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有多長？三皇五帝有無其人？近代以來，為應對“上下五千年”等中華文明固有觀念遭遇的挑戰，一代代中國考古人為此畢生求索，每個炎黃子孫對這些命題也充滿關注和期待。

　　2002年，一項承載著“中國考古學百年夢”的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這是國內迄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多學科參與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國家工程。歷經十年的探索與努力，探源工程獲得一系列極為重要的考古發現，多學科研究帶來一批令人驚喜的研究成果。華夏文明初期的氣象日益清晰，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有望揭開。

　　中國考古學的百年夢

　　1926年2月5日，正值小年，京城一片節日氣氛，家家戶戶忙著過年。32歲的李濟卻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晉南考古之旅。他懷裏揣著清華校長曹雲祥和時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的梁啟超寫給山西省省長的信，沉甸甸的，裝著的是這兩位學術大師代表的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厚望：以現代考古學確認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國古史。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上下五千年”是我們追溯中華文明起源的悠久歷史和輝煌成就時的習慣用語，從司馬遷開始，便形成由三皇五帝肇其始的古史傳統。然而進入近代以來，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關於民族起源的固有觀念也隨天朝上國迷夢的驚醒而發生動搖和顛覆。中國的命運、中國的未來何在，成為擺在人們面前嚴肅且無可回避的問題。而她的未來，有賴於對她的歷史過程的深刻理解。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負責人之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告訴記者，有關中華文明的研究並不是從“探源工程”才開始的，而是中國學術界近百年來的一項大任務、大課題。探源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關係到民族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命題。當時，一些西方學者無視中國文明的整體特點，憑藉隨意比附，得出中國文化乃至中國人種起源於西方之説，一時間弄得國人莫衷一是。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協調探源工程的研究員李新偉説，那些關於中華民族應該從西亞、埃及尋找根源的西來説反映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迷惘及話語權的缺失。“大禹是條蟲”雖只是顧頡剛的一個比喻，但“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已然面臨崩潰，一種交織著愛國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悲涼情緒瀰漫于知識界。

　　在此情況下，中華民族到底是如何邁進文明門檻的，五千年文明是歷史真實還是神話傳説？人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新生的現代考古學，正如史學家翦伯讚所言，人們開始“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

　　1928年，殷墟發掘開始，這是中國學術機構組織的第一次田野發掘，李濟説：“在開始這一工作時，參加的人員就懷抱著一個希望，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聯貫起來，做一次河道工程師所稱的‘合龍’工作。”

　　殷墟的發現震驚了世界，書寫中華文明早期歷史成為學人們的自覺擔當。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族私産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説到中國社會的範圍。”“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紙。”

　　此後，在整個20世紀，一代又一代中國考古學家“上窮碧落下黃泉”，矢志為完成中華文明探源的使命而奮鬥。河南偃師二里頭、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遼寧牛河梁遺址、浙江余杭良渚遺址……一個個震驚學界的重大發現使人們看到了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

　　“但是，豐碩成果的背後，問題依然存在。”工程負責人之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王巍告訴記者：中華文明是否具有五千年曆史？它是如何起源的，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要論證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對以上問題仍遠未得出系統認識。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學者，對有關祖國文明的基本問題拿不出較為系統的見解，這不能不説是一件令人汗顏的事情。”他分析説，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此前歷史學者或考古學者的研究多是單槍匹馬地進行，缺乏學科內部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協作。像李濟、夏鼐、蘇秉琦等考古界前輩雖皆身懷曠世之才，但依然難以一己之力破解如此宏大的命題。

　　對此，老一代考古學者也早有思考。俞偉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至20世紀90年代初，蘇秉琦先生又提出“重建中國史前史”的奮鬥目標，“我理解，他是要告訴大家史前史不等於史前考古學，應當是把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合為一體的研究成果，而這正是在下一個世紀要奮鬥的目標。”

　　“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據王巍介紹，探源工程以考古學為基礎，多學科聯合攻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進行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充分揭示早期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和輝煌成就，進而對人類文明的研究作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貢獻。

　　10年來，探源工程各課題組對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20多處西元前3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的都邑性遺址和中心性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通過豐富的考古發現和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工程科研人員復原了不同時期先民的生活情景，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個日益豐滿的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故事。

