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是日本稱霸東亞乃至世界的野心。從日本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發動了14次對外侵略戰爭，其中10次是侵華戰爭。1931—1945年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僅是其中一次，也是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在此之前，日本發動了多次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沉重災難和巨大損失。我們不能忘記1931—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更不能忘記日本早期的侵華戰爭。 

一、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列強侵略矛頭直指中國，造成了中國邊疆危機四伏。臺灣戰略地位顯要，成為美國、法國等列強武力侵犯的重點。明治維新一開始，日本在對外政策上確立了“開疆拓土”的侵略總方針。地處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臺灣成為其對外擴張的首選目標。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颱風，漂流到臺灣南部登陸，其中54人被臺灣土著居民殺害，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國。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臺灣被殺為藉口，在美國駐廈門總領事、自稱“臺灣通”的李仙得的協助下，立即向清政府發難，乘機侵略臺灣。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務卿副島種臣出使中國，隨員柳原前光到清政府總理衙門詢問琉球漂流民被殺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貴國臺灣之地……貴國所施治者僅及該島之半，其東部土番之地，貴國全未行使政權，番人仍保持獨立狀態。前年冬我國人民漂流至該地，遭其掠殺，故我國政府將遣使問罪。”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等回答説：“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柳原前光爭辯説，琉球為日本的國土，清政府應懲罰殺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説：“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 柳原前光説：“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過《臺灣番地處分要略》。4月組成所謂的“臺灣生番探險隊”3000人，由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艦隊侵略臺灣，並在瑯嶠登陸。5月18日，日軍開始與臺灣當地居民交戰。牡丹社酋長阿實祿父子等戰死。7月，日軍以龜山為中心建立都督府。
　　清政府得知日軍侵犯臺灣消息後，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質問，並派福建船政大臣沉葆楨率軍直赴臺灣。沈葆楨等到達臺灣後，一面與日軍交涉，一面積極備戰。日軍由於不服臺灣水土，士兵病死較多。日本政府考慮到不能立即軍事佔領臺灣，於是轉而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經過一番外交鬥爭後，清政府與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條》，清政府付給“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撫恤銀10萬兩和日軍在臺“修道建房等”40萬兩。12月20日，日軍從臺灣全部撤走。
　　日本第一次對外侵略擴張首選的目標即為中國臺灣，給清政府敲響了警鐘，同時也暴露了日本霸佔臺灣的野心。
　　1879年，日本武力吞併了琉球，設沖繩縣。臺灣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脅。1885年10月，清政府下詔在臺灣建省，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

