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提交給國家發改委的“十一五”經濟增長目標普遍“趕超”中央, “數字出官”的舊觀念依然存在。為改善目前GDP結構不合理的現狀,新的政績考核標準應以增加就業和提高百姓收入為核心。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在全國的“十一五”規劃中,年均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為7.5%。而在全國31個省市公佈的“十一五”規劃中,預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最高的達13%,最低為8.5%,普遍超過中央提出的總目標1~2個百分點甚至更高。
“全國不是只有一個GDP預期目標,而是各省、地、縣各有各的追逐目標,並且越往下速度越高,各自都要為之奮鬥。”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會長房維中對此評價。
國家發改委為此在4月13日下發《關於請各地區科學確定本地區“十一五”時期經濟發展速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區發改委加強對地市州、縣市“十一五”規劃和年度計劃編制指導,明確省級“十一五”規劃中的增長速度指標不得層層分解,避免層層加碼,引導各地市州、縣市科學合理地確定增長速度目標。
通知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正確理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和要求,存在誤解。”
據了解,由於原有的GDP核算制度被認為“結構不甚合理”,擔心地方官員不惜一切代價追逐經濟增長,故而國內“建立新的GDP核算制度”的呼聲一直未曾中止。其中“綠色GDP”核算制度已經得到了相關部門的認可並已開始了研究制定工作。
但由於“綠色GDP”概念由提出至今已過悠悠數年,開始有人對其能否降生産生了質疑。近日,英國《金融時報》發佈題目為《中國放棄“綠色GDP”計劃》的報道,稱放棄的原因是因為制定“綠色GDP”核算制度難度太大,成本過高。
為此《中國經濟週刊》于5月11日致電國家統計局,該局新聞發言人告知記者:雖然存在難度,但對“綠色GDP”核算制度的研究工作仍在進行當中。
“各地的‘十一五’經濟增長規劃指標,其實就是一個計劃泡沫。”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各省的“十一五”規劃其實是一種高規劃,建立在當期繁榮的基礎上,而沒有考慮未來經濟週期性的變化,並不現實。
王小廣向《中國經濟週刊》直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狀,都緣于長期以來形成的以GDP為指標的政績觀。
“數字出官”害人害民又誤國
“我是典型的‘數字出官’的受害者。”河南省某縣統計局原副局長陳德旺(化名)向《中國經濟週刊》説起往事,仍憤憤不平。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曾任河南某縣統計局副局長,主管統計全縣工、農等各産業收入情況。
“市裏當時給縣裏下達了任務指標,數字要達到多少多少,我當時報上去的數字小了。後來上級讓我修改,但已經報到省裏來不及了。”陳德旺説,因為沒有在數字上做手腳,影響到上級領導的升遷,於是局裏的每位負責人都以“領導班子不團結”為由被調離,除了正局長調離後有任職外,其他幾位副局長都被調到別的單位做協理員,沒有安排任何職務。
在十幾年的潛移默化中,GDP增長速度和總量似乎已成為衡量各級政府政績的核心指標。為了使這個指標做得好看,有些地區從基層的鄉鎮以至於縣,都在“造數字”。
“我們基層幹部對GDP已經麻木了,從來沒有真正統計過,都是隨意報的數字。”河南省駐馬店某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幹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如果從鄉一級對GDP的統計都有水分,那麼報到縣裏的數字已經沒有任何實在意義。
“為了拉動這個數字,尤其在縣一級,GDP從統計伊始,就已經有很多水分了。” 2005年5月從河南省紀檢委到汝南縣工作的縣委副書記呂方,向《中國經濟週刊》談了自己的看法。
“因為上報的各種指標實際上是可以操控的,官員為了使自己的政績從數字上表現出來,會做很多手腳,包括財政收入,可以做一些假帳。”呂方説,如果完全靠GDP來評價政績,準確度值得商榷。
不能讓低效投資成為GDP支柱
除了基層縣鄉領導為了政績對GDP虛報水分之外,GDP本身的生産結構也不盡合理。
據了解,目前國民核算體系中統計GDP有三種方法:一是支出法,GDP支出法中,由消費(包括私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房地産和非房地産投資的固定資産投資,庫存調整),以及凈出口(順差)三大部分組成;二是生産法,從生産過程中的工業增加值、農業增加值、第三産業增加值進行統計;三是收入法,從收入者的角度(包括折舊、包括工薪收入)來統計。
目前我國主要採用的是支出法和生産法。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長比人民的生活水準增長得快。
“問題在於我們GDP的生産結構、生産方式,包括投入和産出的效果不太好。因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標只是想搞投資(現在投資資金密集度已經很高),而投資需要佔用大量的資源,很多的投資才能生産出比較少的産值,這種不合理的結構下造成的後果是,地方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資金,投資到根本對人民收入提高沒有直接效果的大項目上,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且減少了其他方面經濟增長的資源可利用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近年來,我國的投資增長水準異常高,上世紀90年代後期超過了35%。之後更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宏觀調控過冷後的“擴張財政”而一增再增,2002年投資增長超過40%,2004年超過45%,2005年更是達到了50%。
相反,我國GDP構成中個人消費比例低。且近年來不斷下降。全世界消費佔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國更是高達80%—90%,而中國只有57%—58%。
“這麼多年的超高投資,儘管可以説明國家財政實力較強,但更能夠反映出投資效益的低下。”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袁鋼明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地方政府在確定GDP目標的時候,在消費、投資、出口中,首先應該確定消費的增長水準,要把人民的收入提高和消費水準的提高放在第一位。
