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片《兩岸三通》整理稿

      1979年1月1日，海浪如往常一樣拍打著海峽兩岸。然而，全世界都注意到，一個影響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文告非同尋常地發表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這一天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宣示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對臺方針政策的重大轉變。

 　　這個《告臺灣同胞書》，與不久前閉幕的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涉臺政策的提法緊緊相連。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取代了延續多年的“解放臺灣”的口號。

 　　《告臺灣同胞書》在提出考慮、尊重臺灣現實情況和臺灣各界人士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通過兩岸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等主張的同時，引人注目地首次提出了“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的倡議，這個倡議，後來被概括為“兩岸三通”，即兩岸通郵、通航、通商。

 　　兩岸“三通”作為一個主張被提出，是這個時候的事。不過，兩岸“三通”作為一種客觀需求，卻是由來已久的。

 　　在臺灣海峽的深處，中國歷史上第一條海底電纜正靜靜地橫臥在泥沙之中；1887年的某一天，這條連接臺北淡水和福建川石的海底電纜開始在兩岸間傳輸電報信號；1975年，它最後一次出現在臺灣的海軍水道圖上，此後便蹤跡全無，並逐漸被人們遺忘。

 　　福州市連江縣琯頭鎮碼頭

 　　2003年3月22日，星期六。一大早，兩岸“三通”採訪組就從福州市連江縣琯頭鎮出發，前往30海裏以外的川石島，探尋海底電纜遺跡。

 　　川石島位於閩江口的北岸，距福州30海裏，距馬祖只有15海裏。由於形狀像一個“川”字，故名川石島。

 　　經過近1個小時的海上航行，一座小島出現在眼前。曾經三赴川石島尋訪海底電纜的陳道章老人不顧80歲高齡，親自給採訪組帶路。走在崎嶇的山路上，只見濃蔭蔽日、山花盛開，儼然一處避暑勝地。誰又能想到，這座面積僅3.8平方公里的小島，竟承載著一段兩岸通訊的歷史。

 　　翻過山頂，下到一處不大的海灘。嶙峋的礁石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10釐米寬的凹槽，從山上延伸下來，一直通到海裏。

 　　福州市馬尾區政協原副主席陳道章説：“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是跟當地的老人在一起，他們説這是一條電纜槽，我看了一下也是，因為電纜是金屬絞合成的，需要保養，它很容易氧化，用水淹住就比較難氧化，可以保持得久一點。”

 　　一位陳老先生説，有了這條電纜槽，再結合海圖等資料，就可以確定川石——淡水海底電纜就是從這裡入海，向東經過馬祖，在北緯25度和26度之間穿過，直達淡水。

 　　臺灣淡水沙侖海水浴場

 　　就在福建採訪組到川石島尋訪海底電纜之後不久，臺北採訪組到淡水的沙侖海水浴場，希望能夠找到海底電纜在淡水的登陸地點。已經70多歲的林義華老先生從出生起就一直住在這裡，據他回憶，小時候他曾經看見現在的淡水郵局附近有過一片很大的建築物，當地人稱為“海水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炸毀。

 　　臺灣淡水居民林義華説，屋角沒有了，電線桿、鐵塔都沒了，那個小間、專門發射的都被炸壞了，比較矮的都被炸壞了。

 　　幾十年的歲月可以抹去海底電纜在大地上的印痕，但卻抹不掉歷史的記憶。據史料記載，川石——淡水海底電纜工程于1887年7月開工，9月中旬便完成鋪設，電纜全長117海裏，耗費大洋22萬兩。

 　　福州市馬尾區政協原副主席陳道章説：“這條電纜是我們中國人用中國人的力量敷設的，可以説是中國第一條海底電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條海底電纜在川石和淡水兩端的陸上部分全部遭到破壞。

 　　2001年，就在陳老先生尋找海底電纜的同時，福州電信部門得到消息，有人見過這條電纜。

 　　福建省連江縣琯頭鎮電信支局原局長趙忠回憶當時的情景：漁民下海捕撈的時候，十幾年以前有撈到這條電纜，後來又放下去了。我們根據這個線索，就從那個方向，我們雇船去撈了十幾天，後來發現了電纜。退潮的時候把繩子綁一下，然後漲潮的時候就上來了。然後鋸下一段來，就撈上來了。

 　　撈上來的這段電纜如今就擺放在福建省電信公司的展廳裏，它的存在表明，當時的中國已經將現代科學技術應用於兩岸通訊。

 　　實際上，從三國時期開始，兩岸之間的人員往來和經貿活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然而，到了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敗北，退踞臺灣，海峽兩岸對峙的局面形成，人員往來和通郵、通商、通航全部中斷。

 　　秉持“和為貴”的想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説，“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在這番話的感召下，大批國民黨將領通過種種途徑回到了大陸。當時的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歸來，更是轟動一時。

 　　1963年，周恩來將中國共産黨對臺灣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首先提出了開放兩岸交流交往問題。

