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了《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下簡稱《規劃》）。這個我國首次公開地利用外資規劃，在中國改革開放編年史上，將具有標誌性的深遠影響。西方媒體驚呼：“中國進入了挑選外資的階段”。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藉廣闊的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特別優惠的外資政策和良好的産業配套環境，為外資進入中國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和機會。毋庸置疑，外資在中國經濟崛起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在承接全球製造業轉移、躋身“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外資更是主要角色——在“Made in China”標簽裏，外資佔據了絕對的大頭。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全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嶄新階段。在直面全球競爭的大背景下，公平競爭、取消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呼聲逐漸高漲。儘管未有共識，在一些吸收外資比較多的地區，已有一些自發的矯正行動。比如原蘇州市委書記王珉曾經談到，由於外資佔本地經濟份額太大，蘇州招商引資的重點開始向民營資本傾斜。
“利用外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發改委外經所張燕生説。歸根結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完成。
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完全依靠外資發展成為發達國家。二戰後，德國、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崛起的最終表現形態，都是誕生了一大批富有全球競爭力的本國企業。
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在主要以GDP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指標的背景下，一些地區出現了盲目招商引資的情況，把最好的土地資源幾乎是無償地給予了外資公司，引進了一大批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項目。而且，享受諸多優惠的外資越來越多地向國內市場銷售商品，跟國內企業直接競爭，本國企業的成長空間受到了擠壓。
“十一五”開始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這是貫穿《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的一條紅線。《規劃》的三個突出亮點——品質戰略、環境友好、自主創新——都是與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路一脈相承。
去年初，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説：“要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從資源依賴型轉向創新驅動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軌道”。
目前，中國還不是經濟強國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創新能力薄弱。在這方面，《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創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鼓勵外資在我國成立研究機構，或者中外合作建立研發中心，或通過國際人才合作建立研究開發團隊。我國一些國家級的工程研究中心，也建立了面向國內外的開放實驗室，吸引國內外科技人才共同參與科技研發工作。
在加大研發、自主創新方面，一批中國企業的行動令人鼓舞。華為、中興通訊已在國內外都設立了研究機構；京東方、長虹等企業通過收購，引進了海外高科技研發團隊；中芯國際的企業管理和技術團隊來自於世界各地。
伴隨著一批中國企業成長為富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中國就會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
歷史往往如此：滄桑巨變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而當人們驀然回首，卻分明聆聽到它前行時每一聲凝重的腳步。《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的標誌性意義，也許若干年後的評價才能更加準確。
歲末，《中國投資》專訪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外資司孔令龍司長、對外經濟研究所張燕生所長等權威人士，為您深入解讀《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的微言大義。
專訪外資司孔令龍司長
由量到質的轉變
進一步推動利用外資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使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彌補資金、外匯不足切實轉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來