二、中日甲午戰爭 

　　1894年（農曆甲午年），日本以突然襲擊清朝陸海軍的方式挑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史稱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必然産物。
　　1894年2月，朝鮮爆發了農民起義，直逼漢城，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應朝鮮政府的要求，清政府派兵開赴朝鮮，駐守牙山，並按照《天津條約》的規定通知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就確定了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吞併整個中國和亞洲的“大陸政策”，此時便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派兵入朝。朝鮮政府見日本大軍入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希望早日平定起義，以使中日兩國撤兵。6月10日，起義軍與政府達成了《全州和約》，漢城趨於平靜。至此，清政府建議中日兩國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絕。日本蓄意製造事端、挑起戰爭的圖謀已昭然若揭。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在黃海豐島海面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同時日本陸軍向駐牙山的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挑起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
　　在遭到日軍的突然襲擊後，清政府被迫應戰。8月1日，中日同時宣戰。李鴻章任命從牙山敗退的葉志超為統帥，駐守平壤。9月15日，日軍進犯平壤，守衛平壤的清軍有左寶貴、衛汝貴、馬玉昆、豐升阿四軍，加上從牙山撤退下來的葉志超部，約14000人。但身為全軍統帥的葉志超貪生怕死，一聽説日軍逼近，便主張棄城逃跑，被左寶貴強行制止。左寶貴慷慨陳詞，激勵將士説：“敵人懸軍而來，正宜出奇痛擊，令其只輪不返，不敢再正視中原……大丈夫建功立業在此一舉，至於成敗利鈍暫時不必計也。”為了防止葉志超潛逃動搖軍心，左寶貴派親兵把他監視起來。左寶貴親臨玄武門城頭指揮作戰，不幸中炮犧牲。左寶貴犧牲後，葉志超下令全軍撤退，一日狂奔500里，逃回國內。9月16日，日軍佔領平壤，朝鮮盡入日軍之手，使戰火很快燃向了中國本土。
　　平壤戰役後的第二天（9月17日），日本艦隊在鴨綠江口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突襲中國北洋艦隊，中日兩國海軍發生了一場激戰。戰鬥一開始，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受傷，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戰，沉著指揮。中國海軍英勇奮戰。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彈藥用完之後，毅然下令，開足馬力衝向日艦吉野號，準備和它同歸於盡，不幸被魚雷擊中，全艦官兵壯烈犧牲。經遠艦管帶林永升也率領將士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海戰從中午開始，歷時五、六個小時，中國損失致遠艦等5艘艦隻，日本旗艦松島號受重傷、西京丸等4艘受創傷。中國雖然損失嚴重，但主力尚存，日本聚殲北洋艦隊于黃海的預謀並未實現，北洋艦隊只要重整旗鼓，仍可與日再戰，但李鴻章為保存自己派系的實力，卻命令北洋艦隊“保船避戰”，躲進威海衛軍港，不準巡海迎敵。這樣，制海權為日本所控制，此後中國遭到日軍海陸兩路的夾攻。
　　10月下旬，日軍兵分二路進犯中國東北邊境，第一軍渡過鴨綠江，攻佔九連城，第二軍從大同江海運至遼東半島的花園口登陸，包抄大連、旅順。旅順同威海衛隔海相望，是渤海的門戶，是一座擁有近代化設備的北洋要塞。11月6日，日軍進攻旅大後路重鎮金州，總兵徐邦道率軍應戰，傷亡慘重，金州失陷。7日，大連不戰失陷。18日，日軍進攻旅順。海軍提督丁汝昌見形勢危急，親赴天津，請率北洋艦隊赴援，遭到李鴻章拒絕。而旅順守軍總辦龔照玙早置諸軍于不顧，于日軍進攻前一天逃往煙臺，其餘將領也多作鳥獸散。只有徐邦道率軍奮戰，激戰三天，旅順陷落。日軍在旅順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慘案”，歷時三晝夜，血洗全城，屠殺我同胞18000余人。大屠殺的目睹者英國人阿倫在《旅順落難記》一書中寫道：“日軍進城後，滿路都是被殺者的屍體，竟辨不清路來。在一個池塘邊，站滿了日軍，趕著一群老百姓，往池塘裏跳。只見水裏有斷頭的、腰斬的、穿胸的、破腹的，攪作一團。有一個婦女抱著一個孩子浮出水面，正往岸邊爬來，日本兵就用刺刀對準她當心扎了對穿，第二個就刺那個小孩，只見刺刀往上一挑，小孩就被挑在槍頭上。在另一個地方，10個日軍兵捉了許多逃難的中國人，把辮子聯在一起，當槍靶子打。有的斬了一隻手，有的割下一隻耳朵，有的斬斷一隻腳，有的砍頭”。1895年在旅順建立的“萬忠墓”碑文記下了日軍的這場暴行：“光緒甲午十月（1894年11月）日本敗盟，旅順不守，官當商民男婦被難者計一萬八百餘名，忠骸火化，骨灰叢葬於此。”
　　旅順陷落後，北洋艦隊停泊的威海衛軍港，成為日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威海衛位於山東半島東北部，遙對旅順、大連，港口呈新月形，港灣環抱著劉公島。島上和港灣南北兩幫都設有炮臺，與港內艦隊互相配合，可形成立體交叉的強大火力，足以對付海上來的強敵。但是，如果岸上炮臺失守，則會形成對港灣和劉公島南北夾擊的形勢。1895年1月20日，日軍為避開從威海港正面進攻, 從威海衛南邊的榮成灣成山角登陸，由陸路抄襲威海衛之背，日海軍從海上封鎖威海衛。躲在港內的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接著，日軍攻佔南北兩幫炮臺。日軍佔領炮臺後，把大炮轉向港內，轟擊北洋艦隊。日海軍于2月3日向劉公島和北洋艦隊發動進攻，中國將士英勇抗擊。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中魚雷後，管帶劉步蟾下令把艦開到劉公島鐵碼頭外面，把軍艦當炮臺使用，直至艦上炮彈全部打完，才自行炸沉，劉步蟾也自殺殉國。這時，丁汝昌主張沉船死戰，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執行命令，並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寧死不降，在絕望中自殺殉國。2月12日，美籍洋員浩威盜用丁汝昌名義草書乞降，交出殘艦11艘、劉公島上的炮臺和軍資器械。北洋艦隊至此全軍覆滅。3月，日軍集中兵力攻佔遼東，先後佔領了牛莊、營口、田莊臺等軍事要地，所到之處，肆意燒殺。
　　甲午戰爭爆發後，由於清政府和清軍部分將領的腐敗無能，無論在朝鮮戰場還是在中國國內戰場，總是屢戰屢敗。早在日軍佔領遼東半島後,清政府便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請和。威海衛失陷後，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承認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允許日本在中國開設工廠，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由於沙俄等國出面干涉，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但中國給日本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作補償。《馬關條約》是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數億金錢，為其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割佔臺灣使得臺灣寶島離開祖國長達半個世紀，臺灣同胞從此陷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殖民統治。

