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沙草産業之父”——寫在錢學森誕辰一百週年之際
內蒙古沙草産業漸入良性迴圈
我與錢老僅有公共活動中的一次握手，他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我非常敬重。其中，有錢老的愛國信念和人品的魅力，有他作為我國“兩彈一星”元勳的至深感動。更直接的則是在錢老的“沙草産業”重大理論創新和種樹種草，防沙治沙方面的共鳴，並有幸對宣傳推廣“沙草産業”理論做了些工作。中央在“錢學森同志生平”中充分肯定錢老“倡導發展沙草産業”“幫助農民用科學技術脫貧致富”，是他晚年的重大貢獻。我每每想起來總是激動不已。
“請錢老‘展開談’”
在我國遼闊的“大西北”——陜、甘、寧、青、新和內蒙古，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也是生態和生存矛盾最突出的地區。這裡佔了我國沙漠和沙化土地的90％以上。因降雨量少，水資源匱乏，如何讓大地綠起來，人民富起來，是黨和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要旨，也是錢老孜孜以求的一個夢想。
錢老曾回憶，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我國西部沙漠戈壁從事國防科研時，就注意到那裏並非不毛之地，而是有著許多獨特而有頑強生命力的沙生動植物資源。他由此想到應該換一種思維看待沙漠資源，依靠科學技術充分利用沙區陽光充沛等有利條件，開創知識密集型的沙區大農業。直至80年代，在錢老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北京的日子裏，仍在深入思考著如何幫助沙區各族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問題。
1984年5月，時任《內蒙古日報》科學副刊責任編輯的郝誠之向錢老約稿，懇請他通過黨報，就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播撒科學的種子。沒想到錢老于6月8日就寄來了他的專論《草原、草業和新技術革命》。文中説:“據周惠同志講(《紅旗》雜誌1984年第10期《談談固定草原使用權的意義》)，在內蒙古自治區共有13億畝草原，從1947年到1983年的這37年中，畜牧業累計産值100多億元，折合每畝草原年産值才0.2元多。這的確比每畝農田的産值小得多，只值個零頭。但這是草業命中註定的嗎？不能用現代科學技術去改變嗎？不是有新技術革命嗎？”錢老強調，如果“內蒙古下決心抓草業”“可是件大事”。因為“農田少，大約才7000萬畝，而草原面積卻是農田面積的18倍還多，所以草業的産值完全可以大大超過農業的産值。一旦內蒙古帶好這個頭，全國的草原利用好了，草業興旺發達起來，它對國家的貢獻不會小于農業。”
當時周惠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我任黨委常委兼秘書長。錢老的專論在《內蒙古日報》刊出後，我即拿給周惠看。周惠看後即囑我設法請錢老“展開談”。我很快找到郝誠之，讓他把刊有錢老文章的報紙用紅筆框住，寄給錢老兩份，同時以黨委政研室的名義，再次懇請錢老展開闡述，並説明將在自治區《科學管理研究》雜誌發表，供內蒙古決策層學習研究。
僅僅一週後，郝誠之就收到了錢老的親筆復信。信中説:“您六月二十九日信及內蒙古日報兩份都收到。我確有另一篇文字，《創建農業型的知識密集産業——農業、林業、草業、海業和沙業》，但已被另外一個刊物要去，不能再用在《科學管理研究》上了。因您來信説內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和內蒙古科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感興趣，所以附上此文列印稿兩份，請他們審閱並提意見，以便在正式刊登時修改。麻煩您了。”
郝誠之興奮地將這篇1萬多字的專論送我，我一口氣讀完，深感遠見卓識，即將文章交黨委政研室副主任戈夫，加編者按刊登在內刊《調研資訊》(1984年7月27日)上。這篇文章再次引起周惠的重視，他説:“人家那麼大的科學家，還關注著內蒙古牧區沙區的改革和發展，我們的專家應該好好學習，拿出我們的實施辦法來。”隨後，我建議自治區科協召開專家座談會，認真學習討論了錢老的創新思想。當年12月，在自治區種樹種草工作會議上，我把錢老文章印發給與會同志學習。內蒙古由此開始了錢老沙草産業科學理論的學習和實踐。從那以來，內蒙古各族幹部群眾不斷地探索沙産業、草産業的發展之路，並逐漸形成了奶、肉、絨、藥、葡、薯等産業鏈，有的已經成為著名品牌，帶動了牧區沙區的生態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
組織記者大範圍調研