《中國投資》：2006年11月9日發改委發佈了《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這是我國第一次公佈利用外資的規劃，各界人士也有很多解讀。作為外資司負責人，您可否介紹一下《規劃》出臺的背景和政策意圖？
孔令龍：2006年是我國實施“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的收官之年。中國對70多個服務部門的擴大開放承諾即將全部履行到位。在這個背景下，外資將以什麼樣的態勢進入中國，中國政府對外資管理有著怎樣的宏觀考慮和調整，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5年，利用外資政策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要公開，透明，讓所有外資對今後5年中國政府的中期政策有一個比較清晰的預期。這也是我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加快形成穩定、透明的外資管理體制和公平、可預見的政策環境的重要舉措。
該規劃是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根據國務院同意的專項規劃編制計劃，在編制過程中，廣泛徵求過外交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國務院40個部委、直屬機構和11家行業協會的意見，也徵求過地方發展改革部門及部分研究機構、企業、專家學者的意見，也跟外資企業座談過。可以説，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是今後五年我國利用外資工作的重要指南。
《中國投資》：《規劃》的出臺，標誌著我國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發生了哪些重要的變化？“十一五”對利用外資的目的、總體戰略目標提出了哪些更新、更高的要求？
孔令龍：最重要的方面，是從“十一五”開始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這是貫穿《規劃》的一條紅線。也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的，“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切實提高利用外資的品質，加強對外資的産業和區域投向引導”。
提高利用外資品質，是這個《規劃》強調的重點。從改革開放到2005年，大部分時間還是追求外資規模，重數量。這一次，中央提出“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科學發展觀，更強調品質，而不是刻意追求規模。
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妥善處理好利用外資與國際收支平衡、利用外資與用好國內資金之間的關係，促進國內産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切實提高利用外資的品質；推動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在擴大開放中積極主動抵禦和化解各類風險，切實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進一步鞏固、發揮和創造我國的比較優勢，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科技合作與競爭。
《規劃》對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戰略目標進行了調整，具體為：進一步推動利用外資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使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彌補資金、外匯不足切實轉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來，更加注重地區平衡、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資源能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切實把利用外資同提升國內産業結構、技術水準結合起來。
“十五”期間我國抓住國際産業轉移的機遇，通過利用外資和自主創新，基本奠定了我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基地之一的地位。今後五年，我國將採取相關政策措施，努力實現外商投資從簡單的加工、裝配和低水準生産製造層次進一步向研究開發、高端設計、現代流通等新領域拓展，推動我國成為世界高附加值産品的製造基地之一。較大程度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水準。顯著提高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利用外資的規模、品質和水準，進一步增強東部地區經濟國際化程度和國際競爭力。繼續用好國外優惠貸款，更加注重貸款使用的品質與效益。加強對外債結構和使用方向的調控，嚴格防範外債風險。利用外資總規模要在“十五”基礎上保持平穩增長。利用外資的管理體制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協調。
《中國投資》：請您評價一下我國“十五”期間利用外資所取得的成果？
