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憶起歌劇《白毛女》，執筆者之一、詩人賀敬之歸功於延安文藝座談會：“這部歌劇是為人民寫，寫人民，請人民評判。這是《講話》教導我們的精神。”
的確，如果説最初賀敬之、丁玲等進步知識分子的延安嚮往，只是心中朦朧的追求，那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他們進一步明確了創作活動的使命和方向。無論是《白毛女》還是《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正是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放歌，點燃了文藝工作者心底的激情。
“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振聾發聵提出的，不僅是文藝工作的基本原則，也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
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就是中國共産黨領導文化發展的歷史，也是共産黨人對文化的認識不斷深化的歷史。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核心詞——人民，正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文化發展的主線；“為人民大眾服務”，也成為我們黨制定文化戰略、領導文化發展的核心。
70年不懈探索，“為人民”貫穿始終。從“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到強調“我們的文藝屬於人民”；從“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到“讓人民共用文化發展成果”；從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到“三貼近”原則、“走轉改”精神，在浩蕩前行的歷史長河中，“為人民”的旗幟始終高揚在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上。
70年不懈追求，“為人民”書寫史詩。70年文化發展的艱辛探索，30多年改革開放造就的文化成就，近10年文化體制改革激發的文化繁榮，從文藝創作到文化服務，從文化遺産保護到對外文化交流，文化的發展與新中國經濟社會的巨變同步，人民的文化權利不斷發展，公眾的文化生活不斷豐富，“為人民”從理論向實踐的落實，成為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0年來，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我國文藝發展和文化建設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儘管這篇彪炳史冊的經典文獻，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和時代任務的轉換，其中一些觀點和論述已經不適用於今天，但其所揭示的“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生活”的深刻思想，卻對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寫下社會主義文化華章的光輝序言。
（四）恩格斯曾説過，文化植根于“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毛澤東也反覆強調，文藝事業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硝煙瀰漫的民主革命鬥爭，到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再到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時期，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正如《講話》所深刻指出的：“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讓文化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大眾？
國際經驗表明，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3000美元時，居民消費進入物質消費和精神文化消費並重時期。由生存型、溫飽型到小康型、享受型，我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井噴”之勢，消費能力增強，鑒賞水準提高，多層次、多形式、多樣性的特點明顯。服務對象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與公眾需求對接？
當經濟改革打破體制堅冰，文化的發展也如水流活。無論是拍攝一部電影還是出版一本圖書，投資回報成為必要考量。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手段，日益參與到文化産品的生産中來，文化與市場的接軌已成為必然趨勢。生産方式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與經濟社會同步？
美國大片能全球同時首映，社交網路能匯集巨大人群，今天的我們身處一個變平了的世界。無論是出版、影視還是演出，中國都面對著巨大的“文化逆差”。約瑟夫 奈曾言，“柏林墻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鑿得千瘡百孔。”文化的比拼，不僅是經濟的角逐，更有價值的較量。時代環境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參與國際競爭？
中國的發展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中國號”巨輪正向著更廣闊的未來駛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催人奮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道遠。在這崛起的征途上，文化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旗幟，必然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歷史方位的變化，需要我們深思：文化的發展如何定位未來坐標？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站在全新的角度認識文化，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實現文化的發展，進而滿足人民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