“其實一直以來,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並不是GDP。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把GDP作為一種考核標準。好像一個地方GDP越高,工業區辦得好,看著紅火,別人就覺得你有能力。”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分析説,而且人們也把GDP看成是政府官員可以完全控制的變數,於是地方官員就把主要精力放到運用權力,以投資為主要手段,維持GDP的高增長。
政績考核新標準強化民生色彩
吳敬璉最近談到舊體制留下的四大遺産時,把以GDP作為政績考核標準放在了第二位。他認為現在看一個地方的政績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長率怎樣,看它物質生産部門産值有多大。這就形成一種負面驅動,使各級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會長房維中近日也指出,GDP增長速度並不是越高越好,GDP增速一高,問題就來了。“什麼品質、效益、結構、優化、和諧,全都不顧了,以至七(7%)不過癮、八(8%)也不夠。”房維中直言,把GDP作為政績考核標準是愚昧無知的表現。
在社會各界對GDP發出質疑聲的同時,其實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也早已在積極探索符合實際的官員業績考核新方法。
其中比較搶眼的當屬河南的新制。據《中國經濟週刊》了解,為了客觀反映和評價2005年河南省各縣經濟發展水準,河南省統計局已經採用新方法對2005年全省108個縣(市)經濟實力進行了綜合評價,並初步選擇出20個經濟發展強縣和10個經濟發展快縣。
“新方法降低了GDP及總量指標的權重,提高了每人平均指標的權重。使評價縣域經濟發展時不單單以GDP等總量指標論英雄,更注重經濟增長的品質和經濟要素內部關係的協調。”
河南省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處處長趙德友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説,這套指標體系既有總量指標,也有每人平均指標;既有生産指標,也有效益指標和政府、居民收入指標;既有反映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也有反映經濟發展潛力的指標;既有單項指標,也有複合指標。
他表示,通過這一指標體系對縣域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評價檢測,能夠較為全面地、科學地反映縣(市)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進而顯示當地官員的政績表現。
“新的評價體系強調的是綜合實力,而不是經濟總量或某一單項指標,可有效抑制GDP虛高現象。”趙德友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和2003年考核相比,此次新增加了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佔GDP的比重、新增居民儲蓄存款佔GDP的比重兩項指標,可以綜合反映出一個縣的財力情況和居民的富裕程度。
“這就是強調發展縣域經濟既要強縣、又要富民。”趙德友説,新的評價體系具有明顯的導向性,即引導縣(市)領導幹部逐步轉變過去重生産輕效益、重速度輕結構的發展觀念,最終以老百姓的富裕和地方財力的增強作為衡量幹部政績的根本標準。
“河南的做法無疑是考核政績的一次創新。此外,要考核官員的政績,就業是一個核心標準,其次是社會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社會事業。整個社會追求的應該是福利最大化。”王小廣向《中國經濟週刊》建言。
觀點:新政績考核標準應強化就業和收入
主持人:《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王紅茹
嘉賓:
王小廣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
袁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
呂 方 河南省汝南縣委副書記
GDP增長到底多高才合理?
主持人:對於GDP增速,國家和地方的指標保持在多少效果最好?
王小廣:我們曾作過分析,一個國家長期均衡的增長率最好是在8.5—9%這個區間是最好的。因為在這個區間,增長速度比較快,通脹率也不高,一些矛盾也會少一些,比較穩健。
此外,GDP增長還是要體現到對老百姓的福利上。如果一個地方經濟增長很高,但是老百姓沒有得到實惠,或者只有少數人得到很大的利益,這個高增長就有問題。所以,整個社會應該是追求一個高品質、可持續的的增長。
呂方:像我們這樣經濟不太發達的縣,GDP增速保持在9%就相當不容易了。即便是發達的縣,要達到11%、12%、13%的增長速度,也算是很高的了。對一個縣來説,GDP不必要定得太高,最主要的是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做點實事。
政績考核應打“民生牌”
主持人:既然用GDP指標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存在很多問題,新的政績考核標準應包括哪些方面?
王小廣:新的政績考核標準應該強調就業增長在考核中的作用。現在的經濟增長存在很多問題,高增長應該帶來高就業,現實卻並非如此。如果8%的增長帶來的就業率比較高,10%的增長帶來的就業比較低,那選擇8%就更好。在GDP增長速度和就業增長速度之間,我們更要偏向於就業增長。
袁鋼明:新的政績考核標準應該以人民收入提高為最高目標,應該包括就業率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如果就業搞不好,社會就不安定。而一些地方政府卻是在矛盾已經很激化的時候才予之考慮,把就業當成了底線,而不是首要目標。
此外,在GDP指標中,應該適當削減投資的比例。國際上,GDP的提高中包含著合理的收入提高,因為人民收入很低時GDP很高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而我們國家正好相反,GDP很高,不一定人民收入高。其實應當是人民收入高,消費就高,投資就能在消費的拉動下高速增長,最終實現GDP的高增長。
如何善用GDP指標
主持人:既然以GDP衡量經濟增長會帶來很多問題,那麼是否意味著現在和未來可以不要GDP指標了?
王小廣:我覺得未來可以不要GDP這種指標,只追求經濟平穩增長,防止大起大落就可以了。只要經濟平穩增長,增長多少,就是多少,就不會有那些虛的數字了。西方國家就沒有年度計劃和增長指標,只是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包括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但不會是今年增長多少、明年增長多少這樣的規劃。
實際上,經濟增長指標應該是一個讓經濟學家預測的指標,而不應該成為規劃。規劃應當是促進哪些産業的發展、增加多少就業機會,或者是改善和優化投資環境,促進福利方面的目標、計劃等。
袁鋼明:我認為GDP作為一項最綜合的指標還是非常好的,是需要的。但前提是GDP的生産結構要合理。如果GDP的結構合理了,那麼假如人民群眾的收入增長不快,GDP指標也會降低。屆時GDP從一個側面將能夠反映人民收入的提高水準。 來源:人民網-中國經濟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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