孔令龍：“十五”期間，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全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嶄新階段，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臺階。“十五”期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約3830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約2860億美元，境外發行股票籌資約380億美元，借用國外貸款約460億美元，大大超過了“九五”的實際完成額。主要特點是：一是外商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投資方式更為多元化。二是承接新一輪國際製造業轉移取得顯著成效。三是服務業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對外開放取得明顯進展。四是借用國外貸款平穩增長，有力地支援了國家重點項目的建設。五是外債管理能力進一步增強，外債規模與國民經濟發展水準和國際收支狀況相適應。六是利用外資的法規政策不斷完善，管理水準逐步提高。
《中國投資》：未來中國對外資的管理體制，演進方向是什麼？目前給予外資的優惠比較多，何時內外資能夠實現完全的公平競爭？
孔令龍：對外資企業的管理，提出要逐步給予國民待遇，這跟政府職能轉變、管理更加公開透明、管理高效率是分不開的。未來的重點不是管，而是提供服務。國家對資本項下的外資管理將更加開放。
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內外資平等競爭問題，朝這個方向走沒有問題，但具體何時要依據立法機關的時間表。
《中國投資》：根據《規劃》，“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要實現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過去“重數量”産生了哪些問題？對於“質”如何考慮和把握？
孔令龍：過去我國利用外資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比如，長期存在的引進外資“重數量輕品質”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違規設立開發區，違法徵地，浪費土地，不計成本盲目招商引資，片面追求引進外資的數量，違反國家環保法規和産業政策的現象時有發生。引進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資源的外資企業。出現部分行業龍頭企業被外資並購情況。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和水準總體比較低，與東部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差距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企業帶來的技術外溢作用不夠突出，部分外商投資企業濫用智慧財産權保護，不利於我國企業自主創新。現有的利用外資管理體制亟待完善，部分現行政策不利於創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等等。這些問題在“十一五”期間要高度重視，積極應對。
到“十五”末期，外商投資累計達到6300億美元。政府的政策引導要從過去比較看重其特殊性、比較注重外資數量的增加，轉移到以貫徹科學發展觀和統籌內外資、統籌沿海和內地平衡發展為根本出發點，把利用外資納入到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下考慮，以品質戰略代替片面的數量戰略，把追求外資品質、外資結構優化，追求外資與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和諧性和統一性作為重點。
《中國投資》：在實現利用外資由量向質的轉變過程中，您認為需要採取哪些調控手段？
孔令龍：從利用外資的宏觀調控角度來講，從2006年開始，對高耗能、高污染、消耗資源比較多的外資企業，不但要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有些還要加出口稅。目前，中國外貿出口構成中，約58%是外資企業，調整出口退稅，實際上是對資源、環境壓力過大的外貿順差過大的調控。外資把中國作為製造基地，我們是歡迎的，但不能把污染和高耗能産業轉移到中國來，因為中國每人平均資源還是很短缺的，環境容量也有限。這樣，就對地方政府和外資企業有一個政策指導。
再有，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也在提高，如果再去辦簡單的加工裝配、勞動密集型産業，對外資企業的發展餘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外資企業必須向高附加值轉型，發展金融保險服務業、更高水準的研髮型高技術産業。沿海地區不能跟內地爭搶勞動力密集型産業。
區域協調發展
利用外資品質的轉變主要看東部發達地區，他們轉變了，中國利用外資85%以上就都轉變了
《中國投資》：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均衡，利用外資的水準也不一致。如何提高中西部地區及東北老工業基地利用外資的規模、品質和水準？
孔令龍：從區域結構看，隨著東部地區生産要素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地區將迎來利用外資的良好機遇，順利實現外商投資的梯次轉移將成為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面臨的重要任務。
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今後一段時期還會存在。但著眼于發展角度，東部與中西部要打破現有的不平衡。具體表現為：東部地區要在完成工業化、資訊化的同時，率先把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跟利用外資的工作協調、統一起來，使利用外資服從、服務於支援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加快“騰籠換鳥”，提升外資在高新技術産業和金融、保險、現代物流等服務業的比重。
