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台灣網9月15日北京訊　2017年是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週年，《兩岸關係》雜誌特開闢專欄，刊發系列報道，撫今追昔，向兩岸關係過往致敬；瞻望未來，對兩岸關係前途充滿希望。以下為《兩岸關係》雜誌2017年第9期刊發的系列報道（四）——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文章全文如下。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寫在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30年之際

作者：柯文

　　1987年，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同胞從此開啟交流交往，至今已有30載。30年來，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少到多、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的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格局，兩岸經濟、社會、文化聯結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展現出融合發展的美好前景。在歷史長河中，30年也許只是一瞬間，但對兩岸關係來説，卻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時光。梳理30年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探析當前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面臨的時空環境，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尋找新的動能。

兩岸開放交流3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

　　（一）30年來，兩岸經濟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兩岸經濟互利互補格局基本形成。

　　自兩岸開始出現零星、間接的貿易和投資到兩岸在經貿合作中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兩岸經貿關係走過了一條頗為曲折的發展道路。

　　1.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逐步走向機制化、常態化。兩岸經貿交往初期，其主要形式是經由香港進行的轉口貿易，以及由轉口貿易帶動的臺商對大陸零星投資和海上小額貿易。1987年11月，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後，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隨之發展起來。尤其2008年5月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後，開始了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進程。2010年6月，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構建了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平臺，將兩岸經濟合作推向新階段。2008年至2016年，兩岸實現了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兩岸産業合作持續推進，初步建立起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兩岸貿易也保持增長勢頭，貿易額不斷創下新高等等。2009年11月，兩岸簽署金融合作協議和金融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兩岸金融合作邁上新臺階。截至2016年底，14家臺資銀行在大陸設立3家法人銀行、28家母行直屬分行和3家代表處；5家大陸銀行在臺設立3家分行與2家代表處。2012年8月，兩岸貨幣清算管理機構簽署貨幣清算備忘錄，建立貨幣清算機制，臺灣地區人民幣業務于2013年2月正式開辦，截至2016年，臺灣島內人民幣存款餘額達3112.14億元。

　　2.兩岸經貿往來總體穩定，貿易結構漸趨優化。30年來，兩岸經貿往來總體處於增量過程中。截至2016年，大陸累計批准臺資項目98815個，實際使用臺資646.5億美元。臺商對大陸投資勢頭不減，臺商投資日益呈現産業廣泛化、類別多樣化、經營形態多元化、地區分佈擴展化、規模大型化等新特徵。兩岸一般貿易比重持續上升，加工貿易比重有所下降。2016年兩岸貿易額達1796億美元，大陸對臺逆差988.6億美元。ECFA已簽署並生效的協議執行情況良好。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大陸累計自臺進口享受ECFA關稅優惠貨物565.1億美元，關稅優惠227.2億人民幣；大陸累計對臺出口享受ECFA關稅優惠貨物101.4億美元，關稅優惠118億元新台幣。臺灣是大陸第七大貿易夥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大陸是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

　　3.各种經濟交流平臺協同發力，兩岸經濟合作不斷深化。30年來，祖國大陸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形式多樣的兩岸經濟交流平臺。如2006年以來舉辦11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搭建起共商兩岸互利合作大計平臺，形成的共同建議多已經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措施，加快了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步伐。2013年7月成立兩岸企業家峰會，成為兩岸層級最高、最具權威的企業家交流合作平臺，致力推動兩岸資源有效整合，深化兩岸經濟互利合作。2009年5月，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援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2011年，國務院批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2016年3月，“十三五”規劃綱要再次強調要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打造平潭等對臺合作平臺。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兩岸交流合作中的先行先試作用更為突顯。此外，大陸各省區市先後與臺灣搭建經濟交流合作平臺，已逐漸成為推動兩岸各領域加強合作的知名品牌，對促進兩岸經貿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4.在兩岸經濟合作發展過程中，兩岸經濟融合的一面同步呈現，而大陸方面在其中發揮了更多的支援與推動作用。

　　（1）兩岸經貿關係的不平衡發展使大陸在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中發揮更多的支撐作用。自兩岸恢復經貿往來至2008年，兩岸間貿易和臺灣投資使大陸的生産和管理技術得到提升，臺灣出口大陸的産品和服務彌補了大陸資源要素短板，其投資設廠也帶動了大陸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發展，促使大陸産業開始融入國際分工。2008年至今，隨著大陸實力不斷增強及兩岸大交流時代的來臨，兩岸經貿聯繫更加密切，臺灣對大陸的出口和投資快速增長，經濟上對大陸的互補獲益日益增強。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至2016年，臺灣累計從大陸獲取貿易順差約為10625.32億美元，實際對大陸投資金額約1041.94億美元，大陸對臺投資僅16.91億美元。在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雖受益主體發生變化，但兩岸貿易、投資等經貿往來呈現出的“來多去少”不平衡現象並未改變。正是這種兩岸經貿關係的失衡，使大陸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主要支撐。

