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説明：抗戰期間， 3200多名華僑機工冒著炮火賓士在滇緬公路上，保障軍火及生活物資供應，其中有 1000多人犧牲。上左圖：南僑機工王亞六  上右圖：南僑機工羅開瑚  上中圖：我國的桐油通過滇緬公路外銷，換取武器、彈藥，支援抗戰。下圖：當年滇緬公路上汽車首尾相接，行人往來不絕。（新華社發）

    　王耀華：延安抗大學員、原安徽省軍區顧問，泰國歸僑

    　彭嘉衡：飛虎隊成員、原中國民航交管局幹部，印尼歸僑

    　王唯真：延安僑聯成員、原新華社代社長，菲律賓歸僑

    　他們看起來是普通不過的京城老人，卻有著傳奇的身世，大多進入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鑠。他們居功至偉，卻淡泊名利，榮辱不驚，經常聽到他們説的一句話是：“比起那些犧牲的戰友，我現在是生活在天堂裏。”歸僑抗日老戰士的高風亮節，令人敬佩。

    　今年七、八月間，北京印尼歸僑聯誼會、中國僑聯和北京市僑聯分別舉行座談會和紀念大會，首都僑界參與熱情高漲，每次報告會都座無虛席。最令人動容的是歸僑老戰士講述親身經歷的抗日故事，他們歸國後，與日軍展開一場場殊死的戰鬥，或深入敵後虎口拔牙，屢建奇功。而當時華僑最多的南洋日寇佔領區，我們的同胞同樣過著悲慘的生活，仁人志士奮起抗日，喋血海島。

    　打開塵封已久的記憶，聽一聽他們的故事，那個時代的悲愴和激昂，再次撥動我們的心弦。我們崇敬萬分，追思無限。

    　王耀華：深入敵營懲處漢奸

    　王耀華（87歲）：我和七名泰國華僑青年，1937年12月自籌路費，經過香港赴延安，在延安抗大學習後奔赴前線。我們七個人，有三位犧牲在抗日前線。

   　 那時，我主要同敵偽軍打交道，獲取情報，瓦解敵人。鬥爭極為驚險，我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而我所在的江蘇鹽東縣聯絡處，就有兩位同志在同偽軍談判時，被不守信用的敵人殺害。

    　有時，我們還深入敵營打擊敵人。鹽城縣日寇憲兵隊情報組的組長唐斌，欺壓百姓，無惡不作，我們決定懲處這個漢奸。我們掌握了對方的行蹤規律。每天下午唐斌都要和另外3個特務一起到南岸浴室洗澡，我們就來一個“浴室捉群特”。我們兵分四路，當武工隊突然出現在唐斌等面前時，他們大吃—驚，面如土色，瑟瑟發抖。

    　與偽軍打交道，敵我友關係錯綜複雜，有時要冒生命的危險。一天，我隻身去敵偽據點伍佑鎮了解情況，沒想到在路上突然碰見了鹽城日軍憲兵隊的密探劉正昆。在這以前，我們彼此是認識的，我同他寒暄了幾句，就想法甩掉了他。因為任務沒有完成，我沒有離開這個鎮子。但顧及到他可能會給日軍通風報信抓我，當時就決定不去過去住宿過的兩家關係戶住宿了，而是轉移到另一個關係戶，偽警察大隊長孫玉康的家裏。沒想到第二天天剛亮，鹽城憲兵隊就出動了好幾十人來抓我。原來敵人是根據那個密探的情報，斷定我沒有離開這個鎮，所以一到伍佑鎮就把所有通道都封鎖起來了。孫玉康的妻子怕受連累，就催我趕快離開他們家。孫玉康情急之中想起了他家後院的一口空棺材，讓我進去藏一藏。

