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到“七七事變”
國民政府的“內憂”和“外患”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侵華戰爭，製造了民國以降，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出兵佔領中國領土的先例。剛剛完成形式上統一的國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臨著外族入侵。中華民族的生存開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機。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的最初反應是“不抵抗”，並要人民保持“鎮靜”，對抗日運動進行壓制。在東北淪喪引發的全國抗日怒潮中，人民更加迫切要求國民政府放鬆或放棄對內的高壓政策。而在國民黨內部，反蔣派趁機倒蔣。在各種反蔣勢力逼迫下，蔣介石不得不宣佈下野，新上臺的孫科政府卻沒有能力推行有效的統治，導致國民黨各派陷於分裂。
與此同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多次粉碎了國民黨的“圍剿”，蘇區面積迅速擴大。國民政府背後，兩廣的軍事政治力量也在同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作軍事對抗。如何保持國民黨統治？如何處理對日關係？採取何種對日政策？這些迫切問題，成了蔣介石和當時處於危機中的中國統治集團最大的難題。在處理內政外交，特別是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上，蔣介石提出一個理論:“攘外必先安內”。
1932年1月11日，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尚未復職時，在奉化溪口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講話，提出為人詬病的“三日亡國論”，表示“不可輕言絕交宣戰”，中國只能作“外交之抗爭”、“經濟之抗爭”，但“不訂喪權割地之條約”，同時防止“不逞之徒”乘機“傾覆政府”。否則“如果對日開戰，三天就要亡國”。但1月下旬，蔣汪通過交易剛剛共同執政，就遭遇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不支援十九路軍抗日，並不惜屈辱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執行的正是“溪口講話”的精神。從此“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蔣介石對此表示:“民國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于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20萬平方裏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著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困難。我乃于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攘外必先安內”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羽英二發表談話，表示日本是中國的保護國，日本要排擠英美等國的在華勢力，實行獨佔中國。
1934年秋天，經蔣介石口授，由陳布雷執筆，寫成題為《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的長文，以徐道鄰為名發表在1934年12月的《外交評論》上，闡述了蔣介石對日中關係的基本態度。1934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題為《抵禦外辱與復興民族》的長篇講話，主要闡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內”國策下對日作戰的戰略設想。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妥協，蔣介石甚至引用“一戰”中列寧力排眾議與德國言和的往事，以證明對日本妥協退讓的理由:
“以現在的情形來看，他（日本）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中國！”“所以現在這時候，説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真是癡人説夢！”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雖仍不放棄妥協的主張，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
在一次又一次地對日退讓和簽訂喪權辱國協定的同時，國民政府卻加緊對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及其革命根據地的不斷“圍剿”。國民政府幾乎所有的重要軍事建設，目標並非日本，卻直指國內:1933年10月9日，蔣介石電令限期完成贛浙、贛鄂、贛湘、贛粵、贛閩五大公路，以利於“剿共”。1932年6月，軍事委員會頒發陸軍師暫行編製表，統一各師編制，全國48個軍，96個師。1934年12月，依照全國編成60個師為標準，暫定3年至4年編練完成;並先後擬制了5年、3年和4年的空軍建設計劃，以“援護地面部隊剿共作戰”。
1934年，國民黨全力對共産黨中央蘇區進行的第五次“圍剿”，此時中國共産黨內部左傾冒險主義掌權，“反圍剿”陷入重大失利。在蔣介石大軍的逼迫下，共産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對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説，1934年是勝利在望的一年。紅軍的實力和根據地損失慘重，而在追擊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一舉接管了原來實際上處於軍閥割據的西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步步進逼的日本
然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四省後，卻未能給國民政府所謂“安內”的機會。對於“九一八”後日本侵華造成的中日間一系列問題的處理，蔣介石提出了“四不”外交方針，即“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然而日軍的侵略步伐並沒有因為已經吞併了東北而停步。就在蔣介石致力於圍剿紅軍的同時，日軍不斷向南向西擴張。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軍攻佔榆關（山海關），2月佔領熱河，3月向長城發起進攻。國民黨的愛國官兵出於民族義憤、自發起來抵抗，發起長城抗戰。然而面對部分國民黨軍隊自發的抵抗，國民黨中央政府卻沒有實際的支援。3月9日，蔣介石到達保定，與宋子文、張學良晤商抗日問題後，僅抽調中央軍3個師的兵力組成第17軍北上應付。結果悲壯的長城抗戰僅兩個多月即全線放棄。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及熱河等地的佔領，為日本打開了華北門戶。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秦土協定》，規定取消察哈爾省內一切國民黨機關，國民政府第29軍撤退，成立察東非武裝區，擔保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活動。日本實際上控制了察哈爾省。