 　　70年代末，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中美正式建交，這些都為發展兩岸關係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1978年11月，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與之相呼應，大陸的對臺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了兩岸之間進行通郵、通航與經濟交流的主張。

 　　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樂美真回憶：“我體會當時最重要的是兩岸建立一定的聯繫，老百姓之間的聯繫，你要聯繫就要坐船、坐飛機，就要寫信、打電話，最起碼人民之間的聯繫。”

 　　《告臺灣同胞書》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文告的形式發表以後，交通部、郵電部、外經貿部、民航總局等有關部門紛紛發表談話，發佈相關措施，積極推動兩岸“三通”。同時，相關部門制訂了兩岸“三通”的規劃方案、實施方案以及管理辦法，加強重點港口和機場的建設，加快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兩岸“三通”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樂美真接著説：我們交通部首先採取措施，我們遠洋船隊第一次從臺灣海峽經過。在這之前，我們的船隊都是繞道臺灣的東南部，經過巴士海峽，再進入正常的國際航道。所以，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我們第一次通過臺灣海峽、安全地通過，當時還是很有意義的，對促進兩岸緩和還是起到很大作用。

 　　廈門戰地觀光園裏，有一隻氣動大喇叭，在兩岸嚴重軍事對峙時期，福建前線廣播站就是用它來向金門喊話。1981年9月30日，金門的國民黨駐軍聽到了女播音員熟悉而親切的聲音。

 　　播音員陳菲菲：金門同胞們，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在談話中指出，海峽兩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易、增進了解。我們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這是大陸第一次明確“三通”的概念和內容。

 　　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兩黨平等談判，第三次合作，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這是很突出的，反映最強烈。第二個就是“三通”的問題應該擺到相當的位置。實現祖國統一，要和臺灣兩黨平等談判，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實現“三通”，這個比較容易，而且這是當務之急。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華萊士談話時指出，美國可以鼓勵、勸説臺灣跟大陸搞“三通”，通過接觸，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實現統一問題創造條件。

 　　祖國大陸明確地向臺灣方面傳達了一系列發展兩岸交流交往的“三通”主張，而當時的臺灣當局卻十分謹慎。就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個月後的4月4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內的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對大陸“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

     　雖然大陸發出的善意沒有得到臺灣當局的回應，但是這些政策卻像投入的巨石，在臺灣民眾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許多的老兵平時坐到一塊兒，一談到家鄉都痛哭流涕，河南人走到一塊兒用河南話在那裏説，我們為什麼不能回家，回家探親？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家裏通信？

 　　而與此同時，臺灣當局領導人蔣經國也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時任蔣經國秘書馮滬祥回憶當時的情景：民眾很多人都寫信給他，其中有好幾封信不約而同用哭訴的這種口吻跟經國先生講，説他們年紀這麼大了，當時蔣老先生帶他們到臺灣，現在蔣老先生已過世，他們如果再不能回自己家鄉去看親人，他們也只有在臺灣老死了。他聽完後，整個表情是非常凝重的，表情是非常專注的，可以看得出來他心中産生著重大的激蕩。

 　　一年後，臺灣當局宣佈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這一放，猶如洪水開閘，勢不可擋。

 　　時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曉鬱接受採訪時説：這個勢頭髮展很快，因為它符合人民的願望。所以到1990年，才短短的兩年多，就來了，我記得是200多萬人次。

 　　1988年8月，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成立，當時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處理有關兩岸“三通”的事務。

 　　時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曉鬱：我們還專門成立了“三通”領導小組，主要由臺辦、當時我在那裏牽頭，再加上相關的一些部委。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在中央的領導下，制訂兩岸通航的、主要是通航的整個文件。

 　　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成立，這是大陸方面為開展兩岸經濟、事務性商談而專門設立的機構。在此之前，臺灣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

 　　1991年2月，臺灣當局出臺《國家統一綱領》，回避兩岸民眾對“三通”的現實需要，將“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列入中程階段。

 　　1992年7月，臺灣當局公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對兩岸海上、空中通航問題做出嚴格規定，兩岸船舶、飛機等運輸工具不得進入對方區域，對違反規定的臺方人員將處以從罰款直至判刑的處罰。

 　　臺灣淡江大學教授張五嶽回想起來説：在“國統綱領”訂定之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訂定之後，氣氛是比較好，但是也沒有取得一個比較積極正面的推進作用。

 　　儘管臺灣當局對“三通”問題還在遲疑觀望，甚至還出臺了限制性措施，但是，祖國大陸仍然秉承善意、務實的態度，求同存異，並不斷推動兩岸“三通”的進程。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主席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再次闡明：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岸經濟發展和各方面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兩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介紹：這個著名的文告，它是我們黨和政府對臺工作的一個綱領性文件。“江八點”全面地提出了現階段解決臺灣問題的許多重要的主張、政策、想法，因此它極大地推動了其中包括“三通”方面的重要進展。

 　　然而，剛剛出現的兩岸交流的良好勢頭，卻被後來的臺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破壞殆盡。自以為坐穩了官位的李登輝違背自己的承諾，開始公開在島內製造“臺獨”的氛圍。

