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模式是本次危機原因

　　南開大學當代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龔剛指出，迪拜這次遇到的問題和它的發展模式有關。迪拜本身並沒有石油，只是有其他擁有石油的聯邦支援。它所擁有的是一個優越的地理位置，作為港口為其他聯邦輸出石油。身為港口的迪拜，本身又有旅遊産業，然後又發展房地産作為支柱産業。雖然迪拜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但它自身沒有其他産業作為支撐，比如製造業，全靠國外資金髮展。大量資金涌入，投機的炒房者涌入，就造成了一派繁榮景象。可是，這種繁榮局面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支撐。

　　楊志榮則分析，迪拜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迪拜全球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掣肘于紛繁複雜的地緣政治。迪拜的前途取決於能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但迪拜卻做不了瑞士。在中東破碎的地緣政治裂片中，迪拜無法起到歐洲一體化前瑞士的作用。主要原因有四：一是資本轉机結算需求不足。迪拜不能像瑞士一樣作為冷戰時期矛盾衝突中不同國家集團都可接受的金融轉机站，而恐怖勢力的資金轉机又遭到國際社會的全面封殺。此外，石油美元主導中東資本形態的現狀致使迪拜難以成為全球主要結算中心之一；二是中東難以擺脫資源魔咒。石油經濟的相對單一性限制了迪拜發展資本市場，中東大量資本投資國外則壯大了西方金融勢力；三是宗教文化背景不同。以石油美元為主導的伊斯蘭金融完全受制于主導全球金融體系的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四是迪拜對自身戰略定位的認識和制度準備不足。迪拜能否成長為全球金融中心，無疑對於中東崛起具有戰略意義，但阿聯酋乃至中東部落制的傳統，分散了其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力量，而在協調機制建設上也顯得不足，基本是迪拜在孤軍奮鬥。在上述背景下，即使中東擁有龐大的石油美元儲備，作為中東金融中心的迪拜也難以成長為全球金融中心，致使迪拜無法消化成本高昂的商業地産項目，最終産生了本次債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