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譚氏家族的中衰
自晚清至民國，在嘉興城內最大的祠堂建築要算譚家祠堂了．譚家祠堂的宏偉建築，周鵬先生在本刊創刊號上作了專文介紹。至於祠堂是譚氏家族何人在什麼時間，以及怎樣建造的，想必是本刊讀者想進一步了解的問題，這就牽涉到譚氏家族興衰發展的歷史。然而圍繞譚家祠堂的興建，是譚氏家族一段富有戲劇性的歷史。
在封建時代，凡大族都建有自己的祠堂，是祭祀本族先祖的地方，同時又是宗族的象徵。然而這一切如果離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無法建造和存在的。譚家祠堂建於光緒五年(1879)，為建造祠堂共化去白銀15832兩。此外為了維持宗族的經常性活動，如祭祀祖先，祭掃祖墳，修刻族譜，贍養本族窮苦鰥寡孤獨殘廢無告之族人，承擔本族子孫的教育等，又是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支出。譚家除了修造祠堂，還在平湖購置義田1020畝，收取租米作為祠堂收入。所以祠堂離不開義田，祠堂又稱義莊，譚家祠堂的原名就是慎遠義莊。
譚氏的先祖譚詮，原係河南人。在北宋末年宋高宗時，來到浙江，督管兩浙鹽運。傳到五世仲賦公起，由山陰遷嘉興胥山定居，這是嘉興譚氏家族之始。經世代繁衍，至明代末年，譚氏的言、貞、吉三代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八世譚昌言，及其子譚貞默(九世)，分別為明代萬曆與崇禎時進士。昌言官至常熟知縣和山東萊登副使，贈太仆寺卿。還有十世譚吉璁，由貢監選中書，歷官山東登州府知府，舉博學鴻詞。他們的身世事跡在《嘉禾徵獻錄》及《嘉府典故纂要》裏均有記載，從此譚氏列名嘉興望族。
然而，一個大族在數代之後走向衰落是常有的事，也是符合大族發展規律的。凡一族繁盛時，必人丁興旺，按照過去在家男子自立後析産的習慣，祖宗留下的財産的分割越為嚴重。如果在以下幾代中再沒有出現顯赫的人物，為本族的發展添注新的血液，家族必趨於衰落。譚家的歷史也是這樣，自昌言、貞默之後，至清代康熙年間已“垂(能傳至後世的)紳者少，高隱者多”，到了乾隆中葉，“百年之中幾無一人青其衿者(士紳)”，因仕途不暢引發大族衰落的跡象已很明顯。
這除了譚氏家族這時沒有出現科舉上十分出眾的人才外，還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首先，清朝乾隆帝大興文字獄，加緊迫害不滿于滿清統治的知識分子，冤獄所至人心惶惶。不僅使譚昌言、譚貞默的後代對科舉土途感到心灰，而且害怕災禍殃及本族，把先祖昌言、貞默留下的數百卷書稿付之一炬。其次，清代江南一帶，由於商品經濟發展，人口激增，財富集中，生存競爭激烈，惡化了讀書人的生存環境，“治生”(謀取生計)成為讀書人一個十分緊迫而現實的問題，一般在經濟緊絀的情況下，無力支援十幾二十年漫長的讀書生涯。更不要説有清一代從商成風，士人耐不住讀書的寂寞，棄儒從商漸成風氣。
在商品經濟的侵蝕下，鬆散了大族內的血緣聯繫，譚氏一族出現渙散的局面。由於經濟窘迫，離族外出謀生者增多。子孫後代的散居造成宗族的渙散，族人甚感憂慮，“同為祖宗一脈，未之識面(見面認識)者，不知幾許。”加上經濟上的原因無法自立，家譜中記載的“不娶無嗣(後代)”者甚多。有的外出謀生，終於失去聯繫，在家譜中註明“失考”的也不少。到了太平天國時期，全族只剩下30多人了。
至於散落四鄉的先世祖墳，這一先祖亡靈永妥之地，由於隔世不去祭掃維護而破落不堪，有的已經無法確認。譚氏原有祭田近40畝，為了辦祭籌措費用，不得不變賣祖産，最後僅剩下祭田11畝，其收入已無法舉辦任何祭祖活動了。對於不肖子孫私自盜賣祖産，雖然祭田受國家法律保護，變賣為家法所不容，但宗族對此已無可奈何，整個家族無可抑制地衰落下去。
太平天國時期，嘉興是太平軍與清軍激烈戰鬥的戰場，首先受到戰亂衝擊的是本地大族。有死於戰火的，有族人四散逃離的，至於房屋財産的損失，更是不可估計，可以説嘉興大族沒有能逃此厄運的。按照宗族的規定，大難面前族人首先要保護好祖先的遺像和族譜。昌言、貞默一支的後代，譚子性命他兒子譚之梁，身上背負祖宗遺像，手執本族家譜，雖倉皇逃難，但片刻不離。經過四年的戰亂，祖宗的遺像和族譜是保存下來了，然而回到故里，家産已蕩然無存了。