　　“距今4000多年的一個春天，晉南臨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東南城墻外一處特殊建築內，上層貴族們已經陳設好了石磬、鼉鼓、俎豆和犧牲，肅穆以待。當春日的朝陽終於從塔兒山頂噴薄而出，剎那間，一道燦爛的陽光從第四道縫隙中精準地射入這特殊的建築，直達圓心。”

　　陶寺遺址發掘領隊何駑繪聲繪色地給記者講述了根據新發現的“觀象臺”遺跡復原出的古人“禮天”細節以及“居住在巨大都城中的宮殿裏、壟斷了軍事權利和祭祀權利的王，如何通過祭祀來維持他至高無上的權威”。正是工程以聚落考古學方法為核心的多學科結合的田野工作全面展開，極大深化了對這片史書記載的陶唐之地距今4300年至3900年社會發展的認識。

　　1977年，蘇秉琦面對良渚遺址曾經感嘆：“我看這裡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隨著探源工程的實施，這一預言也在不斷被證實。多學科結合的田野工作，為我們展開了一幅氣度恢弘的良渚都邑畫卷：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內有以高聳的莫角山為核心的建築群，其外水網密布，溝通著處處村邑和千頃稻田，祭壇和墓地散佈其間，水利設施環護週邊……這正是探源工程研究充分展示出的良渚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發展水準。一直負責良渚遺址考古工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劉斌提起這些年不斷取得的進展便喜形於色。

　　探源工程啟動以來，不斷有讓人驚喜的新發現。2012年6月，內蒙古敖漢旗發現的一尊陶人更令考古界人士為之歡欣鼓舞。

　　陶人通高55釐米，形象逼真、表情豐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內蒙古第一工作隊隊長劉國祥告訴記者，在對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調查、測繪時，一些獨特的泥質紅陶片引起了隊員們的注意。他們馬上對周圍100平方米範圍內的所有耕地進行篩選、採集，不放過任何一點微小的陶片。經過精心拼對修復，最終用65片陶片復原了這尊目前為止能夠完整復原的紅山文化晚期最大的一件整身陶質人像。

　　劉國祥至今對這一發現還激動不已：“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們先祖的形象。它為研究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發展階段、原始宗教崇拜信仰體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考古實證。”

　　“十年探源，十大發現”，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許宏研究員發出由衷讚嘆。自工程啟動以來，他們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的鑽探與發掘，獲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發現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車轍、最早的“紫禁城”——宮城、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大型“四合院”宮室建築群，等等。

　　“這些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城址和聚落群領地都有幾十平方公里，與中國古代歷史上記載的邦國規模相當，墓葬所顯示的等級規模以及社會階級矛盾或族群爭鬥表明瞭區域文明的出現，是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最好例證。探源工程“西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區域聚落與居民研究”課題負責人張弛研究員表示。

　　與這些具體成果相比，工程的另一重要成績和貢獻恐怕更在於高科技研究手段的介入、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以及關於文明形成標準的重新評判等方面的嘗試與探索，這些使得我們能夠與國際考古學界進行更加平等多元的對話和交流。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陳星燦如是説。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莫多聞教授的團隊負責運用新型手段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模式與古環境的關係。他告訴記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自然環境與人地關係研究，使得以前一些長期困惑學界的重大問題有了初步的認識。相比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多元一體”模式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的獨特模式。而這一模式的形成，同中國自然環境的特徵及其演變存在密切關係。

　　工程第三階段設立的“西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的資源、技術和生業研究”課題，匯集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等不同單位、不同學科的專家集體攻關。據負責人袁靖介紹，該課題以動植物遺存、青銅器、陶製品、生産工具、玉器等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技術和經濟在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目前已經取得重要進展。

　　探源工程以考古學為核心，吸收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學、農學、醫學、天文學、電腦科學等近20個學科的學者參加，真正實現了多學科聯合攻關：“碳14精確測年方法為文化譜係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數據；孢粉分析技術的引入，對研究古環境變化情況提供了可能；空間遙感技術在考古調查中的應用，為我們認知古代遺存提供了新的視角。”

　　“探源工程進行了10年，我們對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對其背景、原因和特點也有了一個輪廓性的認識。”“中華文明形成的標準包括農業與手工業是否顯著發展，是否出現明確的社會分工和階層分化，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其附屬的大型公共設施是否出現等。根本標誌在於是否出現了王權和國家。”

