，至今還有許許多多的故事依舊存留在他的老首長、老戰友、老朋友、老同事的美好記憶中。父親的革命品德、高尚情操和優良作風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激勵著我們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新的貢獻。我想，這也是我們對父親的最好思念。●

　　（作者為雲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昆明市人大常委會巡視員，原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