“十一五”期間，國外優惠貸款80%以上投向中西部地區，改善中西部的投資環境，解決制約投資和發展的瓶頸問題，比如打通主幹道,完善一批基礎設施等。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支援重大項目和自主創新，同時也關注中西部地區社會服務領域的發展，如發展職業教育,改善生態環境，支援農村衛生服務。
對與東部地區鄰近的中部地區而言，可能大量承接東部地區轉移過來的一般加工業外資項目。我們認為，西部地區應遵循的路徑是：依託它的資源優勢，搞一些大項目，像廣西的鋁，貴州的磷；依託大城市的科研教育人才優勢，利用空港優勢搞一批高附加值製造業，比如整合電路在重慶、成都、西安的發展。
總之，“十一五”期間，利用外資的區域性政策要體現促進地區間平衡發展，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投資》：過去，70%以上的國外優惠貸款都投向了中西部地區，比例已經很高。這次《規劃》為什麼把這一比例進一步提高到80%以上？
孔令龍：按照建立和諧社會的要求，地區間要有平衡發展。國家掌握的國外長期優惠貸款，主要用於進一步推進地區間經濟發展平衡。所以《規劃》明確提出，80%以上都要用於中西部地區，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環境的改善、教育、衛生、人力資源和社會事業發展等，促進地區間結構平衡。
《中國投資》：《規劃》提到，東部沿海地區要“率先實現利用外資由‘量’到‘質’的轉變”。既然講到“率先”，是否説明東中西部對提高利用外資品質的時間表有不同的要求？
孔令龍：我國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東西部差距非常大。從利用外資方面來講，雖然把國外優惠貸款的70%～80%都安排在中西部地區，但畢竟數量有限，中西部有近20個省。
從外商直接投資來看，85%都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只有15%。所以説一律以品質為先導這是毫無疑問的，是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的要求。但對東部地區來講，由於外資規模已經相當大，在土地、水、資源、環境等容量有限的情況下，東部地區要率先轉變增長方式。
目前，中西部廣大地區利用外資的規模與東部地區相比還很小，5年內也難以根本改變。所以，利用外資品質的轉變主要看東部發達地區，他們轉變了，中國利用外資85%以上就都轉變了。
《中國投資》：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水準比較低，在執行《規劃》時，尤其在提高外資品質方面有一定的困難，您是怎麼考慮？
孔令龍：剛才也講到，中西部跟東部不是同步走的。再一點，“十一五”規劃期間要重新修改《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這次修改目錄時，也要對中西部指導目錄進行修改，根據中西部地區的特色産業和當地實際情況，每個省出一個針對本省情況的目錄。由地方政府報到發改委，發改委再會同商務部以及有關部門，報到國務院批准。這樣，避免全國地區間差別很大、一刀切情況的産生。
服務業開放
希望外資能帶來一些先進的服務業管理理念和方法
《中國投資》：《規劃》鼓勵外資進入服務業，對金融物流等服務業如何引導？
孔令龍：服務業到2006年12月11日已經全面執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出臺了《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就是重要標誌。國內幾大家商業銀行都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在海外和A股市場分別上市，目前只剩下農業銀行。保險業的外資也進來了，物流也是開放的，對批發、零售環節基本也放開了。
整體來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空間是相當大的。因為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産業結構中，第三産業比重明顯偏小，在發達國家70%以上都是服務業，甚至於與發展中國家印度相比，我國的第三産業比重都明顯偏小。
《中國投資》：《規劃》提出，沿海地區要在金融、保險、商業的開放取得重要進展。“重要進展”應怎麼理解？
孔令龍：目前，大約有180多家外資銀行在中國開業，進入證券市場的QFII已經超過100億美元。其他服務業，像汽車金融保險等都在不斷擴大。
對重要進展的理解主要還不是在數量上，外資服務業在服務水準、管理理念和硬體水準上比較先進，我們希望外資能帶來一些先進的服務業管理理念和方法。
《中國投資》：零售業開放一直有一個爭議，説沃爾瑪大量採購中國産品，掌握了定價權，將來會對中國製造産生壓制。您如何看待對沃爾瑪的爭議？
孔令龍：所謂取得定價和銷售的控制權，就要看其是否達到了壟斷地位。如果沒有壟斷，那就還處於正常的競爭範圍。從目前來看，沃爾瑪大量採購中國商品對中國産業是有利的，由於其在全球龐大的資源，帶動了中國商品在沃爾瑪其他國家的銷售，帶動了中國商品的出口。
至於沃爾瑪、家樂福等外資的大型商場超市，對中國零售業造成了競爭壓力，是在預料之中。核心還是得看它是否已到了壟斷程度，從目前看還遠遠沒有。
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
《中國投資》：在發揮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的引導、輻射作用，增強我國的整合創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方面，將採取哪些引導措施？