2003年1月，我在新華通訊社社長崗位上，一封來自內蒙古沙産業、草産業協會的新年賀卡裏，附有一封錢老于2002年12月18日寫給該協會領導的親筆署名賀信。信中説:“喜聞內蒙古自治區沙産業、草産業協會成立。我認為，這是內蒙古自治區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舉措。對此，我謹表示熱烈祝賀！”
信中還説:“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講到西部大開發問題時，提出積極發展有特色的優勢産業。內蒙古的優勢産業是什麼？我認為就是沙産業和草産業，這是內蒙古新的經濟增長點。只要內蒙古的同志緊緊抓住了這兩大産業，真正建設成知識密集型的沙産業和草産業，內蒙古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會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內蒙古的生態環境也會得到改善。”
這封信一下把我的思緒拽回到18年前，錢老沙草産業理論在內蒙古推廣的往事，我為錢老這麼多年來一直關心內蒙古、關心沙草産業而深深感動。於是就將錢老的信批給時任新華社總編輯的南振中同志:“此事可以報，且連續報。”我還根據新華社的職能，組織記者深入大西北，就沙草産業發展的現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和進一步發展的思路等進行深入調研，為中央決策和指導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很快，新華社派出了由內蒙古分社副社長吳國清牽頭、國內部兩位記者參加的調研小分隊，赴內蒙古和西北地區調研。相關分社也抽調了16名記者，分成8組，走訪了大量牧區沙區生活的農牧民、幾十家從事沙草産業的龍頭企業等經濟組織、近百名活躍在生態建設前沿的專家學者，還採訪了國家農業部、林業局、三北林業局等權威部門。然後，我和有關同志於3月在總社聽了彙報。大家討論得很熱烈，我感到記者們確實進行了深入採訪和思考，也基本摸清了沙草産業發展中的主要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提出的一些建議也有一定針對性。我講了些自己對西部沙化情況及發展沙草産業理論的認識，希望記者、編輯實事求是地為中央科學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從3月中旬開始，新華社就我國沙産業、草産業發展問題，連續編發了近30篇系列參考報道。其中，有22篇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吳國清帶領的小分隊采寫的《我國沙産業、草産業發展調查(上、中、下)》，第一次從全國層面審視和總結沙草産業發展的狀況，引起了中央領導和發改委等部門的重視，還被有些專家學者稱為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的“白皮書”。國家發改委、西部開發辦、林業局等部門就新華社報道中提出的問題和建議作了進一步研究，並在當年召開的全國治沙工作會議上做出了具體部署。以後，國家林業局和內蒙古、甘肅、寧夏等西部省區也都相繼出臺了促進沙草産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令我難忘的是，這年4月18日，一封來自錢老辦公室的信件放到我的案頭，首先躍入眼簾的是錢老的親筆署名。信中寫道:“新華社田聰明社長:內參上關於草産業、沙産業的一系列的報道文章我都看了。我認為新華社是在抓21世紀中國西部開發的一件大事。記者們做了大量採訪，文章寫得也好，我都同意。轉上劉恕同志和涂元季同志給我的信。劉恕同志是沙産業、草産業方面的資深專家，涂元季同志是我的老秘書，他們所提意見請您們考慮。”我再一次被深深感動:世界級的大科學家，曾任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年已92歲高齡，對我這樣一個普通晚輩如此謙和，對新華社的報道如此看重，難得啊！後來聽説，錢老對記者的這組報道，是躺在病床上，讓秘書逐篇讀給他聽的。
按照錢老的意見，我又安排記者對劉恕和涂元季兩位專家進行了專訪，並以《沙産業開發要尊重科學規律》為題作了報道，強調西部沙區資源潛力非常大，蘊含著巨大産業效益。市場嗅覺靈敏的民營企業也已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如果沙産業能夠得到規範有序的發展，將會走出一條“沙漠增綠、資源增值、企業增利、農牧民增收”的新型生態建設和産業化發展之路。
“共鳴”與“神交”
回顧與錢老的往來、合作，雖未謀面，但可謂配合默契、心領神會。這也許是“共鳴”與“神交”吧。
