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收到這個邀請有點意外，因為原來想像中的深圳不可能有這樣的大手筆，後來看了《人文頌》的文學腳本，又聽了上午的發言，我産生了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能夠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裏面，不只是敢為天下先的問題，而是有這樣遠瞻性的立意，有這種大的胸襟和舉措，確實遠遠出乎我的意料。這點對於我來講，是一個震動，同時也是一種激勵。我覺得，從這個活動來講，它的意義就不只是一個文學作品、或者再把它轉換成交響樂作品的問題了，它背後所蘊含的理念，所傳達的一個時代的聲音，對於提升深圳的文化形象，或者改變深圳的文化狀態，也包括外面的人如何來看待深圳，都有很大的價值和意義。上午聽了大家的發言，非常有啟發，我想講這麼三點。
第一還是從立意方面來講。立意當然就是從今天中國文化的境遇和文化建設來講，這個可以説是大手筆了。我跟韓博士認識有十年以上了，原來沒想到他還有這樣的寫作才能，看到本子以後，我覺得從整體上來講，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準，除了文采，主要是它所表達的思想。因為看了之後，首先的感覺就是能夠産生對中國文化的敬意，我想不管是行內的還是行外的，可能都會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感覺，就是中國文化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太多了、太美了，這種感覺非常強烈。
除了這個意思之外，我更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創作這樣一個作品？這可能跟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境遇有很大的關係。這個境遇實際上就是一種憂患意識，儘管我們是做正面的、頌歌式的表達，但是激發出這種想法來，實際上是對目前中國文化狀態的憂思。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是一個主體性喪失的過程，也就是説，基本上是跟著西方的一些價值理念在走，而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核心理念，它跟現代社會、現代生活的關係，是越來越疏離了。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尤其是經濟上強勢的出現，文化上捉襟見肘的感受就越發的強烈了。上午的很多發言也都提到這一點。那麼實際上，這是我們目前文化整體上的一個狀態，要想進一步走向世界，除了經濟這種硬實力之外，文化軟實力就更顯重要，尤其是文化力量的表現，對我們的挑戰和刺激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急迫。我們現在真切的感覺就是，你拿不出自家的東西來，我們目前所能表現出來的，基本上還是在西方話語的籠罩之下，也就是沒有自我的形象。這個自我形象，除了表達形式之外，它實際上還是一些核心的價值理念。這些核心理念，首先就是要確定自我價值，重新來尋找、重新來詮釋、重新來展現，這在文化建設中確實是居於中心地位的。所以，從宏觀的大視野來看這樣一種活動，我覺得才能抓住它的意義。
第二點想從這個主題來講。因為我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所以我有一種驚喜感，假如説今天到了可以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正面價值，甚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立人之本這樣一種核心價值來加以闡釋、加以頌揚，這就是時代在發展、在轉變的一種標誌。因為從近代以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核心理念是不斷受到批判的，而且像“五常”這些東西，它是處在火力的交叉點上，很多對中國文化的質疑和責難，都是集中在這些問題上面。那麼現在能夠重新提出這種價值理念，而且理直氣壯地從正面來加以闡揚，這確實是標誌著我們時代的前進，是經過這一百多年以後中國文化重新崛起的一個表徵。
我是這麼來理解的，中國文化當然是多元的，尤其在現代觀念之下，它不是狹窄的，只從儒家著眼；但儒家文化確實是中國文化的主幹，這一點在學術界應該是一個比較主流的看法。當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説法，但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典型或源遠流長的思想文化的凝聚體，它的主導性是勿庸置疑的。所以我們今天把儒家文化作為當代中國文化向前推進與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來發掘，就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在對儒家文化的看法上，我們要抓住一個什麼樣的脈絡，以什麼東西作為它的核心？我覺得《人文頌》這個本子，或者説這個策劃創意，在主題這一點上應該是能立得住腳的。儒學如果從孔孟開始，或者更早，追溯到周代禮樂文化，那麼到今天就是幾千年的歷史，其間變化非常複雜，人物眾多，觀念也比較複雜，但是我們看整個儒學發展的歷史，它是有它的一些核心價值理念的，那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東西。這種東西不管哪個時代，它對於整個儒家文化都是一個基礎性的、基石性的東西，它是不能動搖的，這其中，五常的問題當屬其列。
