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中國研究，始自中外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稱呼也隨時代的發展有所變化。而作為一門學科的設立，人們通常認為始自19世紀初，至今已有200年的歷史。
對於國外所進行的有關中華文明的研究，我國的學者雖早有關注，但作為一門學科加以研究，人們認為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197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資訊中心前身的情報研究所，在“文革”後期恢復工作時組建了“國外中國學研究室”，成為我國學術界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的最早機構。在研究室主任孫越生先生的帶領下，1977年和1978分別推出了《國外中國研究》和《外國研究中國》叢書。這兩套叢書，不僅是我國學術界有關國外中國學的最早出版物，也開啟了國外中國學研究各類叢書的先河。
除上述兩部叢書之外，國外中國學研究室還編輯出版了《美國的中國學家》等一系列研究國外中國學的基礎性著作，對學術界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産生巨大影響。1993年文獻資訊中心機構調整，國外中國學研究室併入基礎資料研究室之後，研究工作仍未停止，在新的形勢下，成功地開展了院A類重大課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外中國研究”；並於2004年成立了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此外，在2005年推出了孫越生先生生前傾注過大量心血的《歐洲中國學》，在2006年出版了一部含18個國家中國研究發展狀況的著作《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孫越生先生是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論》譯者之一王亞南先生的學生，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廣博睿智的學術眼光。由於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外交流不多，國人缺乏、卻渴望了解國外有關中國的研究情況，孫越生先生推出的介紹國外中國研究的叢書和一系列開展學術研究的奠基性成果，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重視，在出版界引發了介紹國外中國學的熱潮。
出版界譯介國外中國學的熱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且以叢書形式居多。如“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海外漢學叢書”、“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西域探險考察大系”、“瑞典東方學譯叢”、“法國西域敦煌學名著譯叢”、“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海外中國學研究系列”、“西方視野裏的中國形象叢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認識中國系列’叢書”、“國際漢學研究書係”、“外國人眼中的中國”、“西域遊歷叢書”、“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國叢書”、“西方發現中國叢書”、“東方文化叢書”等。國內眾多出版社都捲入了這一齣版熱潮之中，表明國外中國學研究已成為引人注目的學科。
同樣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社會上掀起譯介國外中國研究熱潮的時候，國外中國學研究開始步入大學的課堂。1983年，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典文獻專業率先開設了日本中國學課程。1985年，該專業開始招收攻讀國外中國學研究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並於同年建立了“國際中國學研究室”。1994年，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開始招收攻讀國外中國學研究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成為培養該學科專業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北京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室”成立之後，國內各大學也紛紛成立研究機構，積極投入到國外中國學研究的行列中。如1991年四川外國語學院成立了“國外中國學研究所”，1992年清華大學成立了“國際漢學研究所”，1996年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分別成了“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所”和“海外漢學研究中心”，2003年陜西師範大學成立了“國際漢學研究所”，2005年蘇州大學成立“海外漢學（中國文學）研究中心”。其中華東師範大學的“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設有“海外中國學史”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課程，與北京大學呼應，成為一南一北國外中國學研究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此外，有關國外中國學研究的研討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頗繁地舉行。如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海南舉辦的“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1997和199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分別舉辦的“國際漢學研討會”。2001年教育部、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大象出版社、北外海外漢學中心等單位共同組織舉辦的“世界著名大學漢學系（所）主任（漢學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和200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大會；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和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分別主辦的“亞洲地區中國學研究述評”和“世界漢學大會”等，都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年末，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大象出版社聯合舉辦了“國際漢學（中國學）研究回顧與展望（1977 2007）”會議。會議不僅回顧了國外中國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還成立了“國際漢學（中國學）研究學會”，從而表明對國外中國學的研究進入到新的階段。
上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種種動向表明，國外中國學研究已然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學科。從197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國外中國學研究室”至今，該學科從最初的學術資料積累到學科的形成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而這一學科的出現和迅速形成規模，恰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同步，這不能不使人們對發展該學科的意義格外關注。
中國是文明古國，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有過重要貢獻。但19世紀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社會發展滯後，在西方列強的欺淩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後社會，以致有人對中華文明的作用産生懷疑，認為儒教根本就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學説。國外中國研究的興起，使國人看到了西方國家對中華文明的研究，以及中華文明對西方國家社會進步的作用，看到了中華文明在域外的延伸，增強了對中華文明的自信。正如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指出的那樣，人們對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視，“是三十年來我國人文科學的學術觀念的最重要的轉變與最重大的提升的標誌之一”，它表明瞭人們對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從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方面，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國外情況的不了解，改革開放政策下學術界試圖儘快擺脫教條主義體系和方法的努力，以及對自我形象的重新認識與定位，也使人們對國外中國學研究長生了極大的興趣和需求。通過對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了解，學習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用“第三隻眼”的角度，了解我們的情況與不足，並加以改進，這種“借鑒説”成了國外中國學研究發展的巨大動力。
而在“延伸”與“借鑒”之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交流”。因為對國外中國學的研究，我們不能僅停留在“了解”和“介紹”層面，還應同國外學者展開交流。因為國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雖然有其獨到的值得尊敬的值得借鑒之處，但畢竟是另一種文化氛圍、另一種語境中的學者的看法，當我們了解到他們的觀點有失偏頗時，及時進行學術交流也很有必要。當外界對我們産生誤解時，國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應當把中國的真實的情況告訴國外的中國學家。因而，國外中國學研究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領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通衢。伴隨北京奧運會開幕的臨近，中國不僅要了解世界，也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成了國外中國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課題。（何培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