此其一，在於我們雖然經歷不同，年齡相差三十多歲，但對祖國西部這片土地的熱愛是共同的，情感是交融的。錢老作為大科學家，出生在西子湖畔，成才于大洋彼岸，為了新中國的強大，毅然回國來到西部大漠深處，在艱難的環境中從事科學研究。他科研之餘的考察，西部生態環境的惡劣和西部群眾生活的艱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祖國和人民飽含深情的他，為了“讓我的同胞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決心要用科學技術幫助沙區人民擺脫貧困，富裕起來。而我，是生於斯、長于斯的一個農民後代，特別是解放前夕還在庫布其沙漠裏給人家放羊，不僅受有錢人的剝削，也承受著惡劣自然環境的煎熬。
此其二，在於我們生活和工作條件逐漸變化，但對這片土地的眷戀和熱愛之情，對改變那裏貧窮落後面貌的願望始終未變，對西部沙區發展規律的探索和思考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尤其是我自己樸素的感情和比較粗淺的思考，從錢老深刻的觀察和認識中獲得啟迪、教益時，猶如一股細流匯入了大河，頓感所尋找的路子豁然開朗。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當記者時，我就曾多次深入到沙窩子裏採訪報道過內蒙古的治沙英雄牛二旦、沙木騰、劉茂桐等人。我數次到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就土地沙化和經濟社會發展進行調研，還在盟檔案館搜尋了大量史志資料。當時的伊克昭盟，由於歷代“三濫”(濫墾、濫牧、濫伐)，帶來了“三化”(氣候惡化、草場退化、土地沙化)，東北部的庫布齊沙漠和西南部的毛烏素沙已經“握手匯合”。近現代特別是解放以來的不同時期，都有反對“三濫”和倡導種樹種草的領導、民族上層和模範人物涌現，但終未能阻止“沙進人退”勢頭，沙化面積佔到了全盟的一半左右，成為自治區最貧困的盟市，那裏真正起變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曾與內蒙古日報記者李馬欽合作，將多年積累的資料整理成一篇調研報告:《補前人之過，立韆鞦之業》，對深受風沙之害、吃盡風沙之苦的伊克昭盟各級領導和各族人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以每年三百萬畝左右的速度種樹、種草、種檸條，給予高度讚揚。在末尾還寫道:“目前，植被建設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全世界都把綠色植物佔整個國土面積的比重當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與愚昧、先進與落後的重要標誌。伊克昭盟把植被建設作為全盟最大的基本建設來抓，而且從認識上、組織領導上、政策規定上一步一步去解決存在的問題，保證這項建設的順利進行，這是一個重大轉變。他們所進行的正是一項造福當代、惠及後人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我們相信，只要像現在這樣堅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定能夠恢復昔日鄂爾多斯高原那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本來面目。”
這篇文章在《內蒙古日報》刊出後受到廣泛好評，但與後來鄂爾多斯在錢老理論指導下的沙草産業相比，差距明顯。主要是我們的思路還基本停留在以植被建設為主的防沙治沙階段，而錢老的理論則是“不以綠色劃句號”，要把植被建設延伸為産業發展，把防沙治沙延伸為用沙管沙，堅持“綠化—轉化—産業化”，在産業鏈上做文章。如錢老所説:“達到沙漠增綠、農牧民增收、企業增效的良性迴圈”。
2008年1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看望錢老時親切地説:“前不久，我到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考察，看到那裏的沙産業發展得很好。沙生植物的加工搞起來了，生態正在恢復，人民的生活水準有了明顯提高。錢老，您的沙産業設想正在鄂爾多斯變成現實。”
如今，據衛星遙感圖顯示，鄂爾多斯的植被覆蓋率已由1999年的30％升到2007年的70％。近兩、三年，我曾回家鄉看過，還常在夢裏回到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地方感受綠色的呼吸。在錢老誕辰100週年之際，我們的最好紀念就是繼承他未竟的事業，用科學規劃、高新技術、創新思維、整體設計和紮實行動，大力發展沙草産業，不斷為人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