三、誓不臣倭——臺灣軍民抗日之戰 

　　（一）反割臺鬥爭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傳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這是臺灣近代愛國士紳丘逢甲《離臺詩》中的一首，它充分抒發了作者對昏聵無能的清政府割讓臺灣的強烈憤慨，和收復失地、矢志雪恥的悲壯情懷。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噩耗傳出，猶如晴天霹靂，全國上下群情激憤，痛斥賣國賊，反對割地求和。
　　噩迅傳到臺灣，民眾上書檯灣巡撫：“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 愛國士紳丘逢甲聞訊，當即刺破手指，血書“抗倭守土”四個大字，以示抗敵保臺的決心，隨後率領臺灣紳民上書清政府：“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對祖宗、下對百姓。”臺灣同胞決心用生命來捍衛祖國的領土。
　　與臺灣同胞相呼應，祖國內地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割臺運動。正在北京會試的各省舉人1300余人，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倡議下，連夜趕寫了長達18000字的呈文，上書光緒皇帝，即著名的“公車上書”，反對合約，反對割地，要求清政府遷都再戰，變法圖強。在京的臺灣舉人和臺籍官員尤為激憤，聯名上書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他們強烈要求清政府抗敵到底，只要不將臺灣割棄，“臺地軍民必能捨生忘死，為國家效命”。一場前所未有的反侵略、反賣國的愛國運動震蕩著神州大地。
　　然而，腐敗的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悲憤抗議和臺灣人民的死活，幾次詔令臺灣巡撫唐景崧率領文武官員內渡，撤離臺灣。並派割臺專使李經芳于5月19日前往臺灣辦理交割。6月2日，李經芳懾于臺灣人民反割臺的巨大聲勢，不敢登岸，在基隆外一艘日本軍艦上正式與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日本任命他為臺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辦理了臺灣交割手續。
　　日本從清政府手中接收臺灣雖毫無困難，但在中國人民面前要佔有臺灣卻並不容易。“誓不臣倭”的臺灣同胞決心以自己的力量武裝反抗日本佔領臺灣。
　　1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動下，臺灣官紳組成了“永隸清朝”的“臺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義軍統領，著名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為大將軍。臺灣民主國成立後立即立即向清政府表示：“臺灣紳民，誓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同時宣示中外，“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臺灣民主國是在臺灣民林被日本佔領的危急關頭，臺灣同胞自發保衛臺灣，反抗侵略而成立的抗日救亡政權，“以獨立之名，行抗日之實”。臺灣人民也紛紛組成“平倭團”，抗擊日本侵略者。在眾多義軍中，規模最大、最為著名的是由徐驤、吳湯興、姜紹祖所領導的三支隊伍。在臺灣人民抗日激情的影響和推動下，以臺灣軍務幫辦劉永福為首的部分清軍將士，也紛紛表示抗不奉詔，堅守臺灣，與臺灣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
　　5月29日，日本侵略軍分別由樺山資紀和陸軍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指揮，向基隆進犯。雙方進行激烈的戰鬥，後因清軍兵力薄弱，且戰且退，最後被迫退往獅球嶺拒守。由於唐景崧缺乏真正與“臺灣共存亡”的決心，當臺灣民主國成立當天，便下令各官員在三天之內返回大陸，從而掀起了一場內渡逃跑風，當日本大舉進攻臺灣的第七天，貪生怕死的唐景崧便躲進英船，逃回大陸，隨著唐景崧的逃走，“民主國”不久即告解體，日軍攻佔了基隆。6月6日午夜，日軍進攻臺北。城內一些愛國軍民奮勇抵抗，但因無人指揮，無法打退日軍的進攻。7日下午，日軍攻佔了臺北。
　　臺北失陷和唐景崧等官僚士紳的潛避，激起了臺灣廣大愛國軍民的悲痛和憤慨。守衛臺南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氣憤，發出聯合抗日的號召，表示為保衛國土，“萬死不辭”。堅守臺灣的軍民，共舉劉永福為首領，領導全臺抗日武裝鬥爭。
　　日軍侵入臺北後，分軍兩路，一路侵佔宜蘭，一路入侵新竹。為阻止日軍南下，新竹附近的各路義軍決定聯合起來在湖口一帶阻擊日軍。當進犯的日軍到達角板山盆地時，胡嘉猷率所部義軍對其進行了頑強阻擊。正當兩軍激戰時，徐驤也率領義軍衝殺過來，將日軍團團圍住。在兩支義軍的頑強阻擊下，進犯的日軍被擊斃60余人，其餘的逃入山林。隨後，逃竄的日軍在援兵的救援下，逃出了義軍的包圍圈。與此同時，吳湯興率領另一支義軍阻擊西路進犯的日軍，遭到日軍的狂轟濫炸，被迫退至湖口。吳湯興決定憑藉湖口的土壘房舍再次阻擊日軍西進，瘋狂的日軍對湖口發動了幾次大規模進攻，把整個村鎮的房子都燒燬掉，義軍只好再次後退，付出慘痛代價的日軍佔領了新竹和宜蘭。徐驤、吳湯興等人率領義軍雖未阻止日軍南下與西進，但同日軍進行了浴血奮戰，使狂妄的侵略者膽戰心驚，大有身陷泥沼舉步維艱之感。日本人竹野與三郎在《臺灣統治志》中心有餘悸地説：“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指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十分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裏，當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裏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臺北的情況是這樣，而且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