　　（2）大陸自身的經濟發展與政策調整，驅使臺灣緊隨其後，打開了融合的大門。1979年大陸《告臺灣同胞書》指出，“兩岸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此後隨著大陸對臺政策調整，使臺灣輿論和民意對國民黨形成壓力，到1984年3月，臺“經濟部”決定解除1157種貨品不得由港澳等地進口的管制，同年7月首次公開宣佈不干預兩岸轉口貿易，1989年6月正式開放大陸貨物間接進口臺灣。1988年，國務院發佈《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到1992年，臺當局通過了《對大陸地區從事投資和技術合作辦法》。1994年，大陸要求對臺商投資的領域、方式等採取“同等優先、適當放寬”原則，但因李登輝隨後提出“戒急用忍”，臺灣方面到2001年才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經貿政策。總的來説，大陸率先採取單方面開放的政策，以先行帶動後進，雖然部分政策的發酵耗費時日，但週期總體逐步縮短。此外，從臺商投資大陸的變化情況看，其與大陸吸引外資的發展趨勢大致呈正相關關係，只是時間上略有滯後，説明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政策，是臺商投資和融入大陸的關鍵。

　　（3）大陸的龐大市場是吸引臺灣經濟的利基，在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改革開放之初，大陸勞動力眾多，生産要素價格頗低，生産力水準不高，急需大量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管理來提升生産能力，而此時的臺灣正好能與大陸經濟實現互補，通過借助大陸的勞動力資源和低廉的加工成本，以及土地等優惠政策，將大陸作為重要的海外生産市場，從而實現産業轉型。因此，臺灣對大陸投資加快，並且帶動對大陸的出口增長。新世紀以後，特別是2008年以來，以大陸為平臺的經濟融合進程加快，原因有二：一方面，大陸經濟實力和科技水準飛速增長，曾經的生産市場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消費市場，臺商在佔據對大陸市場先發優勢的情況下，需要進一步鞏固市場地位。另一方面，臺商在島內發展受限，産業外移成為客觀趨勢和必然選擇，大陸是首選之地。儘管這一時期受一些因素影響，臺商對大陸的投資出現過較大波動，但産業向大陸轉移的趨勢未變，且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向技術密集型推進。目前，臺資企業在大陸的本地化發展迅速，臺商從臺灣購買原料與中間産品比例迅速下降就是明證。

　　（4）臺灣當局的政治阻礙難擋兩岸經濟融合互補的趨勢。30年來，臺當局為阻撓“大陸經貿熱”曾採取過多次“降溫”行動： 1990年對大陸投資“直接不準、間接有條件許可”，1993年“南向政策”，1996年“戒急用忍”，2000年“動態調節機制”，2002年和2005年收緊各項兩岸經貿政策，2006年“積極管理、有效開放”，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及蔡英文上臺後的“新南向政策”。這些都是臺當局基於政治利益考慮，以“臺灣安全”為由推出的緊縮性措施，妄圖阻礙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但事與願違，政治操作雖能一時有效，但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在每次阻撓行動過後的一段時間內，臺商對大陸的投資都出現了或大或小的放量增長，而兩岸貿易額則是基本上一路上揚。從這個角度看，在大陸經濟的磁吸效應不斷加大，對臺政策不斷完善情況下，臺當局依靠政治手段阻礙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圖謀難以成功。

　　（二）30年來，兩岸社會融合進程加速，兩岸同胞利益更加緊密地結合。

　　兩岸經貿往來帶動了臺灣經濟的發展，兩岸社會接觸也發揮了化干戈為玉帛的驚人力量。隨著兩岸人員的直接往來，兩岸在物質、技術及資訊等領域的流通加速，兩岸社會融合不斷加強。

