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凸顯期
《21世紀》:中國到底要走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有很大爭論,您覺得“十一五”規劃能不能給這個爭論畫個句號?
白和金: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對重化工業産生這麼大的爭議?實際上不是説重化工業不需要發展,而是按照傳統工業化的思路還是按照新型工業化的思路發展的問題。“十一五”的轉折性意義之一就體現在這個方面。到工業化中期階段,傳統工業化與新型工業化交接,是傳統工業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階段,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關鍵的階段。
“十一五”的另一個轉捩點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轉型。從前2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來説,注重效率,追求快速增長,追求物質財富的迅速增加。發展戰略採取的是“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發展、先富起來,當然也講到要兼顧公平,但是公平是擺在了“兼顧”的地位。現在,採取這種發展模式所遺留下的問題更加凸顯:收入差距擴大、城鄉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地區之間不協調、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不協調、內外部不協調等等。所以説,進入21世紀前20年,既是發展的黃金歷史機遇期,又是各種矛盾的凸顯期。
不單單是發展問題,也包括改革問題。前20年改革主要是打破舊體制,主要採取政府放權讓利的方式,叫做普遍受惠,無非是受惠程度上有差別。而當進入新世紀之後,我們進入一個從前20年以破舊為主轉向立新為主,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新機制,要對已經形成的各種利益關係做一次新的大改變,攻堅難度非常大,風險也比過去大得多,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係比過去的難度也要大得多。
《21世紀》: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什麼樣的基本要求?
白和金:有這樣幾點,第一是經濟市場化的推進要基本完成。可以説前20年主要是完成了産品的市場化,即産品的生産、流通、交換、分配,以基本取消指令性計劃為標誌,包括産品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基本完成,産品價格基本上由市場供求形成。現在在物質産品和服務産品的生産流程中間,指令性計劃的比重不到2%,可以説微乎其微。95%以上的産品,無論是農産品、輕工業品、冶金産品價格,基本上都是市場自主形成。目前,市場化主要是規範性差的問題。
更突出的問題是在要素配置和産權制度的市場化問題上,要素配置和産權制度上還存在著明顯的雙軌制,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市場化問題。包括資本要素、土地要素存在明顯的雙軌制;産權制度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産權制度,無論是在公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都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很多腐敗現象、尋租現象都是和産品市場雙軌制相聯繫的,倒賣統配物資、倒賣批文之類的,現在這些問題少了。當前的腐敗尋租都是同要素市場的雙軌制和産權制度的雙軌制相關,所發生的案子都是和金融、證券市場、信貸銀行業、土地相關,還有人事與國有企業改制、轉製造成的國有資産流失問題,這些都是要素市場的産權制度的問題。
《21世紀》:所以説,下一步要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點要進一步推進解決要素配置和産權制度的雙軌制問題。
白和金:是的。第二點,就是儘快把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完善起來,特別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市場經濟充滿競爭,如果沒有社會保障制度構築一個安全網的話,那在市場競爭中就會造成極大的社會振蕩。還有社會信用制度、公共財政制度都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制度。
第三點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職能定位問題。前20年,中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有鮮明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的特徵。在資源配置上,政府還要審批項目、批資金,個別還要干預銀行的信貸、企業上市,在股市上2/3的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是不流通的,這些都是雙軌制的典型表現。政府批土地、強制徵地、低價徵地,對這些企業的領導是行政性的,並不是經過市場選擇出來的職業經理人,這些問題都可以看出政府主導的色彩。甚至在非公經濟的私營企業也看到政府主導在干預的影子,比如江蘇的“鐵本事件”。
《21世紀》:之前20年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麼現在大家覺得關鍵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白和金:任何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的規制,政府要制定一些市場規則,而且要維護市場規則。政府的協調也很重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主導和主宰市場。政府的作用是增進市場的積極作用,但是對市場所固有的缺陷,比如説市場失靈、外部性問題、公共産品等問題發揮作用。
一個比較健全、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初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範性更高,也應該是法制化程度更高的市場經濟。按當年(1992年)小平同志的説法,估計可能還要2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比較成熟、比較定型。
機制新探索
21世紀:在這種背景下, “十一五”規劃的性質、功能、發揮作用的機制就必須要有創新,必須要有新的認識,這些新的認識就表現在這次規劃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有所創新。
白和金:“十五”計劃已經發現每一個部門都搞專項規劃,專題規劃不規範,很容易回到以前的規劃體制上,就是大家仍然比較看中批項目。另外,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推進,如何體現計劃或者規劃的基本性質是指導性的,既不能取代市場,又不能扭曲市場經濟的作用?用什麼手段實現?比如宏觀調控,如果手裏面沒有一把米是“叫不來雞”的,我們講發展速度、品質、效益、結構的調整,其中政府的作用顯示在政府投資,包括壟斷性行業,如果手中沒米怎麼辦?又如何調控?所以,這就需要探索規劃實施的新機制問題。這次“十一五”規劃在總結前兩個計劃的經驗基礎上,對總體的規劃綱下面要設置的專題規劃做了規範,並不是什麼行業都要去搞一個專題規劃。
21世紀:關於能耗、污染、水資源三項重要指標納入地方政府考核體系之中,其操作性如何?
白和金: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能耗,統計監測和監察體系就要建立起來。同樣,水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也是由能源部門、水務管理部門、環保部門核查之後才能算數。而且要把這些指標納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中,將來就不考核GDP增長多少,而是考核能源消耗、水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對一些大耗能、大耗水、大量消耗資源、佔用土地的一些産業,要制定各種市場準入的標準,符合標準的項目才能上,不符合標準的項目上了也要停産整改。當然這是一些直接措施,還有一些間接調控的措施,比如説理順資源性産品價格,運用價格機制來降低能耗。所以,這個就要探索一些新機制。
投資體制也要做重大改革,改為核準制和備案制。不是核準投資項目的經濟問題,而是核準外部性的問題。備案當然就更明白了,在國土資源開發佈局上明確劃分四類主體功能區,重點開發區、優化開發區、經濟開發區、技術開發區,就是從這些方面來探索實施新技術。
另外是指標的約束性,內涵主要是兩類,一部分是政府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等,而這些是屬於約束政府自身的指標,是要檢查考核的。約束性指標並不落實到公共財政預算安排上,而是表現在對關係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外部性問題,主要是資源、環境問題。當然最後還包括進一步明確建立形成一種規範的中期評估制度、後評估工作等等,這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實施的新機制,這些內容都體現在 “十一五”規劃當中。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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