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爾住在荷蘭北部城市阿森郊區的一個村莊。走進他家的院子，只見鮮花盛開，滿目青翠。巴克爾對記者説，只有經過苦難的人，才會格外珍惜生活……

    　在他家那間擺滿戰爭書籍的狹小書房裏，巴克爾回憶起了悲慘的往事。

    　巴克爾是在印尼出生的混血荷蘭人，1941年11月他16歲時加入荷蘭海軍陸戰隊。珍珠港事件後，荷蘭海軍與英、美盟國海軍一起，同日本海軍在爪哇海進行了激烈的海戰。由於實力懸殊，3個月內荷蘭海軍損失了全部艦艇。日本軍隊於是從印尼北部登陸後南下，荷蘭海軍轉到陸上進行抵抗。“我那時是偵察兵，手裏的武器很落後，我用的是一桿1895年德國造的步槍，一次只能上5發子彈。士兵們抵抗得非常頑強，許多荷蘭士兵被俘後慘遭殺戮。”

   　 巴克爾告訴記者，他曾聽一位倖存者講述日軍殘害荷蘭士兵的經過：一支由12人組成的荷蘭陸戰隊小分隊，在一座橋頭擔任阻擊任務，彈盡糧絕後成了日軍俘虜。被俘第二天，天沒亮，他們就被拉出去，分別被綁在路旁的大樹上。為了從荷蘭士兵嘴裏撬出情報，日軍採取了極為殘酷的手段。他們先是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挑其中9個陸戰隊員身上的肉，聽他們發出淒厲的叫聲。折磨得差不多了，再用大刀砍下這9人的頭。萬幸的是，快輪到剩餘3人時，日軍接到立即開拔的命令。“這3人總算撿回了性命，但那個場面卻成為他們永生的夢魘。”説到這裡，巴克爾的眼睛噙滿淚花。

   　 1942年3月8日，荷蘭抵抗部隊宣佈向日軍投降。12天后，巴克爾被送進位於東爪哇的一所戰俘集中營，8個多月後，又經海路被押到泰國北碧府修泰緬鐵路。途中，1500名荷蘭戰俘擠在甲板下3米的船艙裏，每天兩頓米湯，在海上漂了3天3夜。登陸後，他們又坐上悶罐車，走了5天5夜。白天酷熱晚上奇冷，許多戰俘死於途中。“尤其令人心悸的是，日軍對待戰俘殘暴至極。挨拳腳、遭竹棍抽打是家常便飯。要是得了瘧疾等病幹不動活，就會受到懲罰。懲罰的方法很多，輕則讓病號把石頭舉過頭，只要手一軟，日軍的刺刀就上來了，直到病號昏厥倒地為止；重則將受罰者埋到坑裏，僅露出腦袋。土坑往往還要由受罰者自己挖。慘無人道的“懲罰”使許多戰俘喪命。每當看到這種場景，巴克爾就暗暗地説：“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看到日軍被打敗。”

    　日軍隨時準備銷毀他們虐待戰俘的證據。一般住著幾千人的集中營四週都挖有很深的壕溝，4個角架著重機槍，旁邊是一個個很大的鐵罐，裏面裝著原油。“當時我們都不明白那是幹什麼用的，後來才知道，日軍已經從東京接到了命令，一旦盟軍靠近，就先用重機槍從4個角向集中營裏掃射，再將戰俘的屍體拖進壕溝，傾倒鐵罐裏的原油，點火焚燒，待燒‘乾淨’了再往溝裏填土。這樣一來，這裡就會平靜如初，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為了避免這種慘劇，盟軍經過週密部署，與當地遊擊隊一起，採取突襲的方式才將戰俘們解救出來。修完鐵路，巴克爾又上山砍木頭為火車提供動力，後又幹過修橋、運輸等各種苦力，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戰後，從1945年至1991年前後，倖存的荷蘭老兵一直要求日本為當初犯下的暴行道歉，並給予經濟賠償。1994年，東京最高法院作了判決，承認日本軍隊當時做了十分殘暴的事情，但對經濟賠償的要求不予理會。巴克爾本人從荷蘭海軍退役以後，經常呆在他的書房裏閱讀戰爭的書籍。他説：“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日軍當時會如此殘暴，如此滅絕人性？”他苦苦找了幾十年，也困惑迷茫了幾十年，直到幾年前，才找到了部分答案。他説，那些士兵作為軍人需要服從命令，真正應該譴責的是當時的日本軍政府。自從找到了“部分答案”，巴克爾算是得到了一種“心理解脫”，生活逐漸恢復正常。但他的不少戰友卻無法求得心理解脫，一輩子生活在痛苦中。（作者/章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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