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盧國維先生去世五個月了，他的身影還常常在我眼前晃動。父親如果再堅持一個半月，就能過上“米壽”的生日。他原本和母親商量好，一定要相依相伴活到一百歲。儘管在京城求醫問藥異常艱難，但我打定主意，一定讓他們了卻這個願望，哪怕患上癱瘓或老年癡呆，我也要侍候到底。可惜天不從人願，父親既沒有癱瘓，也沒有癡呆，而是突發腦血管破裂經搶救無效撒手人寰。父親一生忍辱耐苦，就連與命運作最後的抗爭，也沒有一聲呼喊、一絲呻吟。有朋友安慰我説：“你父親是愛你，不願給你帶來太多的麻煩。”可是父親哪知道，他的突然離去，反而使我的心像灌進了鉛般的沉重。
父親一生追求光明，恪盡職守，但因戰亂和人禍，諸多理想和抱負難有實現的機會。可是他卻有個業績昭著，令世人敬仰的父親，即我的祖父盧作孚先生。祖父才59歲就離開人世，卻登上了生命的巔峰，被梁漱溟先生譽為“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可比之於古之聖賢”。2003年重慶推選“十大歷史文化名人”的評語也説，盧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實驗區、《盧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項都足以改變歷史”。祖父以自己的豐富思想實踐和高尚精神情操，示範了一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功之路。但他的兒子、我的父親在這條路上走得卻很不輕鬆。父親的名字是祖父給取的，寄託著他對長子的厚望。還在父親十一二歲時，祖父的一位好友就語重心長地叮囑他：“盧作孚的長子不好當啊！”父親從此把這個告誡當成座右銘，並以世人所難為的克制和耐力感受著這句話如山的分量。
因家貧只有正規小學畢業文憑的祖父非常關心子女的教育。1933年5月，還在讀小學的父親給祖父寫信報告他的好成績，祖父見了很高興，還將這封信發表在《嘉陵江日報》上。1936年初中畢業後，父親想去著名的上海中學唸書，祖父立刻表示贊同，還特地寫信囑咐民生公司的有關人士：“盧國維十一日乘民貴，或十二日乘民權，由渝赴申投考學校，應買之船票，請囑世銓照買之後，通知會計處撥弟賬為感。”可惜父親剛讀了一年，就因日軍的炮火而中斷學業返回故里。高中畢業後，父親考上了從南京遷往重慶的中央大學機械系。他的校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錢谷融先生告訴我：“你祖父當年很有名，我們聽説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唸書，都爭著去看，可你父親卻特別謙虛樸實，令我很有些意外。”
特別謙虛樸實的父親，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卻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自願報名參加中美抗日遠征軍，先後擔任美援武器裝備和前線戰況翻譯。父親在耄耋之年，親筆寫了一篇題為《駐印抗日遠征軍譯員生活憶趣》的回憶錄，其中寫道：“我當時是重慶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班學生。中大教育長朱經農在學校傳達了徵調文件後，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知道這是一項艱險的工作，卻又是報效國家、鍛鍊自己的好機會，故主動爭取前往。我的父母親從一開始也完全支援我去應徵。”而當時許多富家子弟卻裝病的裝病，出國的出國，躲過了這次徵調。回憶錄在《北京觀察》刊發時，編者加了一段按語：“文中不但回憶了抗日遠征軍的浴血奮戰，更以被俘的日軍戰區司令寺內壽一的日記，活生生地證明了中國軍隊在敵人心目中的頑強戰鬥力，因而從一個側面顯示了自身的重要史料價值。”1944年隨部隊戰鬥在緬印邊界的父親，有一次去加爾各答出差，在那裏巧遇轉道去美國出席國際通商會議的祖父。父子久別重逢，彼此都很興奮。那時祖父已在構思戰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
抗戰結束，父親大學畢業考進了民生公司做技術員。在祖父創辦的企業裏工作，“盧作孚的長子”就更“不好當”了。父親唯有更加勤勉、更加謙虛、更加自律。在公司1947年的人事檔案裏，給他的評語是“該員原任外勤工作，刻苦耐勞，好學不倦，言行謹慎，實為一有為青年”。就在那年，父親和其他十多位工程技術人員一道，被公司派往加拿大監造祖父在那裏訂購的九艘輪船。新船造好後，除兩艘先行開回長江外，其餘七艘都開往香港暫避內戰烽火。父親1949年4月隨“玉門”輪到達香港，母親和我也先後去了香港。父親在香港民生公司擔任技術管理工作，參與組建了維修工程隊。凡屬船舶的一般問題都由工程隊自己解決。有一次，父親在公司開往澳門的船上檢修機艙排風系統故障，因艙內溫度太高、氧氣不足而暈倒。當時祖父、母親和我也在那艘船上。眼看船員們七手八腳把穿著工作服的父親抬到床上，給他做人工呼吸，祖父心急如焚。但是事後他卻沒有給兒子“開後門”，父親繼續率領工程隊在生産一線工作。後來，這七艘新船連同其餘十一艘民生公司在海外航行的船隻，在祖父指揮下全都開回了祖國大陸。
