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重溫七七 常存憂患

“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轉捩點，同仇敵愾、救亡圖存是全國人民共同的選擇 

圖為駐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國軍隊奔赴盧溝橋抵抗日軍。

　　“七七事變那天，我和同學們正在西山野營，學習如何抗日打遊擊。突然間聽見隆隆炮聲，我們心想——出事了，趕緊回學校！”91歲的朱穆之老人坐在自家客廳裏，回憶起70年前那個歷史性的清晨，給本刊記者講述了他參與民族解放鬥爭的親身經歷。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70週年紀念日。近日，《瞭望》新聞週刊拜訪了我國新聞、宣傳、文化界的老前輩朱穆之同志。他曾參加一二九運動，親歷七七事變，是當年在民族危亡時刻投身抗日洪流的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之一。

　　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朱穆之説，重溫七七，70年來中華民族獨立富強的道路還遠未到終點，憂患意識應常存在心。

　　國破家亡奮起反抗

　　國家危亡是促使當年知識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最直接原因。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近百年時間，國破家亡的感受刺激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神經。七七事變，令中國丟失東北後，華北五省以及全中國也即將不保，“這是最後關頭！必須奮起抵抗！”朱穆之回憶説。

　　1937年7月，朱穆之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此前，他已經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進步勢力影響下，走上了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國家衰弱，人民的屈辱無法忍受。那時外國列強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我少年時在上海就看到租界公園門口挂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中國人被説成‘是豬，是拖著辮子、裹小腳的鴉片鬼’，稱‘東亞病夫’算是好聽的。”朱穆之對記者説，“國民黨和舊軍閥又是那麼腐敗黑暗，欺壓百姓，令人傷心又悲憤。”

　　國家的命運與每個家庭的命運緊緊係在一起。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朱穆之，父親經營小買賣，母親搖線織襪，生活沒有保障，童年就曾因戰亂兩次“逃難”，“國危家難存，我的親戚中有上吊的、有投河的，真是可憐！”朱穆之説。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朱穆之正在北京上學。他回憶説：“‘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北平一日數驚，越來越蕭條冷落。日本浪人橫行霸道，尋釁滋事。鴉片、白麵公開販賣，日本貨充斥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等店舖。這是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社會！除了奮起反抗沒有別的出路！”

　　“1933年，我進北大時，學生相當活躍，有各種活動。1934年國民黨憲兵三團到北京之後，大肆鎮壓逮捕進步學生。各學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産黨的影響卻反而在暗中逐漸擴大了，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屈膝媚外、腐敗黑暗、特務橫行的情緒越來越普遍。”朱穆之回憶道。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當天，朱穆之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領導、組織、參加了北京大學的遊行及其他革命活動，後來加入了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的響亮口號。朱穆之和北京的一些進步同學也開始積極活動，組織慰問團多次到廣安門慰問駐守北京的29軍戰士，還到在北大三院宿舍建立的傷兵收容站為士兵演唱抗戰歌曲。

　　1937年7月29日，北京淪陷。朱穆之和多位同學于8月初乘火車離開北京逃往天津。

　　迎著敵人，挺進到敵後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無心抵抗，日本軍隊推進速度極快。由北京到濟南，由濟南到南京，日軍沿著交通線向南，迅速侵佔了中國的大片領土。這條路線也正是離開北京的抗日學生逃亡的路線。

　　1937年8月初，朱穆之和同學來到天津。他隨身帶著自己的皮箱，還有一個以為是哪位同學落下的“帽盒”，在出站口差一點受到日軍搜查。他後來才發現，那個“帽盒”裏裝著的竟然是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抗日文件及傳單。“如果那時被日本人發現，腦袋就沒了。”朱穆之把這段經歷當作笑話，説了出來。

　　此後，他又和同學們一起輾轉至濟南、南京，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在南京，原名朱仲龍的他改名為朱穆之，表示崇尚岳武穆（岳飛），精忠報國。

   　 經進步作家介紹，朱穆之參與了有我黨領導背景的南京《金陵日報》辦報工作，為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寫過評論。

  　  1937年12月，日軍攻佔了南京，隨即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撤出南京的人，選擇了不同的“路線”：大批熱血革命青年選擇到敵後去，迎著日軍襲來的方向前進，朱穆之也是如此。在當時，這樣的選擇就意味著流血和犧牲。

   　 南京陷落後，朱穆之先是隨共産黨領導下的，由進步演員組成的演劇隊，從蕪湖乘民船溯江而上前往武漢。這個劇團且行且演，每到一個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朱穆之説，每次演出前，他都向群眾發表演講，宣傳抗日。1937年底，朱穆之到達武漢。然而很快，武漢也面臨陷落。