“五常”在先秦時代實際上是兩條線索。最早是從人倫關係著眼，社會結構的基礎就是人倫關係，孟子較完整地講了五倫，在這之前孔子只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人倫關係的思考和概括一直延續到漢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人們一直在探討，人倫關係怎麼去歸結，比如説《管子》裏面講“十義”，《白虎通》講“三綱六紀”，這等於是九種關係，但最後講來講去，五倫觀念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後來就定型下來。那麼這個五倫關係，實際上就是對社會結構的一種表述，就是將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歸納與總結。這條線索，構成了人們對社會認識和敘述的基礎，因而在儒家文化裏面，它是非常重要的源頭。另外一條線索就是對人性的探討。實際上這個跟人倫關係的理解又是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説人的本質是什麼？除了從人倫關係去解釋之外，到底什麼是人性之中最根本的，什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的東西？到了孟子提出性善的觀念，就是“四善端”：惻隱、羞惡、恭敬和是非，這四種要素，他用仁義禮智來一一對應。仁義禮智這些抽象的觀念，實際上是跟人的善端、跟人的本質要素連接在一起了，這條線索就和五倫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匹配。
這兩條線索，經過漢代儒生的改造和重建之後，它實際上就糅合成了一個東西，人倫關係的基礎是血親的，或者説是以血親為基礎的社會性的不斷擴大，而仁義禮智信這些抽象性的道德品節，則是一種概括性更強、超越了某種具體性的東西，它更有絕對性和權威性。這兩樣東西，當然有一個拼合的過程，而且中間確實也有一些問題，在儒學發展史上留下很多疑點，包括三綱和五常的異同，這兩者的關係，在儒學的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問題。賀麟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他是學西方哲學出身的，對西方的思想觀唸有很深的了解，他用西方的哲理來分析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做意義和價值的分析，很有見地。他講了這麼一個意思，就是五倫屬血親的，每個人的血親關係都有其規定性，對社會來講，每個成員都有某種具體性；而五常則把五倫關係理念化了，因為仁義禮智信這樣一些東西，它實際上是高度抽象化和凝固化的結果，是作為絕對理念而存在的。賀先生認為，這個絕對理念的建立，對於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基礎的穩固，對於儒家倫理形而上哲學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一步的話，那麼就會始終局限在一種具體的範圍裏面，它就沒有一種絕對性。這種絕對性對中國文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大家也都提到，中國沒有宗教、沒有上帝這樣的權威，但是如果你沒有這種絕對性的話，那個人的行為依據就喪失掉了，為所欲為，百無禁忌，他可以自做主宰，沒有任何的制約性或敬畏感。所以五常這些東西，它後來實際上是扮演了中國式上帝的角色，它具有某種權威性，而且是一種絕對的存在，就是你不能夠質疑，人的社會性、人的具體行為要通過五常來獲得它的合法性，所以這一套東西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也是儒家倫理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