　　1.兩岸交流往來蓬勃發展，加深了同胞感情。2008年7月，大陸居民開始赴臺旅遊，實現兩岸人民往來新突破。2015年，兩岸人員往來達到985.61萬人次，創歷史新高。2016年，民進黨上臺執政，兩岸人員往來出現回落，但仍達到939.39萬人次。每年兩岸教育、文化、新聞、宗教等交流多得不可勝數。2015年，大陸赴臺交流項目達30704個；2016年，大陸赴臺交流項目達29302個。在此期間，兩岸同胞越走越親，書寫了血濃于水的感人篇章。2008年5月，汶川地震發生後，臺灣同胞積極支援抗震救災，共捐款6.7億人民幣。2009年8月，大陸同胞為遭受“莫拉克”颱風襲擊的臺灣同胞捐款9.8億人民幣，佔外界對臺捐款90%以上。

　　2.兩岸社會、民生各領域交流與合作規範逐步確立，兩岸交往內涵日趨豐富。20世紀90年代初，兩岸分別成立了各自授權的民間團體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1992年11月，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錶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即“九二共識”。1993年4月舉行的“汪辜會談”邁出兩岸關係歷史性的重要一步。1998年舉行的“汪辜會晤”則開啟兩會政治對話。李登輝、陳水扁大搞“臺獨”分裂活動，曾致使兩會中斷協商長達9年之久。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商談。2008年至2015年8月，兩會先後舉行了11次會談，簽署了23項協議，涉及食品安全、船員勞務合作、農産品檢疫檢驗、計量檢驗認證、智慧財産權保護、醫藥衛生、核電安全、氣象地震監測、民航飛安與適航、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等多個領域，並達成諸多重要共識，在相應領域構建起資訊通報與交換、業務會面與合作、管理與保護、人員交流與互訪等方面的規範以及重大、突發事件協處等制度化合作機制，拓展了兩岸交流合作領域，增進了兩岸同胞福祉，推動了兩岸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3.民間社會雙向交流成為兩岸社會融合發展的根本動力。30年來，兩岸民間社會交流一直處於高位增長，兩岸在宗教、文化、媒體、體育、醫療、教育等領域都有密切的接觸和頻繁的互動。尤其是2008年兩岸直接“三通”後，兩岸社會交流由單向、間接和小規模發展到雙向、直接和大規模。大批臺灣同胞開始在大陸生活、求學、工作，而且陸商、陸客、陸生、陸配等大陸元素也進入臺灣，這種全面性的雙向民間社會交流改變了長期由政府和精英人士主導的兩岸交流格局，使兩岸社會的互動與融合更加多元，根基更為牢固。尤其在青年交流方面，自2011年臺灣開放大陸學生赴臺就讀後，兩岸實現高等教育雙向交流。兩岸青年交流的年齡範圍逐漸擴大，從大學生和青年就業者為主的群體，擴大到青少年、中小學生，並且交流領域越來越廣，不再限于普通的旅遊、參訪，而朝臺灣青年在大陸就業、創業等紮根的方向發展。兩岸青年交流互動的擴大，增進了兩岸青年一代的情感交流，為兩岸社會融合注入了新動力。

　　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調研時表示，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融合發展。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認知。2017年1月，中央對臺工作會議要求，各地各部門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不斷擴大兩岸基層民眾的參與度和獲益面。近來大陸出臺了多項便利臺胞來大陸創新創業就業政策措施，受到臺灣同胞普遍歡迎，對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步伐正在逐漸加快。

兩岸開放交流30年來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基本脈絡

　　（一）在經濟交流方面，大陸已從被動方、受惠方變成主動方、施惠方。

　　1.從結構上看，大陸從生産基地變成消費市場。早年兩岸經貿互動中，大陸基本是純生産加工地位，産品主要外銷美日等發達國家，但隨著大陸的崛起和兩岸經貿合作的深入，兩岸經貿關係越趨緊密，到2016年底，兩岸一般貿易比重已超過55%。隨著大陸消費能力的增強特別是消費升級趨勢的突出，未來兩岸一般貿易比重仍將攀升。大陸目前已由國際經貿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影響規則的制定者，臺灣經濟發展難以回避大陸因素。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對大陸的出口在1990年為85億美元左右，2007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現在對大陸出口約佔臺灣出口總額的40%。2006年兩岸貿易總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2007至2016年兩岸貿易總額一直保持在千億美元之上，年平均1598.6億美元。

　　2.從路徑上看，大陸從引進者變為合作者，其本質已是輸出者。兩岸經貿往來初期，大陸需要引進資金、生産技術、管理技術、外銷渠道等，但隨著大陸經濟實力的提高特別是自主替代能力的加強，兩岸相互需求關係異位，大陸臺企機器設備採購、科技研發合作對象、人員聘用結構、市場銷售通路等本地化指標，均清晰勾勒出這一趨勢。事實上，大陸經濟發展階段現已開始從主要單向引資轉向密集對外投資，但由於臺灣市場容量狹小且臺灣當局對陸資的防備，大陸對臺灣投資規模仍然有限。