譚氏家族在明末最為興盛的時候，由於朝代更替的變動，未及建造祠堂，錯過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清代以來家族衰落，現在又經過空前的戰爭破壞，雖然列位祖宗都立下修譜建祠的遺命，卻難圓幾代人的夢想。然而在太平天國以後，在嘉興率先建造祠堂，而且又是嘉興城內規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祠堂建築，譚氏家族之奇跡般地崛起，確是我們需要認真解開的一個謎。
二、家族的一支在經商中崛起
譚氏家族自第六世之後，分成譚可賢與譚可教兩支，上述兩代進士昌言、貞默都是譚可賢的後代。而在可賢一支在科舉士途上大獲成功，家族如日中天的時候，可教一支的正言和貞諒，卻順應時代的潮流，悄悄地轉移到商業經營上來。
然而讀書與經商本不是一回事，習慣舉業的儒生要棄儒從商，談何容易，出師不利是意料中的事。家譜記載譚正言“秉性醇樸，嘗出外經營，屢虧資本，拙于謀算，以致家業凋零，後遂杜門清苦。”可是他的兒子譚貞諒，卻遠勝於父親，表現出經商的特有本領，在商場上屢屢得手。然而從商為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所不容，士人向來以詩書為上，農桑為本，商賈為下，這種保守的意識在傳統的大族中尤為強烈。這樣，譚貞諒的成功遭到族人的反對和攻擊，説他氣昂高傲，就連他頭頭是道的談吐也叫人看不慣，族人漸漸與他疏遠，以至格格不人，致使他的事業最後遭到失敗。為了約束族人，譚貞豫頒訂了《家約四則》，提出“毋奢蕩”、“崇節義”，“居鄉”不得流寓經商。在家族輿論的壓迫和家法的管束下，眾多族人再也不敢外出經商，寧願務農甘居貧窮，“倘佯阡陌，嘯傲自得”。
又隔了數代之後，可教一支人終於認識到，在經商的同時，嚴格遵循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是得到同族諒解與認可的一條可行的途經。到了十四世譚子銓，“以貧故始棄儒服賈，雖混跡市廛，而家法自在，惟以孝敬友愛為貽謀計，以勤儉忠厚為治家之道，以禮義仁讓為處世之節。”自此之後經商而一發不可收，到了他孫子一輩，光熙五兄弟大戰商場，在獲得巨利以後，回鄉建造祠堂義莊，以竟先祖敬宗收族的遺望。
在譚氏家譜中保存了一篇譚光熙在事業成功之後，向其子侄講述家族歷史的材料。一般家譜都存在對先祖的溢美與文飾，偽作之處常見，而這篇回憶較真實可信。下面且以譚光熙第一人稱復述其主要內容。
我祖父子銓，迫於家境貧窮，開始棄儒從商，但仍處處遵守家法，考慮到家族的利益，經商不離傳統的道德操行。我小的時候曾經聽我父親(譚之松)講述他與叔叔之間友愛相讓的故事。父親少年喪父，兄弟三人共同侍奉年邁的祖母。當時無甚家蓄，他們分家的時候，家産總共才600串錢。父親與叔叔繼承祖父留下的京貨鋪，但利潤微薄。父親考慮到兄弟三人都經營此業，隨著各自成家，人口增多，勢必難以自立，決定將京貨鋪讓給兩位叔叔，自己另謀生計。父親在清道光八年獨力創辦成衣鋪，這就是我家創業的開始。不料第二年嘉興大災，糧食欠收，米價驟漲，入不敷出，你就可知其中之艱難。雖然家産不多，父親還時常接濟兩位叔叔。尤其四叔體弱多病，祖母特別憐愛他。對此我兄弟幾人在背後經常表示不滿，在父親面前也偶有微詞。父親為這事時常訓斥我們，而我兄弟的不滿情緒，在父親臨終前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次父親在病床上用盡有的氣力喃喃欲語，大致意思是，叮囑我作為一個長子需遵父命，善待各位叔叔，象對父親那樣對待他們。我為了表示不違父命，讓老人家放心，在父親病床前跪了一個通宵。後來父親、祖母相繼去世，我遵守父親遺命，將祖母的積蓄全數交給各位叔叔，而我則帶領年少的兄弟們艱苦創業。那時我20歲就獨撐門面，兄弟們年紀尚小，只有三弟18歲幫我做事，四弟、五弟還在讀書，不幸的是六弟才4歲，由於照顧不週，在得了一場大病後幼年喪命。説實在的，當時我對謀生只是粗知大概，但要挑起全家的擔子，實在力不勝任，可是考慮到上有母親，下有各位弟兄，每想到家庭有門戶將廢之危，就起早貪黑拼命工作。各位弟兄也很懂事，都先後停止學業，到鋪裏為顧客裁衣縫紉。由於五兄弟同心協力，經過近20年的奮鬥，家業逐漸興旺，到太平天國之前已有資産5萬餘串了。(當時銅錢貶值約合白銀三四十兩)。
19世紀之初，江南一帶的風俗趨於華貴，人們對服飾的追求已成時尚。譚光熙一家抓住機遇，又依託蘇嘉湖一帶出産絲綢布匹的有利條件，在成衣業上經營成功，生意做到蘇州一帶，這是譚氏家族振興的開始。