孔令龍：政府將鼓勵並引導外商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把高端加工製造環節、研發機構轉移到我國，鼓勵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生産製造、配套、服務和培訓基地，制定鼓勵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國內企業進行研發合作的配套政策，更好地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要完善外商投資項目進口設備免稅政策，鼓勵外商投資項目採購國內先進設備和技術，為國內成套裝備、先進適用技術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在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的同時，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制定防止跨國公司濫用智慧財産權制約我國自主創新的規範政策，增強我國主動參與智慧財産權規則制定的能力。
鼓勵外商在我國進行風險創業投資，加快出臺有關配套政策，借鑒國際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健全外商進行風險創業投資的進入和退出機制。建立健全鼓勵海外留學人員、海外僑胞專業人才回國創辦高技術企業的政策體系。制定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來我國投資和工作的稅收、出入境、工作許可等相關配套政策。
《中國投資》：《規劃》提出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應如何理解？
孔令龍：中華民族要提升自主的創新能力，但創新不是閉門造車，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技術的進步要依賴於吸收國外各種各樣的先進技術，所以我們鼓勵外資在國內建立研發中心，在中國創造新的技術、新的品種。從微觀上看，這有可能會有負面影響。外資建立研發中心，使用本地的優秀技術人才，勢必抽走國內企業的技術骨幹。但從長遠來看，研發中心建多了以後，會有技術擴散的作用，而且也帶動、刺激了國內企業的研發發展。當前幾家民族汽車企業的骨幹人才大多是從合資汽車公司跳出來的，就很説明問題。
合資企業帶進來技術的同時，對國內企業的創新也有一種刺激作用。同時，國內企業吸收了它們的經驗，進行創新，也推動了外資企業必須把新的技術拿進來，這是相輔相成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中國投資》：有一些外資在中國濫用智慧財産權，對我國企業的創新活動産生了負面影響。未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
孔令龍：一般來説，申請智慧財産權專利的目的，無非是獲得更高的利潤。所謂濫用智慧財産權，就是設置了各種專利陷阱，使你無法逃避，最終達到限制競爭、技術壟斷的目的。這就妨礙了包括我國企業在內的任何其他企業的創新。
比如像高端IT業就存在這種問題，他註冊了一種技術模式，你想發明另一種模式，但另一種也被它註冊成專利了。這樣，把我國企業的創新路徑完全堵住，造成無法突破的情況。
目前，我國在智慧財産權、專利等問題上，還是強調要保護智慧財産權，反對盜版。對濫用智慧財産權造成了過當保護，研究得並不多，但這種情況客觀上存在。現在不管從制度上還是實踐上，對這個問題的考慮都不是很多。當然，這個問題已超出利用外資的範圍，但解決好了，對引導外資促進我國企業創新有積極意義。
外資並購審查
制定出一個外資並購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敏感行業清單，會使整個開放更加透明和公開
《中國投資》：過去兩年，並購型外資增長很快，也引起了很大爭議。外資並購的邊界在哪？關於敏感行業和企業清單，目前進展如何？也有人提出，發改委提出對外資並購的管理，對涉及經濟安全案例進行審查管理，是不是保守？是不是搞經濟民族主義？
孔令龍：這個問題正在研究辦理當中。並購在社會上是一個熱門話題，個別並購案確實涉及經濟安全、産業安全。但什麼樣的行業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目前還沒有一個標準説法。我們要做的工作，恰恰就是界定出來：哪類企業、哪些行業涉及國家的經濟安全。
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是政府的職責。制定出一個外資並購涉及的敏感清單，會使對外開放更加透明和公開。這種審查絕不代表經濟民族主義，審查也並不意味著否決，通過審查放行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們審查的重點是其並購安排是否真正影響到國家安全，是否涉及惡意並購。
提出一個可操作的涉及國家産業安全的清單，使外資有一個公開透明的預期，敏感行業、涉及股比等安排都有了一個確定的規範以後，對外資並購的發展更加有利。
配套政策
我們會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和有關部門共同回顧和評估《規劃》，推進相關政策的制訂
《中國投資》：在如何貫徹落實《規劃》的配套政策方面，您有哪幾點考慮？
孔令龍：首先這個規劃本身是一個政策指南，不是指令性的規劃，根據《規劃》提出的指導思想、要達到的遠景目標，各部門都針對這樣的原則和思想來研究制訂政策。這個政策不是抽象的，比如産業、稅收、海關、國土、環保等部門，都是根據利用外資的方向和原則，來研究制訂各種政策。
國家發改委作為一個宏觀調控部門、綜合性的部門，我們會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和有關部門共同回顧和評估《規劃》，推進相關政策的制訂。