  　  在武漢，有北大的同學約他一起南下組織“青年救國團”，但此時的朱穆之強烈地渴望到前線參加作戰。正好有同學要回魯西北老家（當時的抗日敵後根據地），朱穆之毅然與之同行。“那時有一股熱情，不怕危險，也不怕犧牲！”朱穆之説。

  　  當時，敵後根據地的情況非常複雜和危險。1938年春，朱穆之在山東聊城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並在八路軍津浦支隊負責組織青年培訓班。一次，津浦支隊政委一行在向組織彙報工作的途中被殺害，朱穆之被誤認為一同遇難，聊城《抗戰日報》還專門撰文悼念他。在今天，這段經歷也成為朱穆之口中的“趣事”。

   　 “國民黨在山東也有‘抗日部隊’，但像過去一樣腐敗，令人失望”，朱穆之回憶。由於共産黨在敵後積極活動，領導和發動群眾抗日，國民黨政府也著急派人來“爭地盤”，可國民黨的嫡系幹部不敢來，派到山東的大都是原西北軍的人。此時，朱穆之受黨組織委託出任國民政府臨清專區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也到了那裏。“他是來摘桃子的，”朱穆之説，“我們組織了群眾團體的座談會，邀請他參加，質問他為什麼拋棄老百姓自己逃跑？問得他張口結舌，非常惱怒”。

  　  共産黨凝聚了全民的抗日意志

  　  在此後的抗日戰爭中，朱穆之曾參與統戰工作，多次與國民黨高級軍官週旋，闡明共産黨一致抗日，反對內戰的主張。在他的爭取下，國民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在反共高潮中曾應承“中立”。1941年春，129師領導決定調朱穆之任平漢縱隊秘書長，同時任太行第六軍分區政委。日本投降後，朱穆之又奉命做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勳的工作，後來實現了起義。

　    8年的艱苦抗戰中，成千上萬和朱穆之一樣的青年志士投入抗戰洪流中，浴血奮鬥。但朱穆之認為，“個人的作用只是涓涓細流。在艱苦危險的敵後，共産黨是最堅決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的最前線發動和團結了群眾，滿足了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保衛家園的急切願望”。朱穆之説，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才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關鍵。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條件十分艱苦，能吃到小米就很不錯了，有時只能吃野菜和糠。朱穆之説，當時戰士們依靠步槍，甚至用梭鏢與有優勢裝備的日軍作戰。1942年至1943年，日軍從正面戰場騰出手轉而攻擊敵後根據地，根據地縮小，又恰逢天災不斷，糧食奇缺，抗日軍民經歷了最困難的階段。

    　“沒有想過要打多久，非打不可，就是一門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朱穆之告訴記者。

  　  1945年，抗戰勝利比預想的快到來了。以史為鑒，朱穆之説，“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轉捩點。中華民族真正到了存亡關頭，人民覺醒，一心抗戰。這個時候，是共産黨把全國人民、尤其敵後群眾從一盤散沙的狀態團結起來，堅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證明，只有中國共産黨才能救中國。”

   　 憂患並未過去

   　 七七事變至今已經70週年，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也已35週年。回顧歷史，面向未來，正確處理中日關係，成為中國在和平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朱穆之的後半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解放戰爭開始後，他被任命為駐晉冀魯豫解放區的特派記者。1947年，他調入新華總社擔任領導工作，直至1978年。如今，已經91歲高齡的朱穆之，仍然保持著令很多青年人都難以企及的敏銳思維。

   　 談及中日關係，他表示，從抗戰歲月走過來的人，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搶掠，都會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抱有極大的仇恨。但是應該把他們與日本人民分開來看待。事實上，在抗日戰爭歲月，中國人民也是這樣做的。那時一些日軍戰俘被我方爭取過來，還幫助我們訓練軍隊，做其他工作。

    　“從古至今，中國從沒有侵略過日本，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他們的事情。我們始終認為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今後也是一樣”，朱穆之説，“但是另一方面，對於日本國內妄圖否定侵略歷史的右翼勢力，我們也必須堅決鬥爭”。

 　   在這位見證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自由獨立的老人看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我們仍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看清“內憂”和“外患”，認清中國還遠未到“高枕無憂”的時候。

  　  他表示，西方一些國家不會主動邀請中國與它們平起平坐，他們對中國的懷疑、分化的企圖從未改變，這從蘇聯解體、俄羅斯重新崛起時西方的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爭取最好的和平發展環境。同時，也必須堅定地沿著英烈們用鮮血鋪就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

    　而更重要的，是團結人民，自強不息。“很多人沒有經歷過艱苦的鬥爭歲月，沒有過悲慘的生活和受屈辱、被壓抑的心情，沒意識到今天的生活來之不易。”朱穆之十分動情，“中國共産黨成立86年來，歷史事實證明新中國是蒸蒸日上的。面對發展道路上出現的問題，我們要通過改革積極解決。而堅持共産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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