　　3.從關係上看，臺企與陸企一起或借助大陸走向國際市場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顯著增強。在市場主體層面，早期與國際市場接軌時，臺企居於主動地位，大陸企業借助臺企進入國際市場現象比較明顯。隨著大陸規模經濟優勢的顯現，大陸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顯著增強，臺企依靠大陸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案例不斷增多。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亞投行運營、“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以及我國主導的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的進一步加深，未來臺灣“借大陸之船，出國際之海”的要求將越來愈強烈。此外，臺灣以生産中間産品為主的加工出口模式，也從另一個方向助推臺灣經濟向經濟強者靠近。

　　4.從需求上看，大陸對兩岸經貿的剛性需求日趨下降，而臺灣則趨於上升。通過對貿易走向、順差來源、投資對象、出口商品類別、兩岸貿易佔各自GDP的比重等一系列指標的分析，兩岸經貿在大陸宏觀經濟中的佔比逐漸下滑，且臺商投資對於大陸整體外貿的拉動效果趨於弱化。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大陸宏觀經濟正在由出口拉動逐漸轉向為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對於外貿拉動的強烈動機趨於減弱，而臺灣經濟對大陸的影響仍集中在大陸對外貿易層面。由於大陸臺企多從事代工，臺灣若要保持在大陸對外貿易領域的影響力，未來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緊跟大陸經濟結構性調整，加快轉型升級；二是隨著大陸經濟熱點移動而轉移，否則其影響力將逐步下降。

　　5.從影響上看，大陸宏觀經濟政策對臺灣經濟影響力趨於擴大。由於臺灣經濟的外向型特徵，以往臺灣經濟隨國際市場景氣波動而波動的特徵突出，美日經濟表現是此類波動的“策源地”。但隨著大陸消費市場增長以及人民幣的強勢貨幣地位，波動“策源地”很可能轉向大陸。例如，大陸經濟正面臨“三期疊加”的局面，即“換擋期”，經濟增速由之前的中高速增長滑落至低速增長；“調整期”，經濟發展結構面臨低端産能過剩需要消化，中高端産業有待加強；“轉換期”，低成本資源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寄望于創新驅動。“三期疊加”局面不僅影響了大陸臺企，臺灣經濟轉型升級壓力也相應陡增。在一定程度上，蔡英文“新經濟模式”中的“創新”和“新南向政策”都可被視為應對壓力的政策反應，其區別只在於前者積極，後者消極。

　　（二）在社會融合方面，大陸亦由被動轉向主動。

　　1.交往人群的變化——老中青。兩岸隔絕狀態打破後，最先返鄉的主體人群是國民黨老兵。隨著改革開放浪潮而來的第二批主體人群，則是臺商及其眷屬、臺幹。目前，隨著大陸便利臺灣同胞政策措施的相繼出臺，臺灣青年正在成為赴大陸的主流人群。交流主體人群的變化反映出前來大陸的臺胞年輕化趨勢。此外，如果説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來大陸的臺胞是人力資本或經濟資本更富有者，那麼當前普通民眾則正在日益成為主流。

　　2.交流動機的變化——多元趨勢。如果説老兵返鄉的主要動機是基於情感因素，那麼利益驅動則是臺商赴陸的根本動機。儘管目前臺胞來大陸主要動機仍是追求經濟利益，但是多元化跡象已經顯現，越來越多的臺灣青年追求的是個人發展，甚至是通過大陸走向世界，在更寬廣的平臺上實現個人價值。

　　3.交流領域的變化——以經濟交流為重向泛社會化演進。早期臺胞來大陸，其關注點更多是經濟領域，認為統一的前提條件是兩岸人民生活水準的接近。當大陸總體經濟佔據絕對優勢時，臺灣民眾更多關切社會公平、人權保護、法治環境等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隨著大陸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民主法治建設不斷進步，“傲慢與偏見”將會逐漸消除。

