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中日兩國，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對作為主動者的日本而言，此事正是右翼少壯軍人國外先行論的實踐，企圖藉國外軍事行動的勝利，棧導致國內政治的改造，對作為受者的中國而言，是陷入一個和戰兩難的困局，和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戰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在此危機之下，日本方面所努的，是儘量限制事變範圍，不使擴大；中
國方面所拄重的，是平息國內輿情，定出和戰決策。

　　九一八之前，中國無論中央或東北地方政府，均未料到日軍有全面領東北的野心，致使東北軍在絲毫未抵抗的狀態下退出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乃面臨了如何因應的問題。當時可採之途，一為宣戰，二為絕交，參為訴諸國聯，為直接交涉。宣戰一途因國力不足不能採用；而無實力的絕交則徒招外侮；在軍事失利以後，如和敵人商量停戰，則和投降沒有差異，這種論調加上當時政府首長無人敢真正負責，使直接交涉一途也不可能實施；在拒絕直接交涉的同時，國民政府決定採取訴諸國聯的方法，以減少人民責備政府的心理，同時運用國聯和九國公約制裁或抵制日本。其後雖有孫科內閣下令應設法進行收復東參省失地，但孫科就任僅一個月即辭職。真正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則至一八二之役才實現。

　　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投入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與日軍僵持卅參日，終因軍閥不聽命令，後援不繼，而於參月二日撤退。可惜的是，翌日國聯就將行特別大處理中日糾紛，後因滬戰己結束而僅於日要求雙方停戰，國民政府只好忍痛簽訂停戰協定。

　　在七七事變之初，日軍統帥部和政府間，一如以往地有著擴大作戰或停戰構和的分岐。駐外高級將領大都認為應對中國進行一場膺懲性質的局部戰爭，七月廿七日，東京傳令：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之現行任務為平津地區支那軍之膺懲。所以在開戰之初，日軍是打算速戰速決。所謂速戰速決是指打一場局部戰爭，以達到膺懲的目標，而不是以武力迅速橫掃中國。基於這種觀點，八月中旬，日本大本營決定陸軍僅派至華北；為保護日僑，可動用海軍，勿須陸軍出兵上海之指示。而在國民政府方面調集了中國最精銳部隊，似乎説明蔣委員長的決心，不是為守而守，而是為期待決戰而守。

　　吾人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觀察淞滬戰。當滬戰爆發時，國民政府雖已決定全面抗戰，但以當時雙方戰力比較，中國絕無獲勝的可能，但中國當時是別無選擇，戰雖可能亡，但不戰則必亡，中國只好選擇抗戰，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來求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所以當時中國必須以為，中國雖非日本之敵，然以土地之廣，絕非日軍所能全部據有；而英美深忌日本勢力的擴張，假以時日，國際情勢定有所變化，如彼時再與日本談判，為害亦較目前為輕。相傳張群先生曾：有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後和，和而後安之説，意即對日本若不戰而和則必起

　　內亂，若戰則一定失敗，只有先戰而失敗，然後講和，才能安撫內部反日情緒。同時蔣委員在廿六年七月卅一日，曾向胡適與張伯苓表明：政府已決定作戰，可以支援六個月。以當時中國國力，是不可能在六個月內擊敗日本，蔣委員長應是希望六個月結束戰爭，而結束的途不可能是戰勝，而是經由和談。再者，上海是通商巨埠，各國僑商雲集，若能透過淞滬戰將中日間的緊張情勢，由地方衝突事件轉變為國際問題，以喚起列強，出面維持其本國利益，藉而形成對日本的壓力，然後再與日本交涉，達成戰而後和的目標。十月廿九日蔣委員長更表明期待各國仲裁的意願，中國對列強的謀和行動，期望最大的是九國公約議(十一月參日至廿日)，事實上，中國在上海戰場一再苦撐，即是為爭取此一議的有利情勢，但由於日本相信久戰終能迫中國降和，遂悍然拒絕各國的停戰勸告，而英美因缺乏實力，互相推萎，九國公約議遂無果而終。代之而起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工作，早在十一月二日，日本外相廣田即透過陶德曼開列和平條件，但國民政府並不願由德國斡停，九國公約議結束後，中國態度見軟化，中國之所以進行南京保衛戰，乃是為了等待陶德曼的調停，想在談判中位於有利地位，使中日戰爭能早結束。所以如困在廿六年十二月初，日本有誠意行和談的話，則淞滬戰可能是另個九一八或一二八事變。可是，日軍於十二月十參日攻陷南京，被勝利衝昏頭的日軍，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對於言些條件，中國並未加以拒絕，只是認為過於廣泛空洞，希望能知道其性質與內容，日本卻以此指責國民政府採塘態度，而逕自於廿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聲明：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待新興支那政權，一月底，中日雙方各自撤回大使，中日雙方的交涉即告一段落。

　　淞滬戰在上海爆發時，雙方都是打算戰而後和。日本是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中國部隊後，強迫訂定城下之盟；而國民政府則希望能持久抵抗，以待時變，再爭取有利條件結束衝突。若由此觀點，則淞滬戰的最初目的，不是求戰，而是謀和。可是日軍誤以為，只要戰事持續，國民政府終崩潰，而步步進逼；國民政府則因輿論的壓力，也不能作太屈辱的妥協。結果和議失敗，戰爭拖了又拖，只是當東京被炸時，重慶仍然屹立不搖。

（來源：新浪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