    　我知道孫玉康為了自身的安全，是不會暴露自己和新四軍幹部有聯繫的，就大膽躺進了棺材。之後，孫玉康又在棺材上蓋了一些稻草，做得不露一絲馬腳。不一會，日本憲兵果然噔噔噔跑到孫家查問起來，孫玉康和他們週旋應對了一番，終於搪塞過去。我這才虎口脫險。    彭嘉衡：64次冒著敵人炮火出征

    　彭嘉衡（85歲）：我是7月7日出生的，天生就是打日本侵略者的人。14歲那年，我從印尼回國，在家鄉廣東興寧一中讀書。“918”後，學校停了課，熱血青年紛紛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我想去延安上抗大，路不通沒去成。黃埔軍校17期招生，我如願以償，被編入華僑總隊學習，畢業後赴美國接受飛行和作戰訓練。1944年秋，我學成歸來，進入中美聯合航空大隊（飛虎隊）。這個隊的大隊長、隊長、飛行員都由中美兩國人員對半組成。

    　為了爭奪制空權，戰鬥十分慘烈。記得我被分配到第17中隊時，就聽説分隊長林耀犧牲了；過了幾天，分隊長盧易彪又犧牲了，他是越南歸僑。有一次，飛虎隊一架飛機中彈，搖搖晃晃地緊急迫降，著陸後機身起火，飛機停住了，螺旋槳還在轉動。飛行員被活活燒死，人燒焦了，面目全非，但坐著的姿勢仍緊握駕駛盤。

    　為了打敗日寇，我們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也記不清死過多少回了。1945年春，窮途末路的日軍對芷江機場不斷發動襲擊。我的任務是每天駕駛“野馬”戰鬥機，偵察、驅逐和打擊日機，保衛機場安全。有一次，我奉命駕駛二號僚機，轟炸武漢長江江面上的敵艦。江面上，日軍大小船隻和軍艦在日機掩護下徐徐西進，我的飛機躲過敵機向敵艦俯衝，投下重約500磅的炸彈。與此同時，日軍軍艦上的防空火炮向“野馬”齊射。著陸後，戰友們把我從駕駛艙抬出來，看到“野馬”的機尾竟被日軍打了20多個彈孔……

    　王唯真：戰鬥在拿筆桿子的部隊

    　王唯真（83歲）：日寇南京大屠殺後，海外炎黃子孫被空前激怒了，我向父親提出了回國參戰的請求。父親擔心我尚未成年，且體弱多病，不同意我走。我多次爭取，父親終於感動，帶我回國，途中被滯留在香港。

    　取道越南，歷經千難萬險，1939年8月，我們被送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吳堡青訓班學習。領導把我們編入123隊，專門成立了“華僑排”。我後來到延安學習、工作，1941年11月轉調新華社。

    　這是一個特殊的戰場，戰鬥在這裡的是一支拿筆桿子的部隊，包括二十幾名華僑青年。架設在山上的簡陋天線和土窯洞裏的收報機，日夜收聽著東、西半球各大通訊社和國民黨中央社發佈的新聞。這些新聞，是處在延安山溝裏的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及時掌握世界戰局、交戰國政情動態的主要資訊來源，起著“耳目”作用。報務員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只懂英文字母。面對外國通訊社機器播發的每分鐘200多個字母，他們硬是戴著耳機用手抄錄下來。這是清涼山的一大奇跡。

    　清涼山的第二大奇跡是“破譯天書”。當時報務員高速抄下來的外電，字跡很難辨認，字跡像“亂麻”加“豆芽”。翻譯組的同志們通過艱苦、細緻的探索，終於摸清規律，夜以繼日地一一把它們破譯出來。

    　日寇投降後，內戰爆發，我寫了《告僑胞書》，並分別用廣東話、閩南話和國語，向海外僑胞廣播。後來，歸僑們向我談起當年在國外聽到《告僑胞書》，得知他們的父兄和親朋好友在國內抗戰中或建立了殊勳、或付出了年輕的生命時，都為之熱血沸騰。（本報記者 連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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