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召開，中央全會每年例行一次，早已為公眾所熟悉，但每次全會到底承擔何種任務，這次五中全會相較往屆，是否有特殊意義，中央每次會議的關注點有何變化，本報記者走訪專家學者，對此解讀。
“計劃”改為“規劃”
8月初，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和家人一起到北戴河度假，沒想到碰上許多中央部委的“老熟人”，原來他們是國家“十一五”規劃起草小組成員，已經在那裏呆了十多天，正在討論、起草“十一五”規劃。
“十一五”規劃是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規劃經本次中央全會討論通過後，將於明年3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與前面十個“五年”明顯不同，第十一個“五年”由“計劃”變成了“規劃”。
“雖一字之差，內涵卻不盡相同。顯示出黨對發展內涵的認識已有變化。”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辛鳴説。
以“五年”為單位進行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模式，起源於前蘇聯。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全面學習，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來總理等人在內的代表團到蘇聯學習，在他們的幫助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自1953年起實施。
“一五”計劃主要是指令性的經濟計劃，事無巨細，涵蓋了方方面面的經濟增長指標，從工業總産值增長98.3％、手工業增長60.9％、大型工礦項目施工694個到具體的鋼鐵産量增加多少、煤炭産量增加多少等等。
“當時中央政府管2萬個硬指標，計劃就是法律，硬得很。”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回憶，蘇聯當時派出數千位專家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幫助實施“一五”計劃。僅當時中央黨校的蘇聯專家，就有十多位。
改革開放後，中國從計劃向市場轉軌。五年計劃從“一五”推進到“十五”，強制性和指令性逐漸消失。但作為一種習慣，五年計劃仍得以沿用，規劃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
“計劃變規劃，是一個進步，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基本破除了。”沈寶祥説，“但像歐美那些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它們並沒有這種大而全的計劃。”
辛鳴認為，社會發展有階段性，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社會發展已基本定型，“我們適當有一些通盤考慮。心中有數，效果會更好一些。”
新發展模式
對此次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為，“十一五”規劃將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經過20多年的漸進式改革，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關鍵階段，貧富分化、城鄉差距、腐敗等多年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暴露，“十一五”規劃的五年正與此同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消除社會的不和諧因素，事關改革開放大局。
“五年一次計劃修編，看似例行公事，但從‘十一五’來看，更多意味著一種重要轉折。”葉篤初認為，新一代領導集體已有一整套社會發展和執政理念，“十一五”規劃將是一次集中的展示。
在辛鳴看來，“十一五”規劃的出臺，將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綜觀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通常只看到量的增長，相當比例的社會民眾並沒有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本來發展經濟只是實現社會富裕和人民幸福的手段，但一些地方領導不自覺把它當成目標，一切事情給經濟發展讓路，群眾的福利、人的尊嚴被認為是可以付出的代價。”
葉篤初感覺，“這回討論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骨子裏更重視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據他透露，主持“十一五”規劃編制工作的負責人曾透露：編制的出發點，要從偏重物質財富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強化有關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規劃，增加人文和社會指標。
宏觀調控的不解之緣
回顧以往幾屆五中全會，無一例外是研究經濟問題，間或有重大人事問題。葉篤初解釋，這與黨和國家的政治安排有關，“每年的全會承擔不同的任務”。
“一中全會一般在代表大會結束後舉行，帶有例會性質，主要是人事問題，如確定中央領導班子，中央領導的格局、分工，以及相應的工作團隊或制度。
“二中全會往往‘承前啟後’，頭一年開黨代會選出新領導集體，確保黨對國家的領導；次年的人代會，則選舉委員長和政府總理，落實黨對國家的領導。
“新一屆領導集體真正進入角色，開始在經濟建設上謀篇佈局，一般要到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央黨校一位教授舉例，吹響改革號角的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是十二屆三中全會。
而到五中全會召開時，已是一輪經濟發展的一個節點，又往往與“宏觀調控”結下不解之緣。今年五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政府從“鐵本事件”到“房産新政”，剛剛踩過一次剎車。
回顧我國的五次宏觀調控，有四次在五中全會之前，例如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進行治理整頓。是為第三次宏觀調控，而1995年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九五”計劃，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主持進行了改革開放來的第四次宏觀調控，實現經濟“軟著陸”。
葉篤初認為新一屆領導集體風格務實，“十一五規劃”如果通過，中央將在兩年時間內力求抓出政績和實效，向十七大獻禮。（李梁 許桐琿）
來源：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