　　4.交流視角的轉變——以世界為出發點VS以臺灣為出發點。由於大陸改革開放晚于臺灣，在兩岸交流初期，臺灣及臺灣民眾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幫助大陸了解、接觸西方世界的媒介作用。但是，隨著大陸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以及大陸民眾的眼界大開，臺灣的媒介作用逐步弱化。臺灣被國際社會邊緣化和島內媒體宣導的淺碟化、內向化，使臺灣民眾普遍缺乏國際觀，更多地從臺灣自身出發考慮問題。當大陸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從全球視野和全民族發展高度來審視兩岸交流乃至兩岸關係的發展時，臺灣民眾僅出於臺灣及自身利益來看待兩岸交流。視野的差別，導致臺灣民眾對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抱持觀望態度，缺乏主觀能動性，更多的是相對被動的參與融合。

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現實機遇

　　從1987年開啟兩岸民間交流，逐漸擴展至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乃至為處理交流衍生而來的問題而進行政治互動，塑造了兩岸民間社會對彼此的認知與了解。可以説，兩岸的持續互動已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各自內部的治理。回顧30年的歷程，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領域，還是交流目的、對象、方式等方面都出現諸多變化。可以説，兩岸關係融合發展的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是在不斷形成中的。

　　（一）從時間上看，當前的融合發展正是兩岸關係不同發展階段更替變化的結果。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當時兩岸經貿往來主要依靠轉口貿易及小額貿易，以及臺商對大陸的零星投資。1987年，大陸宣佈“同等優先、適度放寬”的對臺優惠政策；年末，臺當局宣佈解除“戒嚴”、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開啟了兩岸經貿交流及人員往來的快速增長。期間雖有波折，但到2008年，兩岸經貿交流及人員往來已由過去的“零散化、單向、間接”發展為“機制化、雙向、直接”。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鞏固深化期，兩岸關係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反映到市場層面，兩岸經濟已面臨三個節點：一是兩岸經濟增速面臨“換擋期”，由之前的中高速增長滑落至低速增長；二是兩岸經濟發展結構面臨“調整期”，低端産能過剩需要消化，中高端産業有待加強；三是兩岸經濟發展動力面臨“轉換期”，低成本資源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亟需創新驅動。

　　（二）從空間上看，兩岸經濟合作的出口優勢、參與國際産業分工模式面臨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對國際市場的充分有效利用，特別是在21世紀初，兩岸先後加入WTO，兩岸貿易和投資經歷了一個為期三年的高速增長階段。這一時期（2001年至2004年），包括臺灣在內的大陸主要貿易夥伴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均出現倍增，臺灣由17.19%增長至37.12%，韓國由12.71%增長至24.52%，日本由7.99%增長至16.68%，美國由2.55%增長至5.46%，東盟六國的增長幅度大體在1至8倍之間。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全球貿易陷入低迷，兩岸貿易增速趨緩。尤其自2014年以來，兩岸貿易在經歷一波“V”型走勢後，開始步入前期強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這意味著兩岸經濟增速拐點已經顯現。今後要保持兩岸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再依靠大比例加工貿易已無可能，必然要求將經濟增長的動力轉向創新驅動和擴大一般貿易上。

　　由此可見，兩岸經濟社會融合面臨的環境、條件、要求，以及在各自經濟中所佔權重均發生了新變化。新形勢下，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主要特徵應是：兩岸經濟規模擴張趨於平穩，大起大落的情況顯著減少；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品質效益型；臺資企業轉型升級與轉移內遷趨勢突出，新增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更加明顯，投資目的由增量擴能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兩岸經濟結構由製造業一枝獨秀向全業態過渡；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轉向創新驅動。此外，在網際網路的作用下，兩岸社會交流寬度、深度進一步加大，互動速度明顯提高，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力都將比以往頻發。舊有的淺層交流、由上至下的交流模式、固化的交流對象都難以適應融合發展的需求，亟待調整。更為重要的是，2008年以來兩岸形成的大交流、大發展、大合作格局，讓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的康莊大道，已成為不可違逆的民意主流。沿著這條道路，兩岸在頻繁的互動與往來中，形成了諸多制度性安排，多蘊含融合發展意旨，這決定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狀態、格局、層次是在不斷變化、螺旋上升的。

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未來趨勢

　　（一）從貿易、投資與民眾往來等各個角度來看，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都是互利雙贏的。首先，從貿易的角度來看，30年的經貿往來，多年累計臺灣至少從大陸賺取超過7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為臺灣經濟發展增添強勁動能；若沒有大陸市場，臺灣將呈現貿易逆差，對經濟發展將有非常嚴重的衝擊。其次，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過往30年曆史可知，臺商赴大陸投資對雙方經濟發展都有利；對臺灣而言，大陸臺商經常返臺採購上游原料及機器設備，促進了臺灣對大陸的出口，奠定臺灣在全球商品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對大陸而言，臺商投資可以引進資金技術、帶動相關投資、增加勞工就業、繳納政府稅賦、帶來最新的經營管理技術與企業家精神，對於促進大陸整體經濟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再次，從民眾往來的角度看，兩岸民眾往來可增加相互的了解與情感、化解彼此的誤解、同時也增進彼此的利益。從2008年到2016年的短短八年間，大陸觀光客赴臺超過千萬人次，為臺灣帶來為數可觀的觀光收益，臺灣的旅遊業、交通業、餐飲業，甚至計程車業都因此而受惠。