祖父一生創造的財富不計其數，但他都獻給了人民，獻給了社會，沒有留給自己和家人。母親常提起一件她親身經歷的事。那是抗戰勝利後，我們和祖父、祖母一大家人住在重慶紅岩村的一所簡易房子裏。有一次家裏燉了一隻雞，祖父下班回來聞到雞湯的香味，驚喜地問道：“今天晚上有雞吃呀？”母親每每説及此事，眼裏都噙著淚水。我們一家到香港後也過著清貧的生活。初時我們住在九龍獅子山下一間簡易平房裏，周圍比較荒涼。有一次祖父到香港，看到這個境況很難過，便吩咐父親另找地方安家。我們後來住進了民生公司的宿舍。這是棟四五層高的樓房。我們住三樓一個帶廚衛的一居室。全家的睡臥、起居、會客、吃飯都在一間房裏。每頓飯大多只有一個素菜，一塊廉價海魚。五樓住著一位公司的部門經理，家裏條件不錯，吃得也好。我和他們家的孩子很要好，有時就在他們家開飯的時候，藉故留下蹭飯吃。
大概是看到我實在太過少不更事，父親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教導我要練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本事。當時我猜不透他的用意。直到經歷了諸多滄桑變故後，才體味到深藏在這句話後面的父愛。對於父親而言，1952年2月8日，便是“泰山”在他眼前崩塌的日子。我們一家在香港得知了祖父不幸逝世的消息。那是一個昏暗的夜晚，父親獨自悶坐在藤椅上，眼圈紅紅的，家裏頓失往日的溫馨和歡笑。我那時未滿六歲。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香港的報紙已鋪天蓋地報道了這個噩耗，其中不乏煽動性的宣傳。許多朋友都勸父親去美國或留在香港暫避。有位祖父的朋友還主動安排父親到他的企業工作。但父親婉謝了大家的好意，和母親一道當月下旬就帶著我和弟弟踏上了歸途。
回到內地後，父親放棄了在機關或研究院工作的機會，帶著全家到位於重慶郊區的民生機器廠落戶，一待就是28年。這家工廠是我祖父在20年代末創辦的，抗戰時期承擔了極其繁重的修造船任務，為保障長江和川江的運輸大動脈暢通，立下了不朽功勳。父親進廠時，工廠已公私合營並進而國營。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代，父親的上進之路無異於“走鋼絲”。“反右”運動中，工廠的黨委書記專程、也是唯一一次來到我們家，動員父親給黨提意見。父親不知來由便照實説：“有什麼意見，我平時都提了，現在沒有了。”父親的誠實使他躲過這一劫，卻沒有躲過“文革”浩劫。“文革”中，他被軍宣隊作為揭開工廠“階級鬥爭蓋子”的“典型”揪了出來，受盡折磨和淩辱。“文革”後期，我曾問父親有沒有為當年回來的決定後悔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從來沒有！”並説他回來一是遵從祖父生前的囑咐：“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到工廠向工人學習”；二是因為祖母尚在，他是長子，必須盡孝。給我講這番話時的父親，還戴著“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帽子。那時祖母和我二姑一家正被下放到東北農村勞動改造。母子倆遠隔天涯，唯有將揪心的思念寄託于茫茫星空。值得慶倖的是，他們都熬到了“改革開放”。80年代初，父親把祖母接來我家住了一段時間，四代人其樂融融地享受了天倫之樂。
父親的忠孝之心也關照到家族的其他長輩。祖父排行老二，他對疼愛他的大哥敬重有加。大哥沒有孩子，我祖父便商請祖母同意，將我父親名義上過繼給他們。從此父親五兄妹都稱呼他們為“爹”、“媽”，而稱祖父祖母為“爸爸”和“嬸”。我們則稱祖父的大哥嫂為“大爺爺”、“大婆婆”。大爺爺過世較早，我們全家都視大婆婆為親人，幾十年如一日。“文革”中，大婆婆被趕出家門，沒有了生活來源。我父親不顧自己蹲“牛棚”、扣工資、三個子女都在農村的困難，每月堅持給她寄生活費從不間斷。“文革”後期的一個夏天，大婆婆患癌症住進了城裏的醫院。在別人唯恐與她沾邊的時候，父親吩咐我們每天堅持跋山涉水頭頂烈日給她送湯送飯。老人家靠了這些資助和親情，得以活到“四人幫”垮臺。同時得到父親資助的還有他的三叔、三嬸等。父親年逾九十的四嬸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時，如聞“一聲驚雷”，泣讚他“至尊至孝”。