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亞，建源公司與黃氏家族的影響已經煙消雲散了，但年長的人都還記得，從１９世紀中期到２０世紀中期，這個公司及這個家族曾有過一段令人矚目的輝煌。
建源公司以經營糖業為主，它的創始人黃志信是一名華僑。
黃志信１８３５年出生於中國福建同安縣。他的青年時期，正是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蹂躪的時候。廈門地區出現了小刀會這樣的民間反帝組織，吸引了廈門、同安一帶的農民、漁民和城市貧民。黃志信也參加進去，並擔任管理後勤糧草的軍需官。後來，起義失敗，黃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島。在這裡，他以做小買賣起家，漸漸發達，到１８６３年，他的資産已達上百萬荷盾。
從那時起，黃志信就創建了“建源棧”。當時，印尼實行開放政策，他把爪哇出産的蔗糖和煙運往中國，再把中國的茶葉、絲綢、香料等運回印尼，後來又經營大米。這種海上貿易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到１９世紀末，他已成為南洋著名的華僑巨商。
黃志信的兒子黃仲涵１８６６年出生於印尼三寶壟市，當時印尼是荷蘭殖民地，但華人所佔人口比例很大。在華人社會中，多數人還是用家鄉語言，很多人不會講當地的印尼話。黃仲涵從小與當地人接觸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語，這非常有利於他在當地的商務活動。
黃仲涵天資頗高，辦事精明，黃志信看出他有經商的稟賦，便更加精心地教導扶持。在黃仲涵２４歲時，父親把經營管理權交給他，並將建源棧改組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
１８９３年，荷印殖民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訂，諸如放開自由貿易，取消強迫種植甘蔗等等。黃仲涵認為這是天賜良機，立即調整了建源公司的生産、貿易比重和經營結構，從１８９４年起，他發展大面積的甘蔗種植，並先後投資興辦了巴基斯、裏約阿貢等 ５家糖廠，總投資約為１０００萬荷盾。其中裏約阿貢糖廠採用當時最先進的電氣碳化設備，能夠加工生産優質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羨慕。
黃仲涵的事業青雲直上，不到１０年時間，他的糖廠年産量已達到１５萬噸。可是，正當他一帆風順迅速發展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英國和荷蘭政府將本國的船隻都徵調回國運送戰爭物資。這樣一來，爪哇的航運秩序便被徹底打亂，三寶壟海口碼頭上，華商的貨物堆積如山，茫茫海面上卻看不見一艘貨船。
蔗糖無法運出，爪哇的糖商們紛紛降價傾銷，一時糖價大跌。作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業，建源公司的損失更是慘重。眼看著大廈搖搖欲墜，黃仲涵心急如焚。他決定組織一個糖業股份公司，向荷蘭商業銀行借貸以緩和危機。
然而，當時的荷印殖民統治者對華商企業有許多限制，從各方面予以刁難，荷蘭小公銀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機提出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苛刻條件。黃仲涵放棄了對殖民主義政府的幻想，轉而召集各路糖商，連續開了十多次同行業會議，群策群力，終於找到克服航運停滯的辦法，渡過了難關。
戰後，歐洲物資極為短缺，砂糖也屬奇缺商品，價格比戰前翻了四五倍。乘著這股“西風”，黃仲涵空前地擴大糖業生産，並迅速地打進歐洲市場。當時，在歐洲的每一個國家裏，到處都可見到黃氏企業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説，建源公司從中獲取了鉅額利潤，幾年中，黃仲涵的資産也翻了幾倍，他成了印尼地位顯赫的大企業家。
１９１８年，黃仲涵在克列貝特創建了東南亞最大的木薯粉廠，還有佔地２０００萬公頃的種植園。僱員近４０００人，年産量達２７萬擔。木薯粉主要市場也是在歐洲。此外，黃仲涵還經營橡膠、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黃仲涵在雅加達、錫江、萬隆、棉蘭等印尼各大城市設立了辦事處和分行，以擴大貿易。在荷蘭鹿特丹、英國倫敦、馬來西亞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設了辦事處，黃仲涵的經營範圍擴展到全世界各地，僅倫敦分行每年銷售的貨物就達１４.５萬噸。
建源貿易公司的日益壯大，需要相應的金融機構。１９０６年，黃仲涵動用４００萬荷盾創建了建源銀行，隨著他的資本日漸雄厚，又增加了水災和人壽保險等項目，同時還代理經營其他保險公司的業務。另外，他在航運業方面也頗有發展，他的船隊成為荷印華商航運業主力。制糖業更是獨霸一方，僅5家糖廠資産就達４０００萬荷盾。
不少人認為，黃仲涵的成功是因為他比較幸運，他從父親那裏接手時，建源棧已具有相當規模和良好的信譽。