　　（二）大陸的政策引領始終是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不斷深化的關鍵所在。祖國大陸始終是發展兩岸關係的真誠推動者、政策主張者。在兩岸關係68年的歷史中，有兩次歷史性轉折，第一次是1987年打破兩岸隔絕狀態，其開啟的標誌性事件是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第二次是2008年和平發展新局面的形成，其政策源頭是200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四項主張。兩次轉折都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空背景下，大陸方面率先提出的，臺灣當局迫於內外壓力隨後跟進。1979年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呼籲結束兩岸隔絕狀態、實現“三通”、開展人員往來、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舉行和平談判，到以第一批探親臺胞經香港來到大陸為標誌的兩岸38年隔絕狀態被打破，其間歷時8年。2005年在對臺工作首要任務仍是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胡錦濤總書記先後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來訪，著手推動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道路。從四項主張提出到兩岸關係總體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其間歷時3年。可見，正是大陸在兩岸關係發展不同歷史階段，根據形勢變化，釋出不同政策舉措，促進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引導著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健康快速前行。

　　（三）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進程持續推進，已成為不可阻擋的客觀趨勢和歷史潮流。30年來，正是兩岸千千萬萬普通的親歷者默默參與、點滴奉獻，最終匯聚成兩岸交流的大潮，正是兩岸千千萬萬普通的親歷者，用他們的親情、期許和信念，譜寫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壯美的篇章。30年來，兩岸同胞在經濟合作中擴大了共同利益，在文化交流中增強了精神紐帶，在直接往來中增進了彼此感情，大陸對臺灣民眾的吸引力持續增強，在大陸工作生活的臺灣民眾人數日益增多，大陸針對臺灣民眾的便利化與優惠措施越來越完善，廣大的臺灣同胞正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事業中來，為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與條件。30年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推動和加強兩岸各領域交流，受到兩岸同胞普遍歡迎，符合時代發展進步潮流，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兩岸關係影響臺灣未來發展甚巨，是全臺灣民眾共同關切的議題。臺灣民眾渴望兩岸關係是和平穩定而不是衝突對抗；渴望兩岸關係是交流合作而不是圍堵封鎖；渴望兩岸關係是經濟發展的助力與資産而不是阻力與負債。民眾重視兩岸交流，對能夠推進兩岸關係的政治人物表示讚賞，對緊縮兩岸人員往來措施、開歷史倒車的行徑深惡痛絕。正如島內媒體評論：“臺灣社會要求與大陸交流的力量，如萬馬奔騰，沛然莫之能禦。”儘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遭遇嚴重衝擊，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但兩岸交流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決心和態度沒有改變。“兩岸關係形勢越複雜，越需要兩岸民間加強交流”。

　　今後，我們應愈發注重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實效。在促進經貿、文化合作方面，推動兩岸在資訊技術、食品安全、旅遊産業、文創設計等領域的全面合作；在促進基層交往方面，加強兩岸社區、村、裏，生態農業鄉鎮和姓氏網路族譜等對接；在推動社會融合方面，積極從法制層面規範和保障兩岸民眾的正常交往，去除彼此對對方民眾的歧視性規定與條款，以協商、簽署若干有助兩岸社會融合的協議來加強制度化建設，從法理層面給予保障；在便利臺灣青年來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方面，積極面向臺灣青年推出就業崗位、實習崗位，鼓勵他們在大陸紮根，與大陸青年攜手打拼，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式發展。

　　今後，我們應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轉方式、調結構、促創新、補“短板”，在密切和深化機制化合作中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提供新的現實機遇，儘速形成以創新引領發展、以需求驅動發展的全要素流動、全領域覆蓋、全社會參與的融合發展新格局，為兩岸關係開創更加美好的前景。我們應立足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體諒、相互支援，著眼互惠互利、秉持共創雙贏，通過融合發展實踐，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增強社會活力，不斷激發兩岸民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持續為兩岸民眾謀福祉、為臺海謀和平，不斷增進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