　　新竹、宜蘭失陷後，日軍繼續南犯，徐驤等各路義軍和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對日軍進行節節阻擊。8月28日，日軍分兩路進攻彰化城，東路日軍對駐守彰化城外要隘八卦山的徐驤、吳湯興義軍部進行偷襲。當日軍由僻靜小道偷偷地摸到守軍陣地背後時，義軍將士躍出戰壕，與日軍展開肉搏，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吳湯興等大批將士壯烈殉國，日軍佔領了陣地。正在抗擊西路日軍的劉永福部將吳彭年，在得知八卦山失守時，立即率七星隊——黑旗軍的敢死隊急速援救八卦山，與日軍展開激戰的爭奪戰，林鴻貴率領的黑旗軍小分隊全部犧牲，吳彭年率七星隊終於奪回了八卦山山頂陣地。日軍不甘心失敗，將七星隊團團圍住，瘋狂的向山頂衝去，吳彭年率七星隊與日軍進行了浴血奮戰，最後全部戰死在八卦山頭。
　　八卦山爭奪戰，是臺灣軍民與日軍進行的一場最為激烈的反割臺戰鬥，擊斃日軍精銳師團1000多人，義軍和黑旗軍死傷500余人，最後，徐驤僅帶20余人衝出重圍，進入阿里山區。徐驤在阿里山區很快又組建了一支700人的隊伍，投入嘉義保衛戰。徐驤與嘉義守將王德標在嘉義城外暗埋地雷，並將日軍誘入地雷陣中，炸死日軍700余人。隨後日軍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守軍被迫放棄嘉義城，退守曾文溪一線。
　　位於臺南北部的曾文溪是臺南的最後一道防線。10月13日，日軍調集精良部隊28000人，對扼守曾文溪的數千義軍、黑旗軍發起總攻，一時間戰場上彈如雨下，硝煙瀰漫，徐驤等率軍寸土必爭，拼死抵抗，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曾文溪兩岸，屍橫遍野，徐驤不幸中炮陣亡，臨死前，他仍然振臂高呼：“大丈夫為國捐軀，死而無憾！”曾文溪失陷，臺南成為孤城，劉永福率黑旗軍被迫退回大陸，日寇控制了整個臺灣省。
　　從1895年4月,臺北阻擊戰開始，至臺南陷落，在近半年的浴血奮戰中，臺灣軍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部悲壯的愛國主義史詩。轟轟烈烈的武裝反割臺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它卻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據日本官方公佈的數字，在臺灣被擊斃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能久親王和山根少將在內，共4800余人，重傷者500余人，另有21000余人回國治病，5200余人留臺治療，總計損失32000余人，佔侵臺總人數的一半以上。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臺灣同胞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事跡，永遠銘記在炎黃子孫的心中。
　　（二）抗日三猛
　　日本侵略者雖然佔領了臺灣，但是臺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並沒有停止，從1895年到1902年連續進行了長達7年的武裝鬥爭。日軍原本以為劉永福離開後臺灣可以全面收復，其實抗日遊擊戰才真正開始。臺灣地勢險阻，義軍常常出奇不意地打擊日軍，遊擊戰遍佈全臺，此起彼落，給日軍帶來極大的困擾。詹振、陳秋菊、林李成、簡義等都是當時著名的抗日義軍領袖，特別是被稱為“抗日三猛” 的簡大獅、柯鐵虎和林少貓更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簡大獅
　　簡大獅是臺北農民武裝起義的領袖。1895年12月31日，簡大獅率義軍襲擊臺北日軍，城內臺胞奮起響應，雙方在八甲町展開激戰，日軍死傷300多人。後因日軍得到增援，簡大獅等戰至彈絕而退。1897年5月8日，是日本當局強行規定臺胞選定國籍的最後一天。當日簡大獅等率5000多人再攻臺北，一度佔領臺北奎府街，戰鬥打了一天，義軍首領之一詹振力戰身亡。1898年2月，簡大獅率部與日軍在竹仔山一帶激戰，大戰6日後退入深山。
1899年初簡大獅內渡大陸，以圖再起。清政府迫於日本壓力，竟逮捕簡大獅並於當年引渡至臺灣。簡大獅被押廈門廳時，曾憤怒陳詞道：“我簡大獅，係臺灣清國之民……日人無禮，屢次至某家尋釁，且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與母死之，一家十余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眾萬餘人以與日人為難……故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大獅一吼，驚天地，泣鬼神！
　　1902年6月簡大獅在臺灣受盡酷刑後，被日本人殺害。
簡大獅遇害後，舉國震驚，萬民憤怒。清末一位姓錢的武進士悲憤賦詩：“痛絕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擁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臺灣簡大獅。”上海《申報》評論：“臺灣義民簡大獅為中國爭氣，為全臺爭氣，此中國最有志氣之人。”
　　柯鐵虎
　　柯鐵虎本名柯鐵，因臂力過人，善鬥，又被人們稱為柯鐵虎。他在雲林大坪建立了抗日基地——鐵國山。鐵國山抗日軍民出擊各地，勇猛無比，日軍為之膽怯。日軍對雲對雲林地區的抗日軍民恨之入骨，於是實行慘無人道的屠村政策，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雲林大屠殺，3萬台灣同胞慘遭日軍殺害。
　　樺山資紀于1896年12月12日派數千日軍進攻鐵國山，柯鐵虎為避免重大犧牲，實行轉移，隱藏深山。1897年柯鐵虎率領義軍五六百人，再次進攻日軍，日軍調來大批人馬，柯鐵虎等終因力量懸殊，再度轉移。在此次戰鬥中，柯鐵虎也身負重傷。1895年5月，日軍改用招安政策，不惜以優厚條件誘降柯鐵虎。柯鐵虎提出了十項條件，日軍表面上應允，但暗中嚴密監視，同時派兵力包圍了柯鐵虎等的住處。1899年10月，柯鐵虎移往打貓東頂堡的一個岩洞中。由於身患重病，于1900年2月9日不治身亡。
　　林少貓
　　林少貓是南部最有實力的抗日義軍首領。當日本準備要接管臺灣時，林少貓便立即招募義民，響應抗日。1897年，林少貓親率義軍主動攻擊鳳山、潮州間的日軍。1898年底，他率領上千人佔領了虎頭山。林少貓也因此成為日本人的心腹大患。
等到新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位之後，改採“招撫政策”，費盡心思請了各地的仕紳作説客，勸少貓投降，但他始終不為所動。這種僵局一直持續到他的幼子被日軍逮捕，在不得以的情況之下，林少貓只好與日本人談和，但提出了設立自治區和“治民局”，日本官員不得進入，居民可以自帶武器，日本當局賠償損失等條件。日方基本接受了他的條件。然而，1902年，日方秘密派遣隊伍進攻林少貓，林少貓組織的義軍浴血奮戰了一整天，最後相繼殉難。這位始終堅持到最後的抗日鬥士雖然慷慨犧牲了，但他保衛鄉土的精神卻留給後人無盡的哀思。如今，他的神位已被安奉在高雄市壽山的忠烈祠，供後人憑吊。