憶起每逢新年伊始，父親總要用書面或電話向她和她的兒女祝賀，並關心她的住房和生活情況，不由悲嘆“老邁之軀其何以堪？”父親不僅是祖父的長子，也是盧氏家族這一代的老大。弟妹們都稱他為“大哥”。在他們心目中，大哥的“心靈如同外表一樣都是那麼絢美”，是一個“博學、仁慈、重事業、重親情、顧大家的好兄長”，“忠實地追循父親愛國建業、努力奮鬥的宏志，為‘民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對於我們三姐弟來説，父親是一位嚴格的慈父。也許是因為他把無法實現的理想都寄託在我們身上的緣故，對我們的管教大有煉鐵必成鋼之勢。打從我們小時候起，父親身上總是揣著一個記事本，上面寫著：“某月某日某點到某點，和某個孩子談話。談話內容如下：1,2,3……”平時他從不過問我們的學習和課外活動，可是到了“談話”時間，我們都必須正襟危坐，洗耳恭聽。談話內容雖因我們的近期表現各異，但更多的還是修身養性、學好科學文化知識之類的大道理。我們三姐弟在他的鞭策提調下，在學業和表現上都不敢怠慢，總是用優良成績和各種獎項回報他的期望。可是父親好像從不滿足，他永遠會在我們前頭樹立新的標桿，讓我們沒有停下來消閒的機會。“文革”前，我因“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學下了農村。父親希望我當科學家的夢想破滅，卻坦然和母親一道送我上路，並堅持不懈地給我和農場的知青寄書、寄報、寄收音機，要我們在窮鄉僻壤不忘關心國家大事。後來兩個弟弟也到我那裏落了戶。父親雖然不能和我們談話了，但教導我們識大體、走正道、相信光明前途的書信卻從未中斷。從那些清秀工整、沒有一個塗改痕跡的文字，我們絲毫看不出父親正經受著心靈和肉體的煎熬。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和母親相互慰勉：“為了三個可愛的孩子，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自殺。”
“文革”結束時，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曾對我父親説：“您的檔案是我見過的知識分子檔案中，最清白乾淨的。”父親在給我復述這句話時，眼裏閃過孩童般的純真。其實，在我心目中，一輩子“刻苦耐勞，好學不倦，言行謹慎”，而且素有潔癖的父親，焉能不清白不乾淨？！“文革”中，軍宣隊規定，廠裏的“牛鬼蛇神”每天上班必須帶上“白袖章”，上面用黑筆寫上各自的“罪名”。不少“牛鬼蛇神”都有意無意地讓白袖章卷成一個圓筒，巧妙地將“罪名”遮蔽起來。但我的父親卻例外。每天早上出門之前，他都將白袖章抹得一展平，“國民黨殘渣餘孽”幾個字清晰可見。我曾不解地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説：“我心中無鬼，怕什麼？”“心中無鬼”的父親，照樣挨鬥、挨打、進“牛棚”、挑抬重物、挂黑牌罰站、被人按著跪在地上拖行……這一切我們都是後來聽廠裏人講的，父親自始至終都守口如瓶。在命懸一線的日子裏，父親還自學了德語和法語。當時，他所在的船廠從歐洲進口了一批機器設備，説明書全是外文。父親便自覺自願地把資料全部翻譯出來，又指導工人安裝調試，將一堆“廢銅爛鐵”起死回生。
“改革開放”使年近花甲的父親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也激發出他報國的癡情和餘熱。他廢寢忘食地工作，1985年便引進500萬美元為他所在的城市創建了第一家國際租賃公司。為了更好地促進內地的“三引進”、兩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歸，1990年他又帶著我們全家重返香港住了12個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動員他們到中國發展，並將他們的寶貴建議轉呈給中央有關部門。這些年來，在我們三姐弟具體協助下，通過父親的關係引進的外資，已達上億美元，創建的項目有數十個之多，但他和我們都沒有向國家要過一分錢的回報。父親用超人的毅力實踐了祖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言傳身教。
父親是在十七大召開的第二天犯病的。那兩天，他守著電視機觀看實況轉播，説起國家的願景、兩岸的統一，滔滔不絕、興奮不已，導致失控的血壓引發腦血管破裂，使他帶著未盡的心願乘鶴西去。在他的靈堂正中，挂著一幅友人送的輓聯。上聯是“喪亂曾經，青春作遠征，一生清朗入江魂”；下聯是“孝慈共同，耄耋成蒼穹，韆鞦氣節映高松”。蓋棺論定，父親無愧於盧作孚的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