 　　臺灣淡江大學教授楊開煌：1995年的年初、元月30號，江主席提出“江八點”，對兩岸給了一個非常善意的資訊。這一年的4月8號，李登輝也在臺灣提出了所謂的“李六條”來回應，其實是來阻擋“江八點”所釋放的善意。

 　　1995年5月，李登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公開宣稱臺灣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李登輝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政治圖謀浮出水面。

 　　1999年，李登輝又公然發表“兩國論”，致使兩岸交流、對話、商談的基礎不復存在，兩岸關係急轉直下，走入低谷。

   　臺灣淡江大學教授張五嶽：李登輝第二任這樣一個任期的尾聲，不管是1996年“臺海危機”之後，或者1999年“特殊兩國論”，讓兩岸關係的氣氛似乎起著一個比較負面的作用，在“三通”議題上當然就無法取得大幅度的進展。

 　　2000年5月20日，民進黨上臺，陳水扁上任。面對島內各界要求“三通”的強烈呼聲，他一方面在口頭上表示要開放兩岸“三通”，另外一方面卻不斷放出“三通”會使臺灣經濟“邊緣化”、通航會危及臺灣的所謂“安全”、“三通”會危及所謂“公權力”等言論。給臺灣民眾的“三通”熱情潑冷水。

 　　最為典型的是，2002年5月9日，陳水扁剛剛在金門大擔島表示，兩岸“三通”是必走的一條路，可是沒過多久，他就又宣稱，兩岸“三通”或直航並非臺灣經濟的“萬靈丹”，要臺灣民眾不要對“三通”期望太高。而面對祖國大陸就“三通”進行民間協商、各自確認的主張，陳水扁在與島內工商界會面時聲稱，任何形式的直航都會危及所謂“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否定了民間協商的可能性。

 　　福建省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這些變來變去的，看得出從臺灣當局本身，它也認識到“三通”是必須實行的，是不可阻擋的，但是出於它的意識形態的堅持，刻意要把“三通”作為泛政治化的處理來加以阻撓。

 　　陳水扁變來變去的説法，與臺灣民眾的呼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是對他一貫標謗“重視民意”言論的莫大諷刺。

 　　近來，陳水扁當局提出“兩岸直航三階段”，公佈“兩岸直航影響之評估”報告，單方面開放“兩岸貨運便捷化”。對此，臺灣有媒體評論説，這些都只不過是為了緩解民眾的壓力，為陳水扁2004年選舉拉選票。陳水扁當局有意誇大兩岸直航對臺灣“安全”的影響，把兩岸直航問題泛政治化、複雜化，宣稱在“一邊一國”框架下談兩岸直航，企圖將兩岸航線國際化，這些都為兩岸直航製造了新的政治障礙。

 　　實際上，兩岸民眾對兩岸“三通”呼聲的日益高漲，決非陳水扁一人或臺灣當局一方面所能左右。因為，兩岸“三通”是關係臺灣民眾福祉和利益的大事。一方面，兩岸“三通”可以節省時間、節省費用和經營成本；另一方面，由於陳水扁當局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不接受“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的僵局無法破解，臺商和外商對島內的投資意願降低，許多跨國公司和企業相繼撤離臺灣，轉到大陸或香港等地發展，致使臺灣股市、匯市下跌，失業率上升，臺灣經濟衰退，臺灣民眾都迫切希望通過兩岸“三通”來緩和兩岸關係，以此挽救臺灣經濟，使臺灣百姓提高生活水準，安居樂業。

 　　然而，面對島內此起彼伏的批評聲音和日益下滑的經濟形勢，陳水扁卻發出“走自己的路”、“一邊一國”等“臺獨”言論，希望以此轉移民眾視線，遏制“三通熱”的勢頭。

　　但是，島內民眾對兩岸“三通”的呼聲並沒有因為陳水扁的態度而下降，反而日益高漲。

 　　近年來，為推動兩岸早日實現直接“三通”，大陸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具彈性和靈活性的政策。

 　　2002年5月，對於臺灣當局表示可以通過民間團體商談兩岸“三通”的首次表態，國臺辦主任陳雲林發表談話，歡迎臺灣工商界前來商談。

 　　從2001年1月到2002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多次發表談話，指出兩岸“三通”本來是一個經濟問題，不應該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干擾，只要把兩岸“三通”看做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就可以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儘快地通起來。錢其琛強調，為使兩岸經貿合作提高到一個新水準，應該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200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繼續大力開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大力推進兩岸直接“三通”，向世界表明祖國大陸三通政策是連續的、一貫的。

 　　兩岸“三通”，這是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未竟的訴求。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因為人為的因素變得如此複雜；一個起碼的要求，卻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為了臺灣民眾的福祉，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祖國大陸早已敞開“三通”的大門，以博大的胸襟、高瞻遠矚的目光，務實地推動著“三通”的進程，期盼著兩岸“三通”的早日到來。
 
編輯：木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