《中國投資》：外資司當前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孔令龍：這次是我國第一次公佈利用外資的規劃，當前的重點除了要宣傳《規劃》外。我們將與有關地方、有關部門完善《規劃》推進的細節。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改《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以及中西部每個省的目錄，爭取在2007年上半年都能出臺。
“十一五”利用外資八項主要任務
引導外商投資産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積極穩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
促進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實現利用外資方式多樣化；
提高利用國外貸款的品質和效益；
加強對外債的宏觀監測和全口徑管理。
——《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
利用外資是手段，不是目的
——專訪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
《中國投資》：看《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下簡稱《規劃》），您認為有哪些主要特點？
張燕生：《規劃》是在我國利用外資的新形勢下出臺的。從目的來講，從改革開放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國利用外資主要是為彌補外匯和資本短缺的缺口。1990年代中期以後，利用外資的重點就轉向了注重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優秀人才和管理經驗。
我認為，目前我國利用外資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從這個角度分析，《規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非常強調環保，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從實踐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像珠三角、長三角，已經明顯地出現了從“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的轉變。“招商選資”的最重要標誌就是要節約土地，節約資源，要滿足更高的環保要求。
第二個重要特點，《規劃》強調一些新的招商引資的重要方面，比如鼓勵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加大利用證券投資基金、戰略投資人等多元化的引資方向。內涵就是，要通過引進增強我們的全球化綜合運作能力，不再僅是對人才、管理和技術的引進。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非常重要，它標誌著全球化進入第二階段。從貿易投資的全球一體化到金融一體化，出現了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情況，而且出現了低通脹、高流動性、普遍增長都比較快的態勢。從這個角度，中國吸引外資，越來越多地不僅僅集中在直接投資，其他投資工具、投資方式的運用也越來越多。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中國投資》：目前，我國利用外資面臨哪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規劃》有哪些反映？
張燕生：過去，外資在華比較重視綠地投資，現在確實出現了一個並購浪潮。當外資並購我國的金融、物流、研發、技術和重要技術裝備製造業的時候，使我們利用外資的管理體制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就是：怎樣在跨國並購增加的情況下，尤其是並購我國的戰略性資源和一些重要産業的時候，如何制訂國際通行規範，有效管理和保護戰略資源、成長空間和國家利益，如何運用市場機制解決好開放市場和産業與維護産業安全的界限。在這方面，《規劃》做了很好的要求和規定。
目前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規劃》對利用外資的新方式，像換股、相互投資等方面也提出了很好的想法。
近年來，外商來華投資出現了很多新的趨勢，比如獨資化，外資加大在華生産和內銷的比重，外資企業之間相互配套、系統引進、空間集聚等新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新的挑戰：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擴散和外溢效應大大降低了，減少了本地企業為外資配套的機會，《規劃》在這些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中國投資》：您剛才談到的並購型投資，近兩年引起爭議非常大，是否存在一個增長過快的問題？
張燕生：從全球來講，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了跨國並購熱潮的時候，並購佔直接投資的比例超過了3/4以上。外資並購佔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在我國長期是3%～5%，這兩年上升到8%～10%，但比70%～80%還是差得遠了。外資並購不是太快，而是太慢。
綠地投資，意味著新佔土地和資源，新增生産能力。新建實際是把蛋糕越做越大，資源越用越多。而並購是在現有資産存量中間進行一些調整，如所有權更換、股權結構更換、技術含量更換，是存量的一個變化。