四、《辛醜條約》與日本駐軍中國 

　　1900年，日本直接參加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是出兵最多，掠奪權益最多的國家。
　　19世紀末，在中國北方大地上出現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使正在瓜分中國的西方列強充滿了仇恨與恐懼，他們一面威脅清政府加緊“剿除義和團”，一面策劃乘機對中國出兵，進行大肆掠奪。1900年6月，英、法、德、奧、意、日、俄、美8個國家，公然組成了八國聯軍侵入中國，直接參與鎮壓義和團，揭開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序幕。
　　八國聯軍于1900年6月17日攻佔了大沽炮臺，到30日為止，在該處上陸的日本官兵達3828人，在由大沽登陸的8個帝國主義侵華軍中居第二位。這支部隊從29日起陸續開往天津，很快投入了對義和團及清軍的戰鬥，並參加了炮轟天津城，這次戰役日軍出兵2700人，佔聯軍兵力的一半以上。攻下天津後日軍佔領了天津城內最殷富的東北區，對此地進行了長達兩年的殖民統治。8月，聯軍15000余人向北京進逼，其中日軍投入兵力7200人，約佔聯軍總數的一半，居八國侵略軍的第一位。8月14日，聯軍攻下了北京城，日軍攻佔朝陽門、東直門，接著佔領安定門、德勝門、西直門。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和親信仆臣，倉惶逃往西安。在以後的幾個月間，八國聯軍侵佔了東至山海關、西至娘子關、南至保定、北至張家口的廣大地區，日軍又在北京、天津、山海關附近多次參加了對義和團等反帝武裝的“討伐”。
　　北京的陷落標誌著義和團反帝運動被八個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絞殺了，而日軍是這個聯合力量的基幹。從7月中旬的天津之戰到8月中旬的北京之戰，在這關鍵性的一個月之內所進行的幾次決定全局的戰鬥中，日軍不但投入兵力最多，而且打的也最賣力，日本強盜在整個“八國聯軍”武裝侵華過程中，充當了先鋒和主力。他們每到一處，都瘋狂地搶劫、燒殺和姦淫，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八國侵略軍侵佔天津、北京後，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搶劫。日本侵略軍在天津郊區血洗紀家莊，屠殺了2000多居民。在天津掠奪白銀200萬兩後，又從北京戶部搶走庫存白銀300萬兩，然後將衙署焚燬。日寇強佔清皇宮後，將宮內珍寶及歷代文物，搶掠一空。
　　1901年（農曆辛醜年）9月7日，西方諸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內容包括：懲辦“得罪”列強的官員；派親王、大臣到德國、日本賠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國人建立和參加抵抗侵略軍的各種組織；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9億8000萬兩白銀；在北京東交民巷一帶設使館區，各國可在使館區駐兵，中國人不準在區內居住；平毀大沽炮臺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臺；各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駐兵。《辛醜條約》使中國的主權進一步淪喪。北京的使館區內列強駐兵、行政獨立，成了“國中之國”。外國取得北京至山海關的駐兵權，使中國京師關防洞開、無險可守。《辛醜條約》簽訂後，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
　　根據《辛醜條約》，日本在使館區以及北京至山海關沿線駐軍為400人，然而早在《辛醜條約》簽訂前的4個月，日本政府就以“護僑”、“護路”為名，宣佈成立“清國駐屯軍”，任命大島久直中將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設于天津海光寺，兵營分別設于海光寺和北京東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以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擴大，日本駐屯軍又不斷地增加。1912年，日本將“清國駐屯軍”改名為“中國駐屯軍”。因該軍駐紮華北，通常被人們稱為“華北駐屯軍”。 