1935年7月6日，國民黨代表何應欽在日本的多次逼迫之下，無奈以含混不清的非正式方式，復函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以一種全然非正式的敷衍方式承諾了日軍對中國主權的無理要求，取消在河北省的黨政機關，撤退在河北的一切駐軍，嚴禁在河北的抗日活動。這樣，連蔣介石也承認:“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日本在1935年秋策動的“華北自治”，進一步威脅了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國民黨內部反對對日妥協的勢力逐漸增長。當時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指責説:“這三年間的所謂外交，都是出賣民族利益的鬼把戲。從東北之淪陷到華北之敗破，再到整個中國之被鉗制，這是所謂南京外交的成績。”
共産黨提出“抗日救國”
就在紅軍長征之時，日本通過“華北事變”，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有人這樣描述1935年底的時局:“愛國有罪，冤獄遍于中國;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對於華北事件迫使中國陷入的空前民族危機，如何能夠挽救民族危亡，聯合盡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中國共産黨面前最緊迫的任務。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國的掌權，對蘇聯形成了威脅。為蘇聯對外政策服務的共産國際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口號。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給共産國際執委會的信中，提出共産國際七大的議程之一是關於統一戰線問題。與此同時，他在給史達林的信中主張將統一戰線作為共産國際七大的中心議題。
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在1934年11月14日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蔣口號下，積極主動地聯合統治階級內部反日反蔣派別。“只要是抗日的武裝隊伍，只要是有一點的可能，我們就要利用各種形式與他們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1936年七八月間共産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和反帝統一戰線，這一事件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産黨根本改變“左”傾關門主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為參加共産國際七大做準備，《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個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重要通告，在1935年8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並於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對中國國內的抗日聯合戰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響。“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經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八一宣言》明確表示，中國共産黨願意以“抗日救國”為準則，同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聯合抗日。為此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即使“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甚至處於“敵對行動”，為了救亡圖存，都應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宣言還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
《八一宣言》公佈之時，中共中央正在長征的征途中，並未獲悉宣言內容。但從華北事變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出發，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考慮建立更加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不久，中共中央于當年11月13日發佈《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明確提出中國工農紅軍願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當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派張浩（林育英）回國傳達了共産國際七大精神後，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以共産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情況，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在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併吞全中國的局勢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大禍，“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還指出，除工、農、小資産階級要求抗日外，部分民族資産階級、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採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
此時面對日本在華北咄咄逼人的壓迫，蔣介石對日態度也開始有所強硬。1936年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表示:“從去年11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的犧牲。”
1937年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等愛國人士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表示:“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産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停止攻襲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毛澤東于8月10日為此專門回信章乃器等愛國人士，感謝他們“善意的批評和希望”。同月，共産國際執委會召開會議，認為“在當前情況下，中國爆發任何內戰都有助於日本強盜的黑暗勾當”，“現階段一切都必須服從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戰爭”。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致電中共中央，轉達了共産國際的意圖，即“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實行“聯蔣抗日”政策。1936年7月的這三件事，使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從“抗日反蔣”，開始逐步轉變為“逼蔣抗日”。為此共産黨對國民黨作出了一系列主動的姿態:
8月14日，毛澤東寫信給宋子文，指出“當今寇深禍亟”，“救亡圖存，惟有復歸於聯合戰線”，“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內對外方針”。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書》，堅決要求國民黨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轉向日本侵略者，再次申明中國共産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決議》，指出，為了“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二二六”兵變後，日本已經完成了法西斯獨裁統治和準戰時體制。日本軍部已制定了週密的1937年全面侵華的作戰計劃，並以大量增加在中國駐軍，開始頻繁的戰前部隊演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迫在眉睫。此時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過黃河，東進抗日，卻遭到蔣介石先後派遣的10個師的堵截。在蔣的命令下，令東北軍等部向陜北根據地進攻。同年5月26日，國民黨政府任命陳誠為晉陜綏寧邊區剿共總指揮，並以重兵調往潼關洛陽等地，逼迫東北軍、西北軍加緊向陜北根據地進攻。
就在此時，國民黨軍將領白崇禧于6月1日宣佈“抗日救國”。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也決議籲請國民黨對日抗戰，史稱“兩廣事變”。在收買分化廣東陳濟棠部後，蔣介石迅速調集50萬大軍對廣西進行包圍，企圖一舉消滅桂系。為避免內戰，劉斐作為廣西代表，于8月中旬前往廣州，與蔣介石商談和平解決辦法。“委座説要安內才能抗日;廣西方面説，只要委座領導抗日，則內自然安。如果為了要安內，自己打來打去，豈不是替日本帝國主義造機會，而自速其亡嗎？”對於劉斐的質疑，蔣介石回答説:“我之安內，就是為了準備抗戰。”
然而在中共的努力下，紅軍此時已經與受蔣之命在西北進攻紅軍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部隊達成一致，從戰爭狀態轉變為“三位一體”的團結，形成了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面。1936年10月15日，中共單方面發佈了停戰命令，停止對國民黨軍隊進攻，宣佈僅在被攻擊時實行必要的自衛。然而10月22日在平定“兩廣事變”後不久，蔣介石于12月4日親率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飛赴西安佈置“剿共”，表示“政府決貫徹戡亂方針”，頒發對紅軍的總攻擊令，並對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産黨”，如若違抗“剿共”命令，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將第十七路軍（西北軍）調到安徽。在12月12日頒布的第6次總攻紅軍令中更是明確，如張、楊兩部違令，將解除其武裝。
在勸説蔣介石停止內戰、對外抗戰無效的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對蔣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及其高級隨員十幾人。“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産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最終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爆發是如此突然，甚至連日本也在震驚和茫然之下，對國民政府保持了短暫的平靜時期。而對於中國國內，許多人欣喜地看到了全面抗日的希望:“‘雙十二事變’後，蔣回南京，全國軍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之抗日情緒高漲，紛紛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將喪失全國之軍心與民心，乃毅然決然宣佈抗戰。”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為了儘快地實現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在西安事變後國內和平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産黨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專門致電正在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並作出重大讓步，表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産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國民黨此次中央全會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議。
在內戰已經停止的革命新階段下，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1937年5月指出，中共在新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其中爭取民主是中心的一環。“沒有民主，和平就不能鞏固，抗戰也不能實現。”為解決兩黨如何具體實現合作和共同抗戰，從1937年2月到7月，中國共産黨代表同國民黨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進行多次談判，談判內容涉及紅軍改編、邊區政府、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和兩黨合作宣言等問題。蔣介石在談判中堅持，中共應交出軍隊和根據地以實現所謂“和平統一”。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仍在進攻南方紅軍遊擊隊，並在蘇州審判“七君子”。國共兩黨在實現合作和共同抗戰的主要問題，直到1937年7月初，仍未達成協定。
對於日本來説，國民政府試圖統一全國的作為，乃是對日本侵華政策的最大威脅。西安事變後的中國似乎處在平靜的颱風眼中。然而暴風雨終於來臨。1937年的兩場戰爭，終於對行將破繭、卻步履蹣跚的國共合作之路，起到了“最後一根稻草”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華北軍隊在盧溝橋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8月13日，日軍在南方開始大舉進攻上海，國民政府被迫在次日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繼華北之後，國民黨統治的中心京滬地區也開始受到日本的直接進攻。
1937年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終於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5次談判。國民政府終於同意，將在陜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8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中共的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終於實際上承認了共産黨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國共産黨領導和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多年民族危機和矛盾的累壓後，在最後關頭終於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