三、譚光熙五兄弟闖蕩申漢，大戰商場
正在譚光熙在經營上有較大進展的時候，太平天國國內戰爭的戰火蔓延嘉興。1860年6月太平軍經蘇州進逼嘉興。這時光熙恰在蘇州經商，親眼目睹清軍潰敗四處劫掠，社會混亂的局面，星夜趕回嘉興，遍告家人親戚。他不忍骨肉離散，集闔家族，自己出資，扶老攜幼，流離遷徙。先進居桐鄉晏城，後至平湖新倉，經南橋再走川沙，幾經週折到達上海。這時上海僅一隅之地，已麇集眾多來自江浙的富商大戶，光熙感到在此地實難施展才能，他憑著多年磨練出來的頑強意志與毅力，以及識事觀變的本領，當得知漢口局勢初趨穩定，當即作出向漢口轉移的果斷決策。他們包乘一艘外國輪船，冒著戰爭及道途梗阻的危險，于第二年溯江而上抵達漢口。譚光熙一家原來已有從事衣著業的豐富經驗，抓住因戰爭關係，富戶丟棄變賣和土匪搶劫而造成大量衣飾珠寶散落民間的機會，開設典當。兄弟五人通力合作，奔走于漢口“九場開市”之中，以低價收購，高價售出，有的還轉運上海，在商場上長袖善舞，大獲成功，這是譚氏家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1864年戰事結束，舉家返回，除其中一支回到嘉興，其餘的先後在松江、上海居住，唯光熙繼子日懋及五弟光煦留在漢口，充當漢滬交易的代理人。在這家族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之後，才有本文開首提到的拆鉅資購義田，建祠堂的一幕。
譚光熙在回顧自己40年的經歷後感到，這些成功都是謹守祖父遺訓，兢兢業業，不敢失墜，不敢負人，數十年如一日努力奮鬥的結果。而本族世守書香，宗支繁衍，在中落之後才至貧乏，族人不能相顧，以至宗祠未立，無力購置族産。今庇祖宗恩德，為家族贏得財富，就得倣照蘇州范氏遺法(北宋范仲淹在蘇州首創祠堂義莊)，與兄弟商議在嘉興建祠購田事宜。嘉興的許家與譚氏是親家。許景澄(清末名臣，在上期《庚子冤案與浙江三忠》一文裏已作詳細介紹)之五妹是光熙大弟譚光勲的兒媳，許景澄在評價他們的成就時説，“而由拳(嘉興)之勝地，實鮮(少)陽翟之名字”。陽翟之名是指秦國大商人呂不韋，因他是河南陽翟人，故又把呂不韋稱為陽翟，意思是嘉興這麼個好地方卻難出現象樣的大商人。而光熙五兄弟之舉，“則力開風氣之先也。”
四、譚氏家族與嘉興近代教育
在譚氏家族由傳統大族向近代商業大族轉化之後，仍繼先代讀詩書通義理的傳統，規勸子弟努力讀書。光熙對其長子日森諄諄教導説：“我無分讀書，每自憾，汝好為之。”後來譚日森在光緒甲午中舉，出任湖北候補知縣。其妻朱氏，即是清嘉慶進士，赫赫有名的漕運總督朱為弼的曾孫女。朱為弼，平湖人，以清操廉政著世，林則徐稱他為“清端”。上述譚日森(愛萱公)就是嘉興籍名人、中國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的祖父。日森的五弟譚日襄曾任江蘇溧水縣知縣。自日字輩以後譚氏家族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正如譚光熙的父親子松再立的家約所言：“子弟無論智愚，不可不教以讀書，四書經史皆可，以閒其邪心，而興其善念。讀之而成名，固可為佳士；即不能成名，亦須便其粗知義理，而不至入于末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譚氏一家對嘉興的近代教育事業作出的開創性的貢獻。譚日森之侄譚新炳，早在戊戌維新時期，就在家鄉提倡新學，集裏中同志創辦宗正學塾，在嘉興開學堂風氣之先。譚其驤之祖父譚日森，清末舉人，曾留學日本，專攻教育。回國後正值清廷廢除科舉，他于1906年將設在宗祠裏的學塾，招族外學生，改名私立慎遠小學，有教師6名，在校學生90名，是當時招收學生最多的一所學校。1907—1909年譚日森曾先於方于笥出任嘉興府中學堂監督(校長)，任職期間提倡新學不遺餘力。離任前竭力推薦有革命思想的范古農繼任監督職務。譚日森之侄譚新嘉，在他的影響下，于1904年在芝橋街(今勤儉路東段)創辦碧漪初等小學堂。它與慎遠小學都是嘉興早期的重要學堂，可以説嘉興早期的近代教育，與譚氏家族密切相關。這樣，譚氏家族能産生譚其驤那樣的歷史地理學家，並終生從事歷史教學，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