五、日俄戰爭 

　　1904－1905年間，日本與沙皇俄國為了侵佔中國東北和朝鮮，進而爭奪亞洲及整個太平洋地區的霸權，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了一場帝國主義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更大了，瘋狂推行其侵略中國、吞併朝鮮的“大陸政策”。這樣，就同沙皇俄國推行的侵略中國、吞併朝鮮、獨佔亞洲、稱霸太平洋的“遠東政策”發生了尖銳矛盾。《馬關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引起了沙俄的不滿，沙俄為獲得不凍港旅順，控制我國東北地區，聯合法、德對日施壓，最後中國給日本白銀3000萬兩作為“贖遼費”贖回遼東半島，史稱“三國干涉還遼”。對此，日本懷恨在心，伺機報復。逼日還遼不久，沙皇俄國便以“還遼有功”為藉口，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中東鐵路及其支線等特權，後來，又強行向中國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而日本經過10年備戰，實力大增，決心在東北地區捲土重來，建立霸權，取代俄國在東北的地位。
　　1904年2月8日，日軍向旅順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10日，日俄正式宣戰。經過一系列的惡戰，俄軍沙俄軍隊戰敗向北敗退。
　　這時俄國因國內爆發革命，無心再戰；日本由於戰爭消耗，已筋疲力盡，也急欲結束戰爭。美國擔心日本過分強大，就從中調停。1905年9月5日，日俄兩國在美國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背著中國，擅自在中國東北劃分“勢力範圍”。根據條約，俄國將過去所霸佔我國的庫頁島南半部（北緯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島嶼割讓給日本，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海的租借權讓給日本，俄國還承認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條約簽訂後，日、俄兩國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給與承認。1905年12月，在日本的壓力下，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除了接受日、俄《樸次茅斯和約》中的所有規定外，還額外給日本以某些權益。
　　日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爭奪利權的戰爭。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東北三省能以外地區嚴守中立，讓出東北地區作戰場，坐視日俄兩國在中國境內為爭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廝殺。腐敗至極的清政府竟同意宣佈“局外中立”。在日俄戰爭中，旅順的工廠被炸毀，房屋被炸毀，就連寺廟也未能倖免。耕牛被搶走，糧食被搶光，流離失所的難民有幾十萬人。日、俄都強拉中國老百姓為他們運送彈藥，服勞役，許多人冤死在兩國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國平民被日俄雙方當作“間諜”，慘遭殺害。這場戰爭不僅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粗暴踐踏，而且使中國東北人民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人身傷亡。
　　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敕令在中國東北設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它是一個十分特殊的行業，機構龐大，管理著鐵路之外的礦山、港口、行政區域、文化和科研機構及情報組織，“佯裝出經營鐵道之假面，暗裏則建立百般之設施”。日本還把遼東半島改稱“關東州”，把駐紮在東北的日軍命名為“關東軍”，設立殖民統治機構“關東都督府”，總理軍政並監督“滿鐵業務”，成為對中國東北南部進行殖民統治的“大腦”。日本為長遠的目標作了準備。

六、二十一條 

　　（一）出兵山東
　　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分裂成為兩個對立的營壘——以德、奧等國為一方的同盟國集團和以英、法、俄等國為一方的協約國集團。這兩個集團因戰爭拖身，互相牽制，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認為這是它推行“大陸政策”，獨佔中國的天佑良機，因此，大戰剛爆發，日本就以“承擔日英同盟的義務”為藉口，打著“保衛東亞和平”的幌子，向德國宣戰。日軍名為對德宣戰，卻把進攻矛頭首先指向中國。當時，德國在膠州灣租借地青島駐有軍隊，8月27日，日軍封鎖膠州灣，並以進攻青島的名義出兵山東。為了擴大侵略中國的範圍，日軍兩萬多人從遠離青島240公里的龍口登陸，先佔領萊州半島，接著又強佔濰縣車站，並沿膠濟鐵路西進，佔領濟南車站，並在濟南留下駐軍。11月7日，佔領青島，獲取了膠濟鐵路全線及其附近的礦産。日軍沿途驅逐中國軍隊，所到之處，姦淫燒殺，大肆掠奪，無所不為。整個山東凡日軍佔領之地，都實行軍管，把中國人民當成亡國奴，橫加迫害，人民受難，苦不堪言。
　　（二）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 是日本政府以支援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21條秘密條款。
日軍佔領青島後，所謂對德作戰已告結束，但仍不肯退兵，也不肯將所佔地方交還中國。很明顯，日本帝國主義是以對德作戰為幌子，企圖從德國手裏搶去中國的膠州灣以及取得對我山東全省的控制。
而中國當時的袁世凱政府是一個賣國的政府，除了發幾個書面抗議和進行所謂“交涉”外，根本就不可能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就在這時，袁世凱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劃稱帝醜劇，到處尋求帝國主義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的胃口越來越大，態度越來越蠻橫，山東問題還沒有解決，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又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要求的文件，並要求袁政府“絕對保密，儘速答覆”。
　　“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關於山東問題，共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原先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給他國；准許日本建造膠濟鐵路專線；開闢山東省主要城市為商埠。日本的目的是向山東省進行經濟擴張，同時，還意味著要把戰略要衝的山東省作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為瓜分中國作準備。
　　第二部分，關於南滿內蒙古東部，共七條，要求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購地、經營工商農業、開礦等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鐵路、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吉長鐵路由日本管理，期限也為九十九年。日本的目的是把我國東北和內蒙變成它的殖民地。
　　第三部分共兩條，要求把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之人開採。實際上，是要由日本一手操縱和控制中國當時這個最大的鐵礦山和煉鐵企業。
　　第四部分一條，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就是説，這些地方只有日本才有權割去或租借
　　第五部分，關於控制中國政治、財政、軍事、警察等，共七條，要求中日合辦地方警察或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兵工廠且必須聘用日本技師；將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間的鐵路修築權讓與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開礦、建築海港、船廠及築路的優先權；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之權。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野心之大，侵略範圍之廣，已昭然若揭。
　　總之，“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吞併中國為目的而強加於中國的單方面“條約”，完全違背了國際關係的根本準則，“二十一條”是要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完全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個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 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答覆，否則將採取軍事行動。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援，向日本表示除第五項“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
　　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大量出賣中國主權的消息一經傳出，舉國一致視為奇恥大辱，各地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抵制日貨，聲討日本侵略者的浪潮席捲全國。由於廣大人民的愛國鬥爭，使得“二十一條”不能付諸實行，袁世凱也陷於孤立。