尤其在東南沿海地區，有一種做法叫“零土地增資”，就是新增加外資但不增加土地消耗。在很大程度上，並購能夠使資本和要素得到有效的利用，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化中間導致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加快，跨國並購出現這麼高的比重和速度。
外資並購在中國發展緩慢，一是資産品質比較差，二是這方面法律政策的規定嚴重或缺。
真正的問題還不在於太快還是太慢，而是當外資要並購我國的金融、物流、研發、重要技術裝備製造業的時候，這時發現我國在研究制訂符合國際通行規範、有效保護和保障本國戰略性資源成長空間和國際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體系嚴重或缺。
就是一旦外資並購，哪些東西可以並購，哪些不可以並購，允許和禁止之間需要經過怎樣一個審查的程式，審查程式的標準和依據是什麼。這方面的規定太少。這是我們的外資管理體制的問題，而不能説人家太快了。
“凱雷徐工並購案”之所以引起那麼強烈的討論，因為它引出了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還遠遠沒有達成共識。《規劃》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方面，加強審查外資並購敏感行業、重點企業，確保關係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産業的重點企業控制權和發展主導權。
開放市場和産業，與維護産業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之間應該有一個有法可依的邊界和度。邊界在哪？度如何把握？有了這些，外資才可以按照我國的有關法律和規定決定怎麼並購。
《中國投資》：外資在我國外貿出口中所佔比重很大，導致中美貿易順差過大、貿易摩擦等問題。您如何評估外資對我國外貿平衡的影響？
張燕生：影響太大了。全世界都很難找到像中國這樣，在經濟趕超階段的前期對外資開放程度這麼高，也很少有加工貿易遍地開花的情況。
外資來中國投資有兩個動機，一是成本驅動型，二是市場驅動型，前者是利用低成本優勢搞外銷，後者看重龐大的中國市場。
全世界三大生産體系之一的東亞生産體系，像日本、韓國、臺灣省和周邊四小龍、四小虎等，把製造品的加工總裝環節轉移到中國（第一原産地改成了中國），他們過去跟美國、歐洲等國家的貿易摩擦、順差，都轉嫁到了中國。
中國就變成了從東亞生産體系進口中間産品，在中國進行最後一道工序加工組裝以後，以最終産品的形式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因此，原本是美國、歐洲同東亞生産體系的貿易摩擦，變成了與中國的摩擦。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一定要注意，加工組裝環節是技術含量和增資含量非常低的環節，而像土地、水、勞動力等資源消耗非常多。
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摩擦，跟世界上任何一個貿易摩擦都是不一樣的。一般貿易摩擦是，我的産品搶了你的市場，因此你要打我。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像彩電、傢具、服裝等商品決不會搶美國人的飯碗。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根本就不是競爭性結構。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打得很慘烈了。
在我國的外貿出口中，一般加工貿易佔到了50%以上，其中外資比重超過80%。
中國高新技術出口增長很快，引起了美國和歐洲的警覺。高新技術産品的出口，給別人留下的印像是你已經有很高的技術能力了，但90%以上都是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實際上，在美國的IBM、MOTOROLA，歐洲的NOKIA、大型飛機空客380，轉移到中國生産，但這並不是中國的技術和産品的結構和能力。
籠統地講IT多少、高新技術多少，好象製造業不錯，但這僅僅是中國技術的一個幻景。我們腳踏實地地研究一下，究竟多少高新技術出口是中國企業的？有多少高新技術出口具備高新技術産品的特性？還是很少，因此我國自主創新的道路任重而道遠。
《中國投資》：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作為選項之一？對外資將産生怎樣的影響？
張燕生：匯率是一個直接的價格調整手段。如果人民幣升值，出口就變得越來越貴，進口越便宜，貿易收支就會變化。人民幣越貴，拿著資本換人民幣資産就會越來越貴，拿著人民幣換外國資産就越來越便宜，流進減少，流出增加，國際收支狀況就會得到相當改善。
但僅靠調整人民幣匯率是不夠的。目前，像出口退稅、兩稅合一、外匯管制等很多政策，都是與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不匹配的。還有，中國企業海外上市融來的美元，怎樣用換股方式留在國外，盡可能不要匯到國內，幾百億美元的往裏進，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壓力會更大。
説到底，今後還是內需為本，“內需立國”是基本的戰略。過去過於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的政策，應該逐步轉為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不要僅僅給外資優惠。因為現在外資越來越多地內銷，跟國內企業發生直接競爭關係，而外資受到這麼多優惠，國內企業怎麼打得過呢？
《中國投資》：按您剛才所講，提高利用外資品質，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擠出周邊國家的低水準外資，加大對歐美企業的引進？
張燕生：全世界的産業和技術是分層的，真正的核心技術、原始創新的智慧財産權、高技術、高增值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在西方發達國家。但直到現在，我們吸引的主要外資是華人資本和周邊資本。
