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孔子第48世孫、衍聖公孔端友在從父孔傳的支援下，率部分族人扈蹕南渡。

　　辭別祖廟，依依不捨，南渡途中，曆盡坎坷，後輾轉來到衢州並寓居於此，衢州由是成為名聞遐邇的“東南闕里”。

　　此後，南渡族人以衢州為中心，在浙江、江蘇、安徽、福建等省分衍出眾多支派，從而形成了支派眾多、族人遍佈各地的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族人秉承家族傳統，以明道弘道、化民成俗為己任，推動了江南社會文化的進步發展。

　　孔氏南渡以後，繼承和發揚孔氏家族深厚的宗族文化，以詩書禮義教育族人，其注重經世、強調致用的教育理念對江南士風具有特殊意義。孔氏南宗家塾由南宋初年的私學，到南宋後期的思魯堂，直至明清時期的家塾、書院和清末民初的近代學校，呈現出隨時代變遷而不斷演進的歷程。明清時期的孔氏南宗家塾規模可觀，王陽明嫡傳弟子鄒守益所作的記中寫道：“攜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鳴》《伐木》之章，恍然若遊洙泗聆絲竹也。”20世紀初，孔氏南宗有多人出國留學，“開風氣之先”，南孔族學“也由傳統家塾向近代學校轉變”，演變成尼山小學，成為衢州“近代學校教育的典範”。在底蘊深厚的族學熏陶下，孔氏南宗家族史上涌現了一大批飽學之士，可謂代有傳承、賢才輩出，不愧“出士類增美士林，可作韆鞦冠冕”的美譽。此外，孔氏南宗士人通過擔任學官、創辦書院、擔任書院山長等多種途徑，積極從事文化教育活動，推動了儒學在江南各地的傳播演進。

　　扈從宋高宗南渡的孔氏族人多有“豪傑”之士。孔傳之子孔端隱作為其中的重要代表，認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國家慘變，聞者寒心，凡稍知大義者鹹思仗劍以從王事。禮義由賢者出，況吾孔氏子孫乎？”孔端隱言辭之激昂，行為之慷慨，千載之下猶令人奮起。的確，南渡族人無不心憂天下，積極有為，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隱等南宗族人，都積極實踐儒家政治思想，恪盡職守，深得人心，如孔端隱病逝于江蘇句容，當地百姓悲痛萬分，“士民如喪考妣”，哀號不已，特立“去思碑”以志紀念。南渡諸人積極踐行儒家政治思想，並以突出的政治作為，對孔氏南宗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而使傳承家學、報效國家成為孔氏南宗的寶貴精神和文化傳統。孔氏南宗歷史上涌現了眾多經世濟民之才，孔應得、孔洙、孔克仁、孔貞時、孔貞運、孔慶儀等影響較大，其中《明史》有傳的就有孔克仁、孔貞運等。國家太平之時，他們注重教養，體貼民情，致力於改善和淳化士風、民風；社稷危亡之際，他們殫精竭慮，希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有補於時。南宗族人中，出仕者往往恪盡職守、盡忠效國，未出仕者則體現了樂善好施、慷慨好義的傳統美德，在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和諧中發揮了應有作用。

　　作為世家大族，孔氏南宗的廣泛影響自不待言，可謂“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作為詩禮之家，孔氏南宗在制定家規、編修譜牒、祭祀活動、族學教育、敬宗收族等方面都堪稱典範，對江南其他宗族具有良好的示範意義。衢州孔氏的積極作為，使衢州成為“南州之洙泗”，吸引了眾多學者、文人。徽州孔氏詩書不墜，推動了儒學在南方地區的發展，形成了“自北而南意已通”的文化脈絡，舒頔的《贈孔學教克煥》將這種現象盛讚為“至今猶是魯儒風”。桐鄉支孔氏自孔公昉遷居青鎮之後，“四百年來，載在譜者不下千人，人文秀美，科第不絕，家傳忠厚，人知禮義”。可見，衢州孔氏及其他南宗各支派對當地社會發展與文明教化所起的積極作用，匯聚成孔氏南宗的整體合力，對江南社會文化的演進産生了既廣又深的影響。

　　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歷史條件和環境下與江南文化不斷融合、創新與發展的産物。對詩禮文化的傳承，推動了孔氏南宗的宗族管理與宗族發展，培育了一批循禮蹈義、道德峻偉的士人；與江南文化的融合，使孔氏南宗文化成為當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內涵方面來看，孔氏南宗文化主要包括了四個層面：首先作為一種宗族文化，代表了孔氏宗族的一種發展形態，並由於孔氏宗族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超越了一般的傳統家族文化，因而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其次作為一種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方文化的特色，反映了江南地區的人文傳統和地域精神風貌。再次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孔氏南宗宗族的歷史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地方政治乃至歷代政權文化和思想政策的特點。最後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孔氏南宗不僅是江南地區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傳統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區發展演變的一種折射。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孔氏南宗不僅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而且是浙江的孔氏南宗，南方的孔氏南宗，全國的孔氏南宗，在不同的文化層面，均有其相應的作用和價值。孔氏南宗文化是在歷史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當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中仍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獨特的文化價值和積極的社會意義。

　　衢州學院 吳錫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