七、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個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實質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其目的是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中國曾經在戰爭期間對德宣戰，也算是戰勝國之一，因而也派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代表團6人出席了會議。在巴黎和會上，年輕的中國代表、著名的外交官顧維均向帝國主義列強據理力爭，作了強硬發言，提出廢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等七項條件。接著，在中國旅歐學生要求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和要求收回大戰時被日本乘機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陳述書。
　　當時，許多中國人，包括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對於帝國主義還抱有幻想，期望巴黎和會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由於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結，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又奉行對外妥協的賣國政策，帝國主義根本不理睬中國人民的正當要求，無視中國的主權和作為戰勝國的權利，竟無理地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全部讓給日本，至於日本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二十一條”，又藉口不在會議的討論範圍之內而置之不理。中國不僅沒能收回山東的權利，反被日本帝國主義將它在山東侵略的權益用《凡爾賽和約》規定了下來。顧維鈞不懼日美英法勾結欺侮弱國的淫威，為維護中國山東權益大義凜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強，拒簽和約。
　　巴黎和會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極大地震怒了中國人民，也打破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幻想。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吹響了反帝愛國的戰鬥號角，“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廢除二十一條”的吼聲傳遍全國。6月3日以後，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以政治大罷工的形式，參加了反帝愛國鬥爭，狠很地教訓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賣國的全國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八、東方會議 

　　東方會議是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重要會議。
　　1927年4月，日本田中義一組閣。田中義一是一個惡跡昭彰的大陸擴張主義者，他一貫主張“經營大陸”，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上臺後更是加速了侵華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所謂“滿蒙政策”。田中在7月7日的會議上，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確的侵華方針《對華政策綱領》。《綱領》確定了把“滿蒙”同“中國本土”分離開來的方針，在公開發表的“綱領”中，一開頭就公然將中國領土區分為“中國本土和滿蒙”，妄圖把中國東北分割出去，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稱：“關於滿蒙尤其是東三省”，是一個“在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特殊地區，有“特殊的考慮”的“責任”。
在日本侵華史上，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國策”的重要會議。《對華政策綱領》勾畫出田中內閣企圖攫取“滿蒙”和武力侵華的“積極政策”的基本輪廓，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攫取整個東北，加快實現大陸政策。“滿蒙特殊論”則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理論根據。東方會議預示著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華行動即將展開。
　　7月25日，田中義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極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總戰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為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帝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奏折還明確提出了侵略步驟：“寓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已實現，惟第三期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領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業。尚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義一還主張對中國東北和內蒙採取“鐵血主義”——武力征服的手段。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計劃，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實月報》雜誌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英、美、蘇等國報紙也相繼予以披露。日本當權人物則矢口否認。然而，事實證明，《田中奏折》勾畫了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奉為基本國策的“大陸擴張政策”的一個總藍圖，以後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發展，正是按照這一軌道而運作的。