　　王巍強調，探源工程也許會促使中國學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關於文明的話語表達體系，而這也將是對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貢獻。

　　“儘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已經步入文明社會的門檻，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王巍説得非常堅定。

　　“在田野上放牧青春”

　　考古從來就不是一門書齋裏的學問，需要的是經常下“田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時間短、工期緊，參與工程的中國考古人常年奔走于都市與鄉村之間，拋家舍業、備嘗艱辛，在古與今的對話中揮灑青春和汗水。

　　何駑10年來平均每年都有5—6個月工作和生活在陶寺遺址發掘現場。由於經常動手鏟刮平面，他的右臂比左臂粗，右手拇指下的掌墊肌肉比左手厚，留下特有的“標記”。

　　“撇妻離子，工地是家，家是旅館”，這是考古人生活的常態。何駑告訴我們，同組高江濤博士的女兒出生在工程期間，小傢夥每次見到不常回家的爸爸都以為是陌生人，嚇得哇哇直哭！

　　陶寺考古是純野外的工作，風吹日曬，黃沙撲面，把這些城裏曾經的“白面書生”曬得一身“好膚色”，黑黝黝的再加上不修邊幅，“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撿陶片的”，自稱“陶寺人”的他們常笑言這兩句描述考古學家的流行語説得還真像。

　　2003年—2005年，發掘陶寺觀象祭祀臺遺址，是何駑和他的同事們最激動的時候。何駑説，這三年發掘中的每一天，自己都處於亢奮狀態，因為每天都有新發現、每天都有新進展。

　　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李延祥研究員被人稱作“追尋‘補天遺石’的人”。他認定上古“女媧煉五色石補天”的傳説，很可能是對早期煉銅技術的神化，因此把古代冶金爐渣形象地稱為“補天遺石”，堅信其中蘊含著揭示古代冶金技術的秘密。

　　古代礦冶遺址大多在艱苦的山區，多年來，為了考察和取樣，李延祥奔波于遼西、晉南、甘肅走廊的20余處早期冶銅遺址之間，足跡遍及北方六省。

　　“怕苦的人幹不了，也幹不好這個活。我們需要的是合作、不怕苦、認真求實，”李延祥堅信，“希望就在田野上！”

　　1985年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至今，劉斌一直堅持在浙江野外考古第一線，晴時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然而對他來説，考古是人生最大的樂趣，在探索中華古老文明的征途上，他癡迷在與歷史、與文明的無聲對話中。

　　2006年6月，劉斌在杭州瓶窯鎮長命鄉發現一條良渚時期的南北河溝，他敏銳地預判這裡可能是圍繞莫角山遺址的古城墻。歷經一年多的調查鑽探，一座塵封地下5000多年、面積300多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見天日。

　　談及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劉斌説：“我的夢想是讓良渚成為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聖地，成為民族的魂、國家精神家園的載體。”

　　在探源工程群體中，像何駑、劉斌這樣的考古工作者還有很多很多，可以説這就是參與工程的200余位研究者這10年生活的真實縮影。“人們常説我們‘是一群在田野上放牧青春的人’，我自己倒挺認同這句話的。人跡罕至的鄉間荒野經常就是我們實現夢想的天堂。”李新偉開玩笑地説。

　　在王巍看來，自己的團隊是有著遠大抱負的，不僅要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同時還要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化、國際化、大眾化”。其實這也是中國考古人的一貫追求。蘇秉琦先生就“終身一心為重建中國古史、為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為中國考古學能更好地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奮鬥不已”。

　　圍繞著探源工程，一系列公眾考古活動先後舉辦：“走進二里頭，感知早期中國”、“走進安陽殷墟，見證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展覽以及“2012文明探源公眾考古論壇”等，及時把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向社會公眾反饋，實現了考古學向大眾的回歸。

　　這些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也使得探源工程超越純學術研究範疇，具有了更多的意義和使命。正如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張柏所説，“它意義重大，不僅可以去了解我們的文明起源，也會提高我們的民族素質，增強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重要的還是為了現在和將來。”

　　學術是一個時代的寫照。王巍説：“在舉國上下全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中，探源人和中國考古工作者將繼續努力求索，尋求新的發現和理論突破。儘管探源之路依然坎坷而漫長，但我們堅信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將被我們揭開！”

　　這是全體探源人的心聲！

　　(本報記者 戶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