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圖：一幅畫兩岸圓合路 告慰文化“瘋子”

　　6月1日，深受兩岸矚目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在臺北故宮博物館舉行。在本次合璧大典中，最受關注的就是《富春山居圖》前段“剩山圖”與後段“無用師卷”實現360年來的首次合璧。《富春山居圖》前段稱《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後段較長稱《無用師卷》，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趙振清 攝

　　歷經300餘年的分離後，這幅傳世山水終於合璧。斷開容易，圓合展出卻謀劃了整整10年。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畫是如此，人何以堪。”

　　2011年6月1日，臺北故宮博物院正館210、212陳列室裏，兩幅山水畫並排擺放在14.5米長的大通櫃中。在場者個個引頸，身子前傾，努力記住這個連乾隆皇帝也曾念想而終不得的場面。

　　兩幅畫本是一幅圖，名叫《富春山居圖》。由“元四家”之首黃公望為無用師和尚所繪，以浙江杭州富春江為背景，全圖用墨淡雅，山和水的佈置疏密得當，墨色濃淡乾濕並用，極富變化，有“畫中蘭亭”之美譽，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清代，這幅名畫傳至著名詞人、收藏家吳洪裕手中，他視為珍寶。臨終前竟將此畫投入火中為自己殉葬，欲與此名畫共死。幸被其侄搶出，卻已燒成兩截，兩段畫從此分隔。其中一段名《剩山圖》，縱51.4釐米，輾轉被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後一段稱《無用師卷》，縱636.9釐米，歷經明清名家收藏，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入藏清內府，後藏至臺北故宮博物院。

　　從杭州到臺北，直飛只需90分鐘。而《剩山圖》與《無用師卷》的重聚之路，卻走了361年。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有言：300多年來，兩幅畫各自講述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借著這個展覽，讓觀眾們去見證。這兩個故事原來是一個故事”。

　　兩個故事最終成為一個故事，便是眼前這十餘年所發生的，《富春山居圖》的圓合之路。

　　從A道第九洞開始

　　杭州郊區富陽有條富春江，江畔坐落一個高爾夫球場。球場場主是個風雅人，對黃公望以富春江為素材繪製的《富春山居圖》更是癡迷得無以復加。他將球場A道第九洞置於高位，認為此處是欣賞富春江景的佳處。該球場場主思忖著，這第九洞的位置，或許就是當年黃公望觀摩江景從而創出傳世之作的所在。

　　2001年6月，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來這裡打球，從場主口中得知第九洞的玄妙，並了解此畫分處兩岸的狀況，由此萌發想法：是否有可能有一天把《剩山圖》和《無用師卷》合璧展出？

　　其實早在1993年，上海電視臺曾與臺灣的“華視”聯合舉辦中秋晚會，在月圓之夜讓這幅分居兩岸的畫作在電視螢幕上“合璧”了一次。但在螢幕之外，想讓這兩幅在歷史時空中分離得如此久遠的畫幅走到一處，卻艱難得多。

　　上世紀90年代，時任浙江省臺辦主任的楊建新也曾想促成兩幅畫的合璧。他跟同事商量著“希望兩段畫能夠跨越時空真正合在一起”。他通過多種渠道把資訊傳遞了出去，也有很多臺灣朋友表答支援，但“反饋回來的資訊都覺得比較困難”。

　　無奈之中，楊建新只好退一步，于1999年7月籌劃了“海峽兩岸書畫家《富春山居圖》圓合暨春江雅集活動”，邀請兩岸30多位書畫家，在富春江畔聯手臨摹《富春山居圖》長卷，連原作蓋有印章之處也用各種各樣的印章倣照著填補了上去。以此方式，讓《富春山居圖》總算在螢幕之外有了一次“合璧”。

　　春江雅集活動得到了當時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支援，他欣然讚許並題寫了“富春山居圖圓合”七個大字。

　　在兩岸政治環境如此冷熱不均的背景下，劉長樂開始知難而上，嘗試合璧的可能。他通過鳳凰衛視臺北分公司和上海分公司，分別從臺北故宮、臺北市政府方向進行試探，也與浙江方面建立聯繫。

　　2005年5月，劉長樂與已經從浙江省臺辦調任省文化廳廳長的楊建新會面。楊説：“(合展)我是一百個樂意，説起來當年我還努力過，可是夙願未酬，假如你們能促成這件事情，我願全力配合。”此後不久，楊建新進一步提出：“(合展)這件事情浙江方面沒有任何障礙；我們唯一的願望是實現雙向交流，我希望臺灣故宮博物院《無用師卷》也能過來。臺灣的同胞希望一睹《富春山居圖》的全貌，大陸13億同胞也同樣希望一睹它的風采。”

　　為此，劉長樂也幾次到臺灣努力。臺灣方面卻表示：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先過來，臺灣過去的事先不談。據了解，臺北故宮方面提出了司法免扣押等問題，“有來有往”並非如想像的那麼順暢。

　　所謂“文物司法免扣押”，即借展國須為展品出具法律保證，擔保所借展品不會以任何理由被扣留在借展國。大陸方面雖沒有這方面的文物法條，但大陸的海關法律裏面已經有類似的條款：所有境外(包括港澳臺地區)經海關批准暫時進口的貨物(包括文物)必須在海關如數清點清楚，在規定的時間裏，完成交流任務，並且如數運出海關，一件都不能留下。

　　“一開始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匪夷所思，後來才明白，他們覺得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很多文物本來就是大陸運過去的，他們擔心大陸會不會借展覽這個機會扣留。”這個對楊建新來説“想都沒想到的問題”，卻成為了圓合之夢的最大阻力。

　　大陸方面一般認為，文物司法免扣押的協定雙方，應該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這樣的主體地位，在海峽兩岸不能達成一致，“大陸為此出臺一部法律的現實條件也不具備”。

　　為了進一步推進合展，2005年7月，劉長樂與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赴浙江省博物館，在浙江省博物館館長陳浩的陪同下，觀摩《剩山圖》真跡。

　　同年8月8日，陳浩致信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石守謙，提出舉辦“浙江文物精品展”，將《富春山居圖》也涵蓋在內，希望《剩山圖》和《無用師卷》能夠在臺北與杭州互展。

　　“但這封信，我這個層面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這種情況下(實現合璧)更是不可能的。”陳浩戴著一副復古的書生氣的小圓眼鏡，在西湖邊堆滿書紙文獻的浙博辦公室裏，把這個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講給一撥又一撥的媒體。

　　信函溝通其實也是彼此試探態度的溫和之法，但在當時臺島政治氛圍中，這種試探只成了單向意願，且效力甚微。

　　2006年，劉長樂又一次到臺北拜訪故宮當家人，此時，院長已更換為民進黨人林曼麗。 但限于當時島內形勢，林院長“態度謹慎”，沒有給予確切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