九、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濟南大肆屠殺中國軍民及外交官員的血腥事件，又稱五三慘案。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欠下的一筆血債。
　　1928年2月，親英美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分編四個集團軍，進行“北伐”，出兵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圖統一北方。支援張作霖的日本帝國主義害怕英、美勢力向北方發展，侵犯它的利益，於是， 4月19日，田中內閣以“就地保護僑民”為藉口，決定第二次出兵山東，阻撓蔣介石的軍隊北上，派遣第六師團5000人在青島登陸，經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要地，“保護帝國臣民”。實質上是命令日軍對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實行軍事佔領。為了搶先控制濟南，日軍駐天津3個步兵中隊于4月20日侵入濟南，還公然在濟南城裏築起了街壘。。21日，南京政府對日本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25日，日軍第六師團在青島登陸，26日，第十一旅團開抵濟南商埠，呈現出一副臨戰態勢。盤踞濟南的奉系軍閥的走狗張宗昌棄城北逃，北伐軍開進濟南。這時日軍早已在市內各馬路構築工事，敷設電網，步步為營，當北伐軍部隊進入濟南時，日本軍隊就尋釁開槍，打死中國軍民多人。5月3日，日本軍國主義按照預謀向國民黨北伐軍駐地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將北伐軍7000余人繳械。日軍又以種種藉口在濟南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中國軍民在馬路上行走時，在商店裏買東西時，甚至在澡堂裏洗澡、在理髮店裏理髮時，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殺害。日軍還唆使日僑義勇團，殺害平日有反日言論或者取締過日貨的中國學生、工人、店員。一時間，濟南成了日寇屠殺中國軍民的殺人場。在5月3日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蠻屠殺的中國軍民在1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髮指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踐踏國際法準則，殘殺了國民黨政府山東特派交涉員及16名外交人員。日軍于5月3日深夜包圍並強行搜查了山東交涉署，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用日語表示抗議：“我們是外交官，這裡是非戰鬥單位，不許搜查。” 日軍卻毫不理睬，將蔡捆綁起來，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時堅持民族氣節，怒斥日軍暴行：“日本人對我如同古代奴隸社會對待俘虜一樣”，“日軍決意殺害我們，惟此國恥，何時可雪？野獸們，中國人可殺不可辱！”日軍大怒，又將他的舌頭、眼睛挖去，並對其他人也百般摧殘。最後，除一人僥倖逃脫外，其餘的人全部被日軍殺害。其狀之慘，令人目不忍睹。
　　面對日軍製造的慘案，蔣介石採取了退讓方針，命令北伐軍“忍辱負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7日，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向蔣介石發出最後通牒，提出無理要求，並限12小時以內答覆。蔣介石派熊式輝、馬家倫連夜趕赴濟南與日軍交涉，日方又謬稱期限已過，拒絕談判。8日拂曉，福田下令重炮攻城，11日濟南陷於敵手。日軍佔領濟南城後，肆意殺人搶掠，姦淫婦女，又將街上市民趕至一處，作刺殺目標取樂。日軍為了消滅罪證，把中國軍民的屍體用麻袋包裹後，運至青島投入海中，或者澆汽油焚燒。來不及撤出的數百名傷員也全部被日軍屠殺。據濟南慘案被難家屬聯合會調查：“濟案”中國軍民死亡6123人，傷1700多人，財産損失 2957萬元。慘案發生後，日方否認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反而要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兇。1929年3月28日雙方簽訂《議定書》，宣稱“中日兩國所受之損害問題”俟雙方“實地調查決定”，後亦無結果。

十、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附近皇姑屯火車站製造的炸死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事件。
　　張作霖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奉系軍閥首領，其勢力日益發展，成為統治東三省的“東北王”，並一再向關內擴張，于1927年 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國軍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統治者。
　　1927年 4月日本田中義一上臺後，向張作霖強索鐵路權，逼張解決所謂“滿蒙懸案”，從而激起了東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瀋陽兩萬人示威遊行，高呼“打倒田中內閣”。張作霖在全國反帝浪潮的衝擊下，未能滿足日本在“滿蒙”築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並有所抵制，這為日本內閣所不能容忍，日本關東軍則斷定東北人民的反日遊行係張作霖煽動所致，對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軍直逼京津地區，日本帝國主義感到奉系軍閥政權已岌岌可危，但仍想從其手中撈到最大限度的好處。於是，一面支援張作霖，出兵山東對抗北伐軍；一面又向張作霖施加壓力，威逼張作霖及早退回東北，企圖利用張作霖這個工具，使“滿蒙”從中國本土肢解出去，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當北伐軍逼近北京時，日本駐華公使威脅張作霖“將來奉軍敗兵如經山海關，日兵須將其繳械。”張作霖在答覆中表示“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反對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值此，日本看到張作霖這個工具不能完全為它所用，遂決意除掉。
　　1928年6月，張作霖抵擋不住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的“北伐”，只得通電求和，被迫放棄北京回東北老家，準備由北京乘火車退往瀋陽。關東軍司令村岡長太郎打算派人刺殺張作霖，但這一行動不易掩蓋罪責，遂由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策劃炸車，調動工兵在張作霖歸奉的列車經過地點──瀋陽皇姑屯車站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處預埋炸藥。6月4日清晨5時30分，張作霖所乘列車駛至皇姑屯車站時被炸，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當場死亡，張作霖受重傷，急救回瀋陽，于上午9時30分不治而亡。當時日本為掩蓋真相，誣指係“南方便衣隊員”所為。直至1946年 7月，“遠東國際法庭”開庭審判日本戰犯時，日本前田中內閣海軍大臣岡田啟介出庭作證，供認張作霖被炸是關東軍所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張作霖死後，他的兒子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國民政府勸説張學良改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日本為把東北變為它的殖民地，威逼張學良在東北“獨立”，借向張作霖弔喪之機，派人到瀋陽，威脅張學良説：如果中國東北不聽日本勸告，“而與暴動的南方達成妥協之類事情，為了維護我國既得權利，則將不得不採取必要的行動”。並聲稱：日本政府對於東北易幟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軍在瀋陽舉行大規模演習，向張學良再三示威。張學良肩負國恥家仇，不顧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毅然于1928年底發表通電，宣告東北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史稱東北易幟。這樣，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責任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