黃志信是在建源棧經營最好的時候交到兒子手裏的，他有多年建立起來的完整的貿易網路和充實的資金，這些都為日後黃仲涵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印尼，黃仲涵是印尼華僑最先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的人，他早在２０世紀初就認識到，要發展事業，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個重要部門，都選用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很高業務水準的人擔當領導職務。他既不排斥從歐美各國聘請技術人員來參與管理，更重視華僑專業人員的培訓。他從自己的公司裏挑選優秀的青年，千裏迢迢送到歐洲各國去學習，也讓他們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説他是個數典忘祖的“洋奴”。可他並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廠是印尼最先使用電氣設備和流水作業法的，由於敏銳地接受新事物新觀念，使得他在糖業的競爭中獨佔鰲頭，創建了一代繁榮輝煌。
１９２４牛，黃仲涵去世時，人們對這位巨富到底留給子孫多少遺産眾説不一。一般認為他大概有２億荷盾資産。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黃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黃宗宣、黃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國際的大公司，不僅在印尼、在東南亞有巨大影響，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熱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蘭殖民主義者統治時期，印尼華僑被列為第三等人，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對他們徵收的苛捐雜稅更是多如牛毛。甚至，華僑所到之處都要繳費領取路條，否則便受重罰。警察對待華僑和印尼當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態度，在華僑面前，他們的話就是法律。殖民政府還規定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條是華僑不得穿西服。黃仲涵對此極為憤慨，他通過律師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這條禁令，又帶頭穿起了西服。
隨著黃仲涵財勢日漸壯大，荷印政府對他的財産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們就以種種藉口和手段企圖扼殺建源公司，只是由於黃仲涵的精明頑強，一直沒有得逞。
１９１７年，荷印政府以徵收“戰時所得稅”為名，規定經營者從戰爭開始時年獲利達３０００萬荷盾以上者，必須繳納３０％的稅，乘機大肆劫掠；１９２１年，又要求黃仲涵繳納３５００萬荷盾“戰爭稅”和“收入稅”。然後又説，如果黃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願以７００萬荷盾的代價收購黃家企業。此時，黃仲涵已經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貪婪與無恥，他清醒地認識到對方的目的是為了扼殺華僑資本，佔為己有。他嚴辭拒絕了。
黃仲涵去世後，年僅２５歲的黃宗宣和１９歲的黃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經營。這兄弟倆既沒有父親和祖父的魄力，也沒有那樣的幸運。１９２４年，席捲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兩年時間，建源公司處於停産關閉狀態，企業元氣大傷。黃宗宣灰心喪氣，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帶著屬於他的那份資産，另謀出路去了。這對公司來説，無疑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從此以後，建源公司的重擔就落在黃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奮精神，力挽狂瀾，但經營剛有了點起色，二戰惡魔又降臨了。日寇侵佔了東南亞，印尼也不可避免地處於日寇的鐵蹄下。稍有恢復的建源公司再次面臨危機。
好不容易熬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了。獲得獨立的印尼政府採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經濟政策，對華僑經濟實施打擊和排斥。黃宗孝奮力拼搏，卻不幸于１９５０年突發心臟病而離開人世。此時，黃氏家族沒有一個能夠挑起這副重擔的繼承者，又缺乏專門的經理人才，黃氏後人眼看著建源公司江河日下，無力回天。
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０日，印尼三寶壟經濟法院以“偷漏重稅”、“違反經濟法令”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這個光耀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黃氏家族企業從此便銷聲匿跡。雖然在印尼以外其他各地還有黃氏後人經營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卻終究難以再成氣候。黃仲涵當年盛極一時的事業只有在舊報刊和三寶壟的史志中才能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