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決定寫一部鄧小平傳記來幫助美國人理解亞洲未來的發展。他歷時10年，採訪接觸過鄧小平的各國政要，在中國會見了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300多人，查閱引用的中西文獻書籍索引即接近百頁，用全景視角將歷史上最大國家的變革歷史勾勒得令讀者身臨其境。該書英文版《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出版後，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終選名單，獲評《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等媒體2011年最佳圖書。但它在美國銷售的2萬多冊遠不能與中國的暢銷相比，因為最關注那段歷史的，還是中國人。
在那個紛繁複雜、濃墨重彩的時代，鄧小平展現了什麼樣的特質呢？
1、在失去航圖的大海上引領前行
1979年3月，當時的港英總督麥理浩爵士到北京面見鄧小平，談及香港面臨的困難。鄧小平説：“你如果覺得管理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管理中國試試。”
“文革”中國家陷入混亂，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經濟接近破産。最要命的是思想僵化保守的大氣候，對於離經叛道的嚴防死守。今天40歲以下的人，很難理解當時“政治正確”有多麼重要。
“摸著石頭過河”，是因為完全不知後果會如何——留學會不會人才流失？合資會不會壓制民族工業？改革開放的每一步，無不經歷現實的風險與思想的交鋒。而避免黨的分裂，才能使黨專心處理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
一個國家的全部責任是多麼沉重！鄧小平必須鼓勵新思想，同時儘量減少偏保守幹部的抵制；尊重毛澤東的威望，又改變原來的發展思路；既維護穩定，又開放經濟。傅高義認為，他不是手持藍圖、主宰變革的“設計師”，他更像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對現實做出反應和思考，用團隊和群眾能接受的步調和方式展示給他們。
鄧小平對科學于中國復興的作用持有近乎著魔的信念。他促進與美、日關係的正常化，以得到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安穩環境、資本和技術。傅高義認為，鄧小平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裏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和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引導了中國社會和組織結構的根本轉型。
2、務實的態度與堅定的原則
鄧小平善用樸素的大白話解釋複雜而有爭議的問題，這種機智通俗的説法讓人很難反對。“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減弱了意識形態的嚴肅感，意味著幹實事更重要。
傅高義認為，實事求是可能是鄧小平的基本哲學。
的確，鄧小平無數次將人們從意識形態的爭論拉回到每個人都能理解的現實問題上來，他的手段是靈活的。他使用“管理”這個中性詞提倡學習西方，既能引進比技術更多的東西，又能減少保守力量的抵制；城市需要小型私營企業，他給出的理由是需要給返城青年找到工作，以免他們在城裏鬧事。
像橋牌中注重“時機”（timing）一樣，在諸如廢除城市和農村的集體制度、擺脫計劃經濟、建立經濟特區等重大問題上，在感到政治氣候完全有利前，他會推遲採取堅定的立場，用成功的試驗來爭取多數高級幹部的贊成，至少是接受。
而在這一切的後面，是他堅定的原則——他堅信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全面向外部世界開放；他堅信只有共産黨強有力的領導才能帶領中國走向強盛；加快發展經濟，黨才能獲得人民的擁護；經濟發展需要穩定。傅高義以他的獨立研究證實：中國共産黨的集體領導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關鍵。
3、個人風格與魅力：機智、直率、精力旺盛
當美國國會議員逼問鄧小平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以換取最惠國待遇時，鄧小平不動聲色地回答：“噢，這事好辦！你們想要多少？1000萬？1500萬？”
為調整過熱的經濟，與日本簽訂的很多協議需要撤消，鄧小平沒有謙恭地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認中國缺少經驗，犯了錯誤，現在遇到困難局面。
內在的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和外國人打交道時，視他們為解決問題的夥伴。他從不糾纏于過去的錯誤或誰要對其負責任，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擁有政治家必備的稟賦：豐富的經驗、傑出的判斷力、戰略規劃能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國家的能力。赫魯曉夫回憶説：“毛澤東認為他是領導層中最有前途的官員。”
他被稱為“鋼鐵公司”：選擇領導人時，不是看他們是否對自己忠誠，而看是否最稱職。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發展私人友誼，他們只是共同幹事業的同志。他從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回去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捧讀至此，不禁想到林則徐的名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拍攝的紀錄片曾令中國人瞠目結舌——工廠、交通和通訊，住著新式住宅、擁有各種現代傢具和穿著時髦的美國家庭……而今天，這一切在中國已變成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