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商業環境發展到現在，消費市場達到這樣一個規模，大型跨國公司願意來了。應該講，你不吸引，它也會來，做生意都會追著中國這樣大的市場。
外資不是雷鋒，到中國來就是尋求贏得超額利潤的機會。我們一定要明確，利用外資是手段，目的還是要發展我們自己，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和産業競爭力。但過去，我們在目的和手段之間始終處理得不太好，現在遇到很多深層次矛盾，實際上反映了這一點。
利用外資的轉型升級，就是希望來一些大塊頭的跨國公司，擁有關鍵技術、關鍵管理竅門，他們的生産環節越高越好，這樣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現在的核心問題是，第一，跨國公司的生産環節越來越高，本地的生産、技術、服務體系如果仍然維持在一個低水準，怎麼能配套和合作？如果沒有配套和合作，跨國公司佔有了我們的土地和市場，本國産業就沒有發展的機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也是我們外資管理的很大問題。未來，我們應該使跨國公司發揮更好的技術外溢和技術擴散，更好地使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參與到跨國在華生産體系當中去，獲得成長。
《中國投資》：隨著利用外資品質的提升，低水準外資將有什麼樣的趨勢？
張燕生：隨著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隨著中國的土地、要素、人民幣匯率、進口稅、出口退稅等政策的調整，在中國的成熟技術、實用技術的一般製造業外資面臨成本上升的問題，今後它們有三個選項：一是按照中國發展高新技術的要求，提升技術和附加值的檔次；二是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三是向越南、孟加拉、印度轉移。
如果仍然在東南沿海地區，一般製造業外資的檔次必須提升，增值能力不上升，根本呆不住。向中西部轉移，也取決於那裏的投資和商業環境的改善，對外銷型的製造業來説，交通基礎設施、物流網路、配套服務等非常重要。當然，也取決於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國的努力。
《中國投資》：部分在華的外資企業濫用智慧財産權，阻礙了我國企業自主創新，這個問題日益嚴重，您怎麼看？
張燕生：這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我始終認為，所有對外資的攻擊實際上都在批評我們自己。
財産權和智慧財産權作為權利，應該尊重和保護，這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準則，不可逾越。什麼叫濫用？如果你承認他有這個權利，就不存在濫用。
比如美國和中國打智慧財産權保護，目的是什麼？是讓音像影視等屬於美國軟實力的東西進入中國，並且獲得商業利潤。日本跟中國企業打DVD的智慧財産權，打的是競爭力，你的核心競爭力中間的技術是我的，不是你的，我要釜底抽薪把這個拿走，整個産業的核心競爭力就被拿走了，你就形不成競爭威脅了。
反過來，中國要發展，也要尊重財産權和智慧財産權，構建一個法治的經濟，依法從政是基本準繩，這些都不會錯。
但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窮國和富國之間，對智慧財産權強調很多，窮國的技術來源、技術模倣、技術進步和擴散怎麼辦？這就不是你的事情，而是我的事情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印度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做法值得思考。印度在生物醫藥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不認可這個領域的智慧財産權保護。不承諾尊重這個權利，意味著印度可以公開仿製發達國家任何一個研發出來的新藥，只要不把它賣出印度之外。就在自己的人民中間去吃，可不可以呢？這是人家的主權，印度這麼做，使人民得到了實惠。
現在，印度已經出現了生物醫藥的跨國公司，擁有比中國強大得多的研發和技術能力。這時，印度要實施其全球化戰略，就承諾要尊重生物醫藥領域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既保護西方的，也保護本國的。
所以，現在不是美國濫打智慧財産權的問題，而完全是我怎麼管理的問題，我的手段是什麼，目的是什麼。應該考慮，如何看待先進技術領域的産權保護，如果是單方面要保護對方的權利，在經濟發展時期，我能不能做到，這麼做是不是就是合理的。
《中國投資》：大型國企到海外上市已有10多年的歷史，現在它們越來越傾向於同時到國內A股上市。您是怎麼理解這個變化？
張燕生：首先，我們利用外資的目的變了。由過去吸引外匯和資本、技術、管理和人才，到現在，利用外資主要是為了培養和提高我國的全球化綜合運作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海外上市的核心問題是怎樣形成全球運作能力。
前段時間，紐約交易所總裁來中國，提出“N+H+A”（紐約交易所+香港聯交所+上海交易所）的上市方案。就是説，一個好的優質資産，可以同時在A股、H股和N股上市。大家都來競爭一個好企業的優質資産，就形成一個市場機制“優者勝”，誰表現好大家都願意持有。資産越來越國際化，激勵越來越全球化了。
目前，美國證券市場的監管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對優質資産有很好的識別和監督。現在，中國企業越來越接受一個開放、越來越高的全球標準。這是一個趨勢，從吸引外資的角度也沒什麼不好。
來源：中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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