這兩條線索到了漢代以後，就慢慢地沉澱在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價值理念裏面，成為天經地義的東西，甚至成了一個絕對的必須要遵守的教條，沒有什麼商量和討論的餘地。正因為它是一個不可以討論的東西，所以後來“五四”時代才要花那麼大的力氣來顛覆它，大力批判三綱五常，甚至産生了一些很激烈的説法，這就是要從根本上來破這個局，不然的話，傳統根本就動不了。“五四”的問題我們今天不説，我們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來講，仁義禮智信五常的問題抓得很準，它確實是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內核，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五常之德在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也比較容易獲得人們的認可，把它稍微現代轉化一下，都可以接受下來，作為正面的東西來處理。但我要強調的是，它跟三綱的關係，因為在歷史上，實際上漢代以後，三綱和五常是扭結在一起的，是一個整體性的東西。記得十多年前，王元化先生也提到過這個話題，他説當年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挽詞中，曾提到《白虎通》的三綱六紀問題，説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一個根本的東西，王元化先生後來講，他想來想去，這個三綱還是不能要，所以在當時學術界就有這方面的討論。一直到今天，大概就是所謂三綱一個都不能留，五常一個都不能丟，這基本上還是一個共識。另外，我們今天對五常的認識，也要注意到有一些西方化的情況，或者是經過了現代觀念洗禮的問題。《人文頌》本子裏面的一些引語，包括一些基本概念的把握是準確的，沒有脫離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的本意，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仔細琢磨裏面的一些解釋，還是能看到它實際上受到了現代觀念的一些引導。比如説“義”這個概念，本子裏比較多的是從勇這個角度來解釋，用了很多故事，都是從“勇”，或者從“志”來説。很多的當代敘述，義好像就是正義，義是不是就是正義？西方正義的觀唸有它自身的演變過程，那個所謂正義的觀念，實際上跟中國仁義禮智信這個觀念不是一個背景。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耶穌會士當時翻譯中國儒家經典的時候，就有類似的問題，萊布尼茲解五常，也是用“正義”來解釋“義”，後來有文章糾正過這個問題。到今天，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正義”是個非常核心的概念，但它顯然跟儒家講的那個“義”，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別。所以説義和勇、志這些觀念，還需要再琢磨、再考量。一方面我們要把現代的一些理解、現代詮釋的要素能夠融合在這個觀念的闡釋裏邊，另一方面也要有文化的自覺，注意到這兩個東西的差別。像這樣一些問題，在觀念的把握上，還可以再得到加強。
第三點是從表現方式上來講。在今天的社會裏，音樂的文化穿透性確實是非常強的，它有一種跨民族、跨文明的傳播優勢，有其他的文化形式、特別是語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跨越各種障礙，很快讓人感受到一些東西，所以用音樂來傳遞儒家的資訊，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儒家沒人提，幾代人都可能不知道儒家，小孩子更是沒有聽説過。我記得最早就是有一首臺灣歌曲，裏面唱到傳統儒家的思想指引我們之類的話，好多人可能就是從這個歌詞裏，才熟悉儒家概念的。後來當然我們也創作了一些歌曲，對儒家或者孔子的思想、人格進行歌頌，但那僅限于只言片語的方式，想要把儒家思想的宏大性展現出來，那是力所不及的。所以今天用交響詩或者交響樂這種方式，用宏大樂章詩篇的形式，把更為深刻的東西較全面地展示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所以從形式來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但是，這個創作最後所呈現出來的音樂形式，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我們現在還想像不到，因為這個文學腳本要轉化成一個音樂作品，最後通過音畫形式展現出來，這中間還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所以最後的擔子、也是更關鍵的任務是落在了音樂家的身上。儘管文學的處理已經很成功，有了很好的基礎，但有很多想法，包括我們上午討論的一些話題，它實際上都還是局限在文學層面上的要求，或者是一些觀念的理解，但音樂最後怎麼能夠把它呈現出來，這大概才是我們這個工程、或這個活動成敗的關鍵。所以我想到就是，那些中國傳統音樂要素的挖掘和調動就非常重要，可能還要做一些細緻的工作，因為有些音符在當代人的心靈當中已經有一些圖像式的記憶、有一些自然的聯想，他一聽到那個音符，就有了對某個觀念的想像。這方面的資料，可能就需要挖掘民間的素材，也包括觀察現代流行的活著的格調，這跟重文本的方式就很不一樣，這方面的準備，能不能再多做一點工作，給最後成形的音樂作品再提供更多的中國性的素材和原料，如果這方面能再下點工夫，那可能對音樂家的創作會有所幫助，而且是一